4 经学简史
4.1 西汉·新
4.1.4
无论今古文抑或齐鲁学派，又皆因传授者对经文的解释之不同而出现所谓师法与家法的分流。以《汉书·儒林传》考之，但凡言某经有某氏之学者，皆指师法而言；但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学者，则指家法而言。比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之学，皆指师法而言；《易》之施有张、彭之学，孟有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则皆指家法而言。《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之学，指师法而言；欧阳有平、陈之学，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则皆指家法而言。《鲁诗》有韦、张、唐、褚氏之学，《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皆指师法而言；《鲁诗》之张有许氏之学，则指家法而言。《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指师法而言；大戴有徐氏之学、小戴有桥氏、杨氏之学，则指家法而言。《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皆指师法而言；《公羊春秋》之颜有冷、任之学，又有莞、冥之学，则皆指家法而言。
据《史记·儒林传》，汉代《易》学之始祖为田何；《鲁诗》学之始祖为申培、《韩诗》之始祖为韩婴、《齐诗》之始祖为辕固；《尚书》学之始祖为伏胜；《礼》学之始祖为高堂生；《穀梁春秋》学之始祖为申培，《公羊春秋》学之始祖为胡毋生、董仲舒。《汉书·儒林传》称：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由此可见，《汉书·儒林传》所谓某经有某氏之学的“某氏”，不仅皆非各经学在汉代之始祖，除欧阳之外，当初亦未尝得以立于学官。所谓“师法”之“师”，既然并非鼻祖，也大都并非是五经博士初立之时的“师法”，则所谓“师法”者，之上必然还有“师法”。以《汉书·儒林传》所谓某经有某氏之学的“某氏”之生平考之，大抵皆为昭、宣时人。可见“师法”之说大约终于汉宣帝之世，自此之后，再自成一家者，方才以“家法”称之。因“家法”之说晚出，故西汉多言“师法”，而东汉则多言“家法”。
《汉书·张禹传》：“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
《汉书·翼奉传》：“上以奉为中郎，召问奉：‘来者以善日邪时，孰与邪日善时？’奉对曰：‘师法用辰不用日。……’”
《汉书·儒林传》：“孟喜字长卿，…… 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
《汉书·五行志》：“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上以问黄门侍郎杨雄、李寻，寻对曰：‘《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
以上引文皆汉代重“师法”之例，第二例中的翼奉即《汉书·儒林传》“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之“翼”所指，第三例中的孟喜即《汉书·儒林传》“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之“孟”所指，故此两例也是师法之上更有师法之证。
既然师法之上还有师法，师法之下又有家法，可见汉人固然标榜师法，却并非一概墨守师法，否则，既不可能在旧的师法之下出现新的师法，也不可能在师法之下出现家法。
以理推之，最早的师法之说，当从各经立于学官的博士而来。《汉书·儒林传赞》：“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
由此可见，最早的《尚书》学师法当出自欧阳和伯，欧阳和伯授倪寬，倪寬见知于汉武帝；最早的《礼》学师法当出自后苍；最早的《易》学师法当出自田何的再传弟子杨何；最早的《公羊春秋》学师法当出自胡毋生、董仲舒。《汉书·儒林传赞》之所以言不及《诗》学，想必因《鲁诗》、《韩诗》、《齐诗》的鼻祖申培、韩婴、辕固在文景之时已经立为博士，汉武帝承袭之，故毋庸复赘。由此推之，最早的《诗》学师法，当出自申培、韩婴与辕固。
《汉书·儒林传赞》又称：“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
由此可见，《尚书》学之大、小夏侯师法，《礼》学之大、小戴师法，《易》学之施、孟、梁丘、京氏师法，亦因其学派得以立于学官而兴。
至于《鲁诗》学之有韦、张、唐、褚氏师法，《齐诗》学之有翼、匡、师、伏氏师法，《韩诗》学之有王、食、长孙氏师法，《礼》学之有庆氏师法，《公羊春秋》学之有颜、严氏师法，《穀梁春秋》学之有尹、胡、申章、房氏师法，或因本人仕途亨通，或因其徒位居高官。比如，传《鲁诗》之韦贤、韦玄成父子俱为丞相；张生、唐生、诸生三人皆曾为博士；张生参与石渠论经之会，官至淮阳中尉，其侄张游卿官至谏大夫，为汉元帝之师；唐生为楚太傅。传《齐诗》之翼奉为谏大夫；萧望之历任御史大夫、太子太傅、前将车、光禄勋、领尚书事；匡衡为丞相；师丹为大司空；伏理官至高密太傅。传《韩诗》之王吉为博士、谏大夫；子王骏传其学，官至御史大夫；食生、长孙顺皆为博士，两人之弟子以及再传弟子至大官者甚众。传《礼》学之庆普为东平太傅。传《公羊春秋》之颜安乐官至齐郡郡丞，其徒冷丰为少府、任公为淄川太守；严彭祖历任博士、太守，终于太傅。传《穀梁春秋》之尹更始为谏大夫；其子尹咸传其学，官至大司農；其徒翟方进为丞相；胡常之徒梁萧为新朝之讲学大夫；申章昌为博士、长沙太傅；房凤师从尹更始，历任光禄大夫、五官中郎将。
家法之兴，也大抵因其人之官运亨通。比如，传施氏《易》学之张禹官至丞相，彭宣官至大司空。传梁丘氏《易》学之士孙张为光禄大夫，邓彭祖为真定太傅，衡咸为新朝之讲学大夫。传大夏侯《尚书》学之孔霸官至太中大夫，为汉元帝之师，子孔光传其学，为丞相；许商四至九卿。传小夏侯《尚书》学之郑寬中为汉成帝师，赐爵关内侯，官至光禄大夫，领尚书事；张无故为广陵太傅；秦恭为城阳内史；假昌官至膠东相；李寻为骑都尉。传大戴《礼》学之徐良为博士、郡守。传小戴《礼》学之桥仁为大鸿胪；杨荣为琅邪太守。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由此可见，朝廷设立五经博士的目的并不在于学术而在于栽培官员，弟子就学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学术而在于出仕。故经学师法、家法之出现，其实是官场派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学术未必有多少瓜葛。
得以立于学官之经学流派称之为官学，不得立于学官之经学流派称之为私学。私学不受官方承认，不能成为出仕的途径。自汉武帝建元五年设立五经博士，下至汉平帝之立，一百三十五年间，古文经学始终未曾立于学官，故古文经学问津者寡，亦大抵并无师法、家法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