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的十大罪状
中央组织部革命群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的十大罪状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是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重要成员。是个大叛徒，大阴谋家，大贪污犯，大流氓。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庇护下，长期窃踞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要职，统治中央组织部达二十一年之久。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欺上压下，搞独立王国；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推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反对三面红旗；取消阶级斗爭；生活糜烂透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地鎮压革命群众运动，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反共老手、大叛徒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早在三十多年以前，就背叛了党，背叛了人民，背叛了革命。
一九三六年他在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时，带头在敌人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反动透顶、臭名昭彰的“反共启事”，原文如下：
徐子文反共启事
（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二日伪华北日报）
“子文等茲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茲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 周 斌 张永璞（薄一波）
杨仲仁（杨献珍） 董旭生 刘华甫（刘瀾涛）
夏维勋 冯佼斋（马辉之） 徐之荣（徐子荣）”
徐子文就是安子文，这张“反共启事”就是他叛党的铁証。他在这个“反共启事”上，公开声明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领导下，坚决反共，效忠蔣介石匪帮，甘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并且在出獄前后玩弄各种手段，誘惑别人跟着他走叛党投敌的反革命道路。
三十多年来，这个大叛徒，一直向党隐瞞了他的叛党罪恶，混在党內，窃踞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重要职务。一九四九年进城以后，他怕露出了马脚，竟利用职权，派人严加控制了敌伪档案，并私自翻阅了自己的档案，千方百计地掩盖他的叛党罪行。
二、搞独立王国，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一贯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独断专行，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弄虛作假，千方百计地欺骗、封锁毛主席，把中央组织部变成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
安子文搞独立王国是由来已久的。早在一九四八年，即安子文这个大叛徒窃取中央组织部领导大权第三年，因不向毛主席作报告，曾受到过毛主席批評。一九五一年，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从会议的准备工作到一些重大决策，都沒有向毛主席作請示报告，完全是在刘少奇的操纵下，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对此批評说：“什么组织工作会议，什么党员八条，我怎么不知道？”对这一批評，安子文虽作了假检讨，但并无一点悔改表现。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又多次批評了中央组织部。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口头上和文字上两次严厉指出：“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以安子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这一严厉批評，更是怀恨在心，负隅顽抗。不仅不向广大干部传达，而且安子文还胡说什么：“毛主席不了解中央组织部情况”，“我不能做陈伯达”（大家都知道陈伯达同志是紧跟着毛主席的）。不仅如此，他们还一方面用假检讨、假报告来欺骗毛主席，另一方面则更加变本加厉地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
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要大办农业，以农业为基础。而安子文一伙却大喊大叫：“抓了农业，忽略了其它”，是“狗熊掰棒子，抓了这个，丢了那个。”
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农村多发展些党员。而安子文一伙却说：“现在党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精简机构。而安子文一伙不仅不研究、不执行，反而借此来堵塞从工农中提拔干部，却保住干部队伍中一些资产阶级渣滓。
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干部要参加劳动。而安子文一伙根本不管、不推行、也不检查其执行情况。
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而安子文一伙却只强调要提拔所谓年轻有为的新生力量。
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工交企业建立政治部。很多地方进行試点，而安子文一伙却不执行、不调查、不总结。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前十条。而安子文一伙却恶毒地攻击说：“双十条，只講了前十条，而不講后十条，这是造成干部紧张和顶牛的原因之一。”所谓后十条，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眞、安子文等人背着毛主席搞的。
有些犯错误的干部，毛主席亲自提出处理意见。安子文一伙则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有些干部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揭发一些中央机关部长及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一些严重问題。安子文一伙便批阅存档了事，根本不向毛主席反映。
