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6 论语
3.6.1
“论语”之名，最早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以上引文标点，依据中华书局标点本。窃以为如此标点致令“弟子问”三字与上下文气相失，不若视“弟子问”为篇名，读作“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中华书局标点本之所以不作如此读，可能因为今本《论语》并无“弟子问”的篇章。检阅今本《论语》，见诸《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之弟子名姓，大都不见记载。司马迁既然郑重其事地写下“疑者阙焉”四个字，说明见诸《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弟子名姓必然见诸司马迁所见之《论语》。由此可见，司马迁所见之《论语》必然不同于今本《论语》。换言之，从今本《论语》之无有《弟子问》，并不能推断出司马迁所见之《论语》必定也没有《弟子问》。
《汉书·艺文志》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宋邢昺《论语疏序》称：“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邢昺之说，牵强附会，远不如《汉书》之说言之成理。不过，《论语》亦不乏孔子弟子言行的记载，征引有若与曾参之处尤多，并一律尊称之为“有子”与“曾子”而不名。由此可见，《论语》之成书必经孔子再传弟子之手，最终由曾子与有子门人编辑而成的可能性居高。
见诸《汉书·艺文志》的《论语》及其注释之作有如下数种：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
“《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
“《鲁》二十篇。
“《传》十九篇。
“《齐说》二十九篇。
“《鲁夏侯说》二十一篇。
“《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
”《鲁王骏说》二十篇。
“《燕传说》三卷。
所谓“《论语》古”，指古文《论语》，亦称《古论语》，简称《古论》。所谓“《齐》”，指《齐论语》，简称《齐论》。所谓“《鲁》”，指《鲁论语》，简称《鲁论》。《齐论》与《鲁论》，皆系今文《论语》，来历不明，因齐、鲁学派而得名。
如淳《汉书·艺文志注》于“两《子张》”下注曰：“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注文“名曰《从政》”之说与正文“两《子张》”之说相矛盾。可见如淳所见之版本，必经后人改动过，已非原貌。《齐论语》与《鲁论语》之所以合《尧曰》与后《子张》为一篇，可能因两篇皆残缺、所剩无几，遂合二为一。今本《论语·尧曰》不仅篇幅短小而且文气割裂，当可视为有所残缺的旁证。
《史记》称出于孔子故宅之《尚书》为古文《尚书》，于《论语》则仅称《论语》。由此推测，当司马迁之时，《齐论语》与《鲁论语》两今文《论语》皆不曾出，仅《古论语》一种，故无须加“古文”二字以与今文《论语》相区别。倘若司马迁据以写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论语》，就是见诸《汉书·艺文志》之《古论语》，则《古论语》与《齐论语》、《鲁论语》之别，当不止于多出后《子张》篇。说见上文，此不复赘。由此可见，刘向编撰《别录》时所见之《古论语》，当已有残缺脱漏，非司马迁所见之原貌。
《汉书·艺文志》又称：“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膠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据此，则张禹所传之《论语》，当为《鲁论语》。而《汉书·张禹传》称：“及禹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 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
王吉字阳。所谓“唯王阳名家”、“琅邪王阳”、“禹先事王阳”中之“王阳”，皆指王吉而言。王吉为《齐论语》之鼻祖，庸生为《齐论语》之传人，张禹既然先后师从王阳与庸生，并无改师《鲁论》学派之说，则张禹所传之《论语》亦当为《齐论语》，《艺文志》列张禹于《鲁论语》学派，恐误。
