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赴欧“取经”，并没有取得什么样的“经书”回来。
1999年陈水扁第一次竞选“总统”时，曾经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去“取经”，抱回了一部“新中间路线”的构图，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在“新中间路线”的包装下，终于让阿扁惊险过关，以39﹪多的选票，低空赢了分裂的连战和宋楚瑜两个阵营。
2011年6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循着阿扁之路，到德国和英国“取经”。但这一次在德国和英国的要求下，蔡英文只能去取绿能建筑和废核政策，以及空泛的再谈谈她的两岸政策，并没有取得什么样的“经书”回来。
既然如此，那么蔡英文为何要在选战已经日益紧绷的情况下，还要特别到欧洲走一趟呢？显然，这是民进党有意区隔和国民党不同的路线，以陈水扁的选战对象连战和宋楚瑜，都是留美的台湾菁英，而这次更明显的是马英九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而蔡英文却是典型的伦敦政经学院毕业的菁英，所以国民党的美国路线和民进党的欧洲路线，已经形成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两条路线之争，这才是蔡英文选前必须到欧洲走一趟的原因。
两条路线的特质
那么美国路线和欧洲路线又有何特质，需要“总统”候选人去走一趟作为象征性的意义呢？
其实可以瞭解，美国路线是一条纯粹资本主义的路线，从1970年代追全球现代化，到现在追求全球化，美国都是主要的代表国家，其中尤以“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最具代表性。
“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陷于债务危机的拉丁美洲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
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并有系统地提出指导拉丁美洲国家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这些经济改革政策得到各机构的共识以及世界银行的支持。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上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才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由于这些政策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相对于“华盛顿共识”，欧洲许多国家所走的“社会民主主义”，却是民进党所向往的路线。
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是一种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开始浮现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里分离出来的众多分支之一。主张应透过民主过程逐步进行变革，以建立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最初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于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后开始发展；该党最后演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不断发展，最后摒弃了军国主义、极权主义及革命，不再藉由这些手段来达到政治变革。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社会民主主义”成了非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专有的称呼。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透过立法过程以改革资本主义体制，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至于原本理论上所追求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若非被彻底遗忘、便是被以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新定义了。
从这里也可看出，民进党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一直是想要区隔国民党走“华盛顿共识”的自由主义路线，这也是陈水扁和蔡英文都要象征性的到欧洲走一趟的主因。
前两代台湾政治路线的差异
事实上，从台湾走向民主化以来，台湾的绿营就出现过两种不同的路线思考。以李登辉为主的日本“军国主义”路线，他藉由“军国主义”的思考，不仅击退国民党内“非主流路线”（或说蒋家宫廷派）的反动，李登辉也以“军国主义”的思想，强硬的对大陆进行强力的“反攻”，导致1996年台湾举行第一次民选“总统”选举时，引来大陆飞弹试射的压制。
贫富差距问题才是政治人物最需解决的议题