三、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爭考验的无产阶级眞理，是最现实的马列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统一的行动纲领。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极端仇视。他散布种种流言蜚语，竭尽污蔑和攻击之能事。早在一九五二年他就恶毒地污蔑说：“毛主席吃了饭沒事干，老呆着。”在旧中央组织部机关內，不讓挂毛主席象，不讓贴毛主席语录，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教育党员。在组织部出版的刊物上，从来不刊登毛主席、林彪等中央负责同志的講话，不介绍一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文章，却经常地、大量地散布他们的黑货，发表大量的毒草，大肆宣传修正主义，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提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眞正学到手。而安子文却公开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在中央组织部机关內大力提倡学古文，請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講課，他带头听課，带头讀二十四史。他还胡说什么：“机关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教条主义’，死啃书本，理论脫离实际，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反对机关革命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竟明目张胆地规定，工勤人员不到初中程度，不准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
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安子文是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伙同一起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阴谋篡党、篡政、篡军，搞资本主义复辟。
安子文与彭眞早在三十多年前北方局时期，就勾结在一起。解放以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地结成死党。安子文竭力吹捧彭、陆、罗、杨，到处散布他们的反党言论，为阴谋搞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他长期以来，根本不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而是经常大講特講彭眞的“黑指示”。安子文等人极力吹捧彭眞，胡说什么：“彭眞水平高，作风好，看得远，站得高。”“彭眞是党內的副总理”， “是副总书记”， “彭眞的意见就是中央的意见”，“彭眞、罗瑞卿跟中央跟得紧”，等等。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蜜语，疯狂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准备召开“八大”时，安子文竟狂妄地提出了一个“有薄（薄一波）无林（林彪同志）”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企图把林彪同志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他们还疯狂地攻击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他还企图讓彭眞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讓杨尚昆担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要职。
安子文与彭、陆、罗、杨互相勾结，互相包庇。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批評中央组织部搞独立王国，邓小平、彭眞就出来为安子文承担责任。一九六三年，有人揭发彭眞在北京市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安子文就为彭眞庇护。一九六二年，杨尚昆背着毛主席，伙同安子文派人去四川进行“私访”，收集反对三面红旗的黑材料，当毛主席追查时，安子文就欺骗毛主席，为杨尚昆承担责任。安子文还大量扣压了群众揭发彭眞、陆定一和严慰冰（反革命分子，陆定一的老婆）的反党罪行的控告来信。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安子文与彭眞更是狼狈为奸，企图蒙混过关。杨尚昆的问題揭发后，他们不仅把杨尚昆安排担任省委书记的要职，而且还背着毛主席，将杨尚昆的亲信仍安插在中央各部的重要岗位上，以便待机东山再起。陆定一的问題揭发后，有人揭发陆定一恶毒地誣蔑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安子文就把来信扣压起来，不向中央报告。今年二月彭眞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反党纲领抛出后，安子文就大肆造谣惑众，胡说这是根据毛主席的講话写的。三月，批判罗瑞卿时，彭眞与安子文进行密谋，将安子文拉入批判罗瑞卿问題的七人小组，通过安的活动，到处宣扬罗的问題只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內的反映。彭眞还授意安子文在批判罗时仍要称罗为“同志”，不要提罗历史上曾经在政治上发生动搖的丑史。他们还攻击別人把罗瑞卿当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过分了。彭眞的问題揭发后，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重要成员、大叛徒薄一波，就偷偷地给安子文通了消息，策划应变。安子文这个反共老手经过一番筹划以后，就施展开他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面大講特講他与彭眞关系紧张，矛盾很大；一面又到处散布“对彭眞同志要一分为二，彭眞同志过去是有功的”，“彭眞同志过去在大的方面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跟他”，“彭眞同志的工作是很辛苦的”等等，为彭眞涂脂抹粉，企图掩盖彭眞的反党罪行，也掩盖他自己的反党罪行。