《汉书·艺文志》之后，叙述《论语》源流最详细者莫若陆德明之《经典释文·序录》。《经典释文·序录》曰：“汉兴，传者则有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及子玄成、鲁扶卿、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将军萧望之并传之，各自名家。《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别有《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并传之，唯有王阳名家。《古论语》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两《子张》，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孔安国为传，后汉马融亦注之。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论》授成帝。后汉包咸、周氏并为章句，列于学官。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焉。魏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羣、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为主。”
不难看出，除去承袭《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之外，《经典释文》对于《论语》在西汉的版本与流传，还提出了下列新的说法：
第一，《古论语》有孔安国《传》。
第二，传《齐论》的除去王吉还有“琅邪王卿”。
第三，传《鲁论》者，除去夏侯胜之外，还有夏侯建。
第四，张禹原本师从夏侯建习《鲁论》，然后改师王吉与庸生习《齐论》，最终综合《鲁论》与《齐鲁》而自成一家之言，号“张侯论”。
然而，陆德明对于这四点新说法皆未曾道明出处，第四点更与《汉书》张禹本传的说法相矛盾。王吉就是琅邪人，字阳。《汉书·张禹传》称之为“琅邪王阳”。第二点中所谓“琅邪王卿”，恐怕就是因此而误会为另有“王卿”其人。出处既不明，说法又与前代史册所记者相矛盾者，充其量不过是道听途说之传闻，断不足信。而《隋书·经籍志》、邢昺《论语疏·序》等，却皆踵袭其说，以讹传讹，致令《经典释文》可疑之说几成后世之定论。如前所述，《尚书》的版本与源流亦曾因《经典释文》之谬误而更加混乱，今于《论语》亦复如此，诚所谓无独有偶。
至于注释《论语》之作，《汉书·艺文志》首列《传》十九篇，作者不明。中华书局标点本排作：“《鲁》二十篇，《传》十九篇。”如此标点，是视《传》为《鲁论》之《传》，其实未必如此，可能只是因为《鲁论》列于《论语》著作之末而《传》列于论语注释著作之首，首尾相接而已。
《传》之下，又列《齐说》二十九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就其书名推测，《齐说》当是《齐论语》的注释。身为《齐论》传人的张禹是否会替《鲁论语》作《说》？未尝不可质疑。据《汉书·王吉传》，王吉有子名王骏。王吉既为《齐论》学派之鼻祖，身为其子之王骏不替《齐论》作注却替《鲁论》作《说》的可能性也极小。由此可见，关于《鲁安昌侯说》与《鲁王骏说》，存在两种谬误的可能。可能性之一：另有安昌侯其人撰《鲁安昌侯说》，另有王骏其人撰《鲁王骏说》。可能性之二，两书名中的“鲁”字皆为“齐”字之误。既然王吉、安昌侯张禹皆以传授《论语》名家，注释《论语》者另有王骏及安昌侯其人的可能性极少。由此推测，所谓《鲁安昌侯说》与《鲁王骏说》，恐皆为《齐安昌侯说》与《齐王骏说》之误。至于《燕传说》，仅此一见，别无参考，故作者与注释之对象皆无从考核。
降至隋代，见诸《汉书·艺文志》之《论语》及其注释统统失传，东汉学者有关《论语》的注释也大都丧失。见诸《隋书·经籍志》的《论语》除去东汉郑玄《论语注》、魏何晏《集解论语》外，尚有晋卫瓘《集注论语》、崔豹《论语集义》、孙绰《集解论语》、江熙《集解论语》、李冲《论语注》等多种，以及梁皇侃《论语义疏》、隋刘炫《论语述义》等。此外，尚有卢氏《论语注》七卷，或者为东汉卢植之作。
下至宋，见诸《隋书·艺文志》之《论语》著作又大都失传，流传下来的只有何晏《集解论语》与皇侃《论语义疏》。北宋邢昺据何晏《集解论语》与皇侃《论语义疏》而撰成《论语疏》，清代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之时，又依据何晏之《集解论语》与邢昺之《论语疏》而刻成流传至今的《论语注疏》。
《后汉书·儒林列传》称：“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信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由此可见，熹平石经因兰台漆书遭窜改而刻，而兰台漆书又因考生作弊而窜改。既然如此，但凡刻于熹平石经者，必然是太学入学试的内容。据李贤《后汉书·蔡邕列传注》所引杨龙骧《洛阳记》，熹平石经包括“《论语》三碑”。由此可见，《论语》在熹平之前必然已经立于学官，成为官方经学的组成部分。《经典释文》称：“后汉包咸、周氏并为章句，列于学官。”与此推断相合。但凡据开成石经之刻有《论语》而断定《论语》迟至唐文宗之时方进入官方“经学”之说，皆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