但李登辉的“军国主义”思想并没有对中国大陆退缩，反而在他后来的执政中，对大陆采取“戒急用忍”的政策，以及1999年7月5日祭出“两国论”的主张，让两岸关系又再度陷入“战争边缘”。
李登辉时代过去以后，陈水扁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向当时的名师纪登斯所主张的“第三条路线”，取回“新中间路线”的思考，这是陈水扁虽然从本土派出身，却也希望在1990年代盛行的“第三条路线”，为统独争议不休的台湾找到一条出路。
所以，陈水扁在2005年会和李登辉翻脸，主要的原因不是什么利益之争，而是路线之争。李登辉希望陈水扁仍走“军国主义”路线，但陈水扁从就职时宣示“四不一没有”，再到2001年元旦祝词中取用“欧盟模式”的“统合论”。可以说，“欧盟模式”的“统合论”和李登辉“军国主义”路线的区别，这已经种下李登辉和陈水扁最后会翻脸的主因。
那么为何陈水扁又要提出“欧盟模式”的“统合论”呢？其实他的背后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在支撑他的“统合论”。这股“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民进党走向农工政策，又不想以武装革命的手段来达到他们取得政权的目的，所以接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路线，应该是最容易区别国民党走“华盛顿共识”，这种纯粹美式资本主义路线的不同点。
可惜的是，由于民进党背后有“台独党纲”的存在，让大陆一直对陈水扁保持“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让陈水扁试图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并不成功。最后他只好回到李登辉“军国主义”的路线，也就是提出“终统”和“入联公投”的主张，但这时的陈水扁已经被贪腐的问题给“绑架”，再加上他已经和李登辉翻脸，所以陈水扁想要转向“军国主义”路线，已经时不我予。
李登辉和陈水扁的关系，可以说跟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所写的代表作“父与子”完全相同的情景，也是制造陈水扁执政八年会失败的宿命。
屠格涅夫在“父与子”的小说里，父亲与儿子代表着俄国两代之间日益增长的代沟，儿子角色代表“首号激进分子”，他崇尚虚无主义和拒绝旧有的规则。而屠格涅夫写“父与子”是想回应他在1830年代至1840年代中，所见到的自由主义和正在增长的虚无主义运动，两者之间日益出现的文化分裂。
相对的，陈水扁所走的路线有一点类似屠格涅夫小说中“子”那一代，代表一种虚无、激进的态度；而李登辉却代表着“父亲”那一代，有些保守，又坚持己见。所以陈水扁和李登辉的两条路线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陈水扁一开始就顺着走李登辉“军国主义”路线，他也不至于一下台就被关到牢笼里；反之，陈水扁若一开始执政，就顺着“民主社会主义”的路线走，他应该也不至于把美、中关系弄得那么僵化，最后不得不让美、中“共管台湾”。
第三代会怎么走
那么蔡英文所代表的民进党“第三代”，她的路线又会怎么走呢？蔡英文刚好有李登辉和陈水扁两个世代的从政经历，以致于她的路线必然有“军国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内涵。所以，蔡英文的政策既带有“军国主义”的刚性，以及陈水扁早期执政的柔性，这也是为何吕秀莲一直批评她无法接受外在的意见。但在吕秀莲为“玉山周报”举行募款餐会时，蔡英文却可以不计前嫌，前往会场帮吕秀莲募款。这就是蔡英文“刚性”与“柔性”并存的两个政治性格。
所以，从另一面也可以看得出来，蔡英文愿意在选情逐渐紧绷之时到欧洲走一趟，代表她还是想找回“社会民主主义”的柔性路线，所以未来她如果执政，必然也会在李登辉的刚性“军国主义”，以及陈水扁柔性“民主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中，找到一个融合点，如果她能成功的在这两条路线中融合，才能有效的创造真正属于蔡英文的“蔡英文时代”。
由于蔡英文还在找寻这样一条路线，所以眼前大家所关注她的两岸政策，对她而言并不是最重要必须处理的事。反而是台湾贫富差距在社会上所产生的躁动和不安，才是她最关心的一个面向。这也是为何蔡英文一直不愿意在两岸关系上做充分表态之因。
在两岸关系中，既然民进党无法接受“九二共识”，蔡英文也不必要在这方面作表述，只要能够“延续前朝政策”，或者追求“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想法，让两岸关系在马英九已经铺陈好的路线继续走下去，那么她就可以向人民交代。其他的所谓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或是“签署和平协议”，马英九都不敢做的事，民进党若能重返执政，蔡英文也不可能在这方面去走更“激进”的路线。
因此，蔡英文只要找回“社会民主主义”的民进党传统，努力去调和社会的贫富差距，并解决最近几年来，台湾不断增多的贫穷问题，这样蔡英文就可以向选民交代了。
民进党与国民党路线的差异
现在回头来谈国民党和民进党在路线上的差异。
国民党的菁英既然都是以留美为主，所以他们普遍接受美式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使这三年多来广泛的跟大陆交往，但也仅止于经济面向的交往，要马英九一下子跨越政治、军事的“红线”，其实也不太容易。而且马英九跟大陆的交往，还是在许多前提之下才形成，例如“不统、不独、不武”，“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等的条件限制之下，才有开展两岸关系的局面。