安子文长期以来，与彭、陆、罗、杨秘密勾结，利用合法地位，利用各种时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积极扩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势力，在全国各地、各部门中埋下了许多顛复的种子，把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自首叛变分子、蛻化变质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安插在许多重要岗位上，有的已当上中央局的书记、省委书记、中央机关的部长、副部长，篡夺了这些部门的领导大权。为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积极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把一批自首叛变分子和政治嫌疑分子，长期不进行审查，隐蔽起来，并安插在重要岗位。仅与安子文同时叛党的就有数十人之多，如薄一波、刘瀾涛、胡锡奎、李楚离、杨献珍、廖鲁言、徐子荣、冯基平、马辉之等。他们一方面互相隐瞞包庇，封锁中央和毛主席；另一方面造谣说组织上了解他们的问題，可以不进行审查。并且把“组织上了解，可以不再审查”这一条，塞进审干规定中去，使他们这些叛徒，以及他们包庇下的一批牛鬼蛇神的政治问題，不被审查成为合法化。
他们还采用“定性从轻”的办法，把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題的人说成一般问題。如对反党分子刘秀峰被捕后当堂指名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变行为，安子文等一伙竟只确定为“动搖”、并讓其长期把持建工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的要职。
他们大肆提拔重用自首叛变分子，重大政治嫌疑分子及其他牛鬼蛇神。他们为了把这种阴谋活动合法化，还选择出一个出卖过革命同志的叛徒金明作为标兵，提拔为中南局的书记处书记。大叛徒、反革命分子邓拓、田汉、阳翰笙等，也是安子文伙同彭眞、陆定一包庇下来的。
他们还极力培养亲信，培植私人势力，到处安插，遍布全国各地。如刘植岩（原中央组织部处长，现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李力安（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賈震（原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现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王甫（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现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丹彤（原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现任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马耀驥（原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主任，现任交通部副部长），王雨洛（原中央组织部处长，现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韩劲草（原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现任西北局秘书长），张文豹（原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副主任，现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望淮（原中央组织部处长，现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刘毅（原中央组织部处长，现任中央财贸政治部副主任），王敖（原中央组织部副处长，现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等。除了中央组织部派出的以外，安子文还从其他地区和部门网罗培植了一批私人势力。
五、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
以安子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狂妄地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提得“不完滿”，胡说什么“如果再有个关于能力的提法就更好了”。他们以“培养提拔年轻有为的新生力量”为借口，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他们把年龄和文化程度作为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他们还提出“要挑选特殊的人材，进行特殊的培养，用于特殊的用途”。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在群众斗爭中产生，必须在革命大风浪中鍛炼成长的指示。
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长期以来，安子文在选拔干部上，极力反对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极力反对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放在首位，他们胡说什么：“在干部问題上，既要反对重才轻德，不问政治的倾向，又要反对只管政治品质，不管业务能力的倾向”，公开的把看干部的政治品质作为一种倾向去反对。他还说什么：“在具备德的条件下，为人民服务得好坏，才又起着决定的作用”。这就完全露骨地暴露了他修正主义的嘴脸。
安子文一伙，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工农干部。他们从一九五七年就以“精简”为名，大量裁减工农干部，一九六○年又进一步规定不准从工农群众中吸收干部，不准吸收部队连以下的转业干部，使干部队伍的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
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在整党问題上，一贯对抗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解放以后的几次大整党，都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背着毛主席召开的。会议作的整党决议，根本沒有贯彻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过渡时期两条道路斗爭的论述，而大講“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相对抗。
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整党，根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是在阶级斗爭中进行的，不是在互助合作化运动中进行的，而是孤立的整党。一九五三年毛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安子文仍然集中一万多党员干部在老区农村大搞整党，形成两个中心工作，冲击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安子文对毛主席发动的各次政治运动，根本不加理采，使整党处于自流状态。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再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爭，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安子文在同年十月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根本不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講阶级斗爭，根本不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却另外搞了一套登记党员的办法，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
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提出“阶级斗爭，一抓就灵”，要深入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是安子文却集中了四万五千名干部，顽固地坚持进行登记党员試点，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台。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題伪决定”，即前十条。在这个十条中，毛主席指示说：“这十个问題解决了，或基本上解决了，也就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上整顿好了。”可是安子文反对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到一九六五年他还污蔑毛主席说的“基本上”这三个字伸缩性很大，是低标准，是不能把党整好的。
安子文还积极参与了起草后十条。在这个后十条中，提出了整党八项要求说，“这八项要求达到了，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就基本上整顿好了”，与毛主席提出的前十条唱反调。
在发展党员问題上，反对党的阶级路线，限制发展工农党员，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敞开大门。
毛主席说：“必须注意有步驟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却长期对工人实行关门主义，工人党员本来很少，他们却歪曲事实，说什么“工人党员数量已经不少了”，拒绝接收工人入党。一九六一年以来，在农村，基本上停止了发展党员。在大专院校的学生中也是如此。使党內严重缺乏新鲜血液。相反，却把沒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批地拉入党內。
在基层党的建設上，也是反对毛主席的指导方针的。
一九六一年，毛主席指示安子文，要他抓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构試点，他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試点越試越小，不了了之。
一九六二年，安子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泡制了工业、商业和农村三个党的基层工作条例。在这三个条例的一百二十条中，不提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工业和商业两个条例中，还规定车间、门市部支部不能起领导作用。
同年，安子文等人还伙同旧中央宣传部编了《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小册子，这是一株彻头彻尾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七、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大刮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对三面红旗恨之入骨。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反党集团，与国內外敌人相呼应，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就在这个时候，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同彭德怀紧密配合，到处收集反党材料，向党大举进攻。仅在庐山会议前六个月中，安子文就派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汉、李楚离、陈野苹、丹彤等，率领大队人马，先后走遍全国二十个省区，并召开六个大区“座谈会”，收集所谓“尖端”材料，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在这些材料中，竭尽歪曲、造谣之能事，不管是什么人说的，不管是眞是假，只要说得越恶毒，他们就越高兴。他们把收集到的反党材料，同大党阀彭眞精心策划之后，由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第二号人物赵汉，拚凑写成一个《关于一部分公社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干部作风方面的情况简报》，大党阀彭眞对这个材料如获至宝，就在党中央召开庐山会议的时候，盜用中央的名义抛了出来。这个报告的矛头是对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是同彭德怀反党集团拋出的反党纲领相呼应的。彭眞要安子文写这个报告时，就講过：“要反映点缺点。”安子文也恶毒地说：“党內生活极不正常，是四二年以来最不正常的一段，从上到下都有这个问題。”赵汉更露骨地说：“这个报告的写法，是从公社看上边。”看，这伙坏蛋，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这个反党报告，把大跃进以来的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对基层组织、基层干部恶毒地誣蔑和攻击，把干部说成是压迫者，极力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什么：“见官三分灾，不如早躲开”，说什么“不能谈国事，不能说干部的好坏，不能提不同的意见，眞是不自由”，说什么“千斤鼻子压着四两嘴巴，有话说不出来，”等等。这完全是一派谰言。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搞的《七个省市三级干部会议对于党內民主生活问題的一些议论》和《九省市三级干部会议关于发扬民主的一些建议》两个反党材料，安子文大为欣賞，转登于《组织工作通讯》，这两个反党材料把大跃进说成是吹牛皮，把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说成是毫无原则的政治庸人。