所以，马英九的与大陆的交往模式，并非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模式，他还是有许多壁垒存在，就像即使台湾的大学需要许多陆生来挹注，但马英九还是把条件规定得比各国都还严格，这跟大陆大举开放台生登陆求学，还是有许多的不同。
在另一方面，马英九所走的美式资本主义路线，对台湾的资本家确实给予相当的优惠，但对一般的人民却是一毛一分的税赋，都要抽得乾乾净净，所以有钱人在懂得避税的情况下，他们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在一分一毛都逃不掉之下，只能望天兴叹。
所以说，国民党内充斥着美式菁英，让他们想不选择走“华盛顿共识”路线也难。
反观，民进党内部充满职业政治家，他们从年轻时代就跟着派系，或是特定政治人物作为一个专业的政治职业家，而且民进党不是那么重视伦理，只要自己觉得时机成熟了，这些年轻的职业政治家就会直接参与选举。所以，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大都是赤手打空拳，没有太多的政治资源可以帮他们忙，完全要靠自己的“职业性”来获得选民的支持。
就因，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许多都是赤手打空拳起家，所以他们只能在农工阶级去争取选民的支持，毕竟，在社会上这是一群最大的群体，以毛泽东在大陆所做的农村调查，这一群体几乎是占所有社会人群的70﹪，台湾即使发展到消费社会，但这个群体跟毛泽东时代的差异性并不大。这也是民进党政治人物特别需要注重来自底层的选票之因。
同样的，身为党主席的蔡英文，她为了竞选，必须拿出一套可以让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或是跟随的选民有一个遵循的方向。因此，这一次欧洲行，蔡英文表面上是去探索德国的绿能建筑和废核政策，去英国谈全球气候变迁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否能够找回“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应该是她的主要目标。
马、蔡之间的路线之争
从上述的路线分析，我们可以理解在1990年代，日本研究台湾的学者若林正丈虽然认为台湾没有左、右之争，只有统独之争。但经历10几年来的统独争议之后，再加上马英九执政三年多来，两岸关系已经逐步走向和平发展，所以统独之争已经不再是台湾最需面对的问题。反倒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才是政治人物最需解决的议题。
既然有贫富差距，就必然会出现左右的路线问题。左派路线是以底层的农工为主的对象，右派还是以传统的资本家为主。国民党所代表的右派路线，在跟大陆亲密交往之后，他们获得大陆的广泛“让利”，所以大陆的崛起，反而让国民党与一些台湾在大陆发迹的资本家获得好处，这也是国民党愿意广泛跟大陆交往的主因，本质上跟统不统一没有多大的关系。
反观，民进党虽然还是坚持左派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但在地方上当政的县市长，也并不排斥跟大陆进行交往，倒是民进党中央看不到大陆“让利”对民进党中央有多大的好处，所以他们坚持跟大陆的交往要缓，不能急，这也跟民进党是否坚持独立的原则，没有多大的关系。
意思也就是说，现在的台湾政治，大家已经不把统独当成必然不可跨越的界线，这也是马英九会坚持“不统、不独、不武”的主因。既然马英九可以这么坚持，未来民进党若重返执政，也不必然不能这么坚持，只是现在民进党还要走农工路线，他们还不敢大声的喊出相同的声音罢了。
所以，马英九和蔡英文的路线不可能有多大的不同，若要说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还是在于前面我们所分析的“华盛顿共识”的资本主义路线，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上对选民在“意义”上的不同。
其实，台湾的选民也不必然懂得这个“意义”，或说如何去分析这个“意义”的主观意识。这也是为何民进党在他们所自行做出的民调中，会发现25岁到35岁的选民，最支持国民党，反而是年纪较大、农村地区，以及年轻的选民比较愿意支持民进党。
以25岁到35岁之间的青壮年，应该是社会上生产力最旺的一群，他们大多数愿意支持国民党，显然是知道国民党的自由主义路线对他们比较有利，而生产力比较弱势的青年和老年人口，可能需要更多的福利国家政策，他们依靠国家的保障也比较多，所以他们会偏向支持民进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这两种政策与路线的不同，正好符合民进党民调的偏好。
所以，明年一月份台湾的“总统”大选，现在要分出输赢很难，难就难在于当前的台湾政治倾向，已经不再被统独两种意识所牵制，反而是社会面向的贫富差距，将会主导这场选战的输赢，这也是国民党在这一年来不断祭出调和贫富差距的政策，例如奢侈税的通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同样的，民进党从办理“总统”初选时，三位候选人大多把焦点集中在贫富差距方面，而很少去触及统独的议题，显见，民进党已经看出在两岸和平交往的过程中，统独议题已经不再是选民所最关切的议题，既使从6月以来，台湾许多的社会运动，他们也不再触及统独议题，倒是反核的社会议题，变成大家所关切的问题。所以，明年一月份的这场“总统”大选，社会议题将压倒统独议题，这显然也是蔡英文一直不愿意在两岸议题上多所表述之因。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1年7月号，总第16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