安子文恶毒攻击和污蔑大跃进说：“把大跃进中的缺点收集起来，编一本书，比《今古奇观》还要奇”。“现在的怪事眞多，眞是无奇不有。如果不是怕划右派，可以写一本书，比《官場现形记》的內容还多得多。”他甚至还无耻地说：“只要给两斤粮票，就可以随便同一个姑娘睡觉。”他还造谣说，这个省死了几十万人，那个省死几百万人。他咬牙切齿地说：“农村干部的‘五风’很严重，他们比西藏的农奴主还坏，如果感情冲动，杀他几千人也犯不了错误。”
安子文到处宣扬邓小平的謬论：“现在最主要的问題是多生产粮食，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耗子就是好猫。”他们还妄想抬出右倾机会主义者邓子恢出来管农业。
安子文一伙四出为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翻案，他还与彭眞密谋，亲自出马，为反党分子杨献珍等翻案。
安子文还攻击说：“前几年工作中，过去的谦虛谨慎的态度沒有了，骄傲自滿起来了，这几年调查研究之风差了，主观主义就严重了，所以制定政策就是错误的。”还说：“这几年党內外民主少了，有的人只能听成绩，不能听反面意见，加上高指标把人压得很厉害。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使党內生活不正常，使人不敢提反面意见。”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安子文，对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是何等的仇恨。
八、取消阶级斗争，大搞阶级调和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爭。并提出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极力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在农村四清中，不以阶级斗爭和两条道路斗爭为纲，却大搞阶级调和，取消阶级斗爭，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地富反坏分子，为复辟资本主义打基础。
安子文在四清中不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反对依靠贫下中农，他经常引用刘少奇的话说：“贫下中农能不能依靠，要看我们工作做得够不够”，“工作做到了，就可以依靠，工作做不到，就不能依靠”，根本否定贫下中农是农村中的依靠对象。他在这种反动思想的支配下，千方百计地把中农、上中农、伪军官、伪职员等拉入贫下中农队伍，弄得阶级阵营混乱，敌我界限不清。
安子文反对在农村中建立贫协组织。早在一九六○年，华北局就提出建立贫下中农协会的问題，安子文却借口农村组织太多了，极力反对。直到一九六三年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四清的十条决定，提出要在农村建立贫协时，安子文眼看抗拒是不行了，于是就用篡改贫协条例的办法，把贫协会变成一个阶级调和的大杂烩。在二十里鋪生产大队，他别有用心地把二十六个中农、上中农出身的人吸收为贫协会员，一个改了成份的富农分子也加入了贫协。安子文还大肆叫嚷： “非贫下中农出身的党员，整党后，原则上都应该吸收他们参加贫协。”
在二十里鋪公社开三干会时，安子文大放厥词，说什么“要替三干会恢复名誉”。在三干会上，对四不清干部“不搞重点围攻，不搞批判，不搞斗爭”，强调用说服的办法进行劝降，搞阶级调和，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划阶级成份和評审四类分子时，安子文又强调“就低不就高”，以“缩小打击面”、“分化瓦解、区別对待”为借口，把大量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划成“农业劳动者”。致使这些地富反坏分子的气焰没有被打倒，四清运动后有的还进行阶级报复。
九、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不但是鎮压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等历次群众运动的刽子手，也是鎮压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也采取了在历次革命群众运动中慣用的“杀鸡给猴看”的伎俩，实行白色恐布。运动初期，就对革命群众进行威胁、恐吓、造谣，并组织围攻，誣蔑写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有“个人主义”、“情绪不正常”、“搞阴谋”等等，布置他的爪牙搜集整理革命群众的材料，辨黑名单，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甚至准备送去劳改。同时，他还作出种种规定，阻碍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以保密为借口，不准查阅档案、文件，声称誰违反这些规定，要给予党纪处分。他坚决地执行刘、邓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积极按照刘、邓的指示，从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去北京市机关、厂矿、学校，鎮压革命群众，还积极抽调部內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别到內蒙、北大、哲学社会学部等单位。他这样做，也是为了转移运动方向，分散机关革命群众的力量。
当革命群众起来时，便推出了巳被群众揪出的四个走卒作为“替罪羊”，演出一場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丑剧。同时，他还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面向革命群众作假检讨，向中央作假报告，企图蒙混过关，一面通过他的帮凶与走卒四处为他的罪行开脫。当他实在混不下去时，安子文、赵汉、乔明甫、陈野萍、杨以希等就密谋策划应变，对他的亲信陈一平等面授机宜，唆使陈一平、柯里混入文革临时筹委会，窃取了领导大权，企图保护他们过关，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猛烈斗爭下，他的阴谋终于一个个的被戳穿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一个个地被揪出来了。
十、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不但在政治上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且生活极端糜烂，过着荒淫无耻的资产阶级生活，是一个典型的大资产阶级分子。长期以来，小病大养，吃喝玩乐，挥霍无度。吃的是鸡鸭鱼肉、水果糕点；看的是香港色情电影；讀的是“金瓶梅”等淫秽小说。借口治病，到处游山玩水，兴师动众，从全国各地請来中西名医为他“治病”，服用了大量的贵重药品。
安子文是一个大流氓。一贯乱搞两性关系，仅解放后，就有十几人之多。
安子文还是一个大贪污犯。据初步揭发，利用各种卑鄙的手段贪污一万四千多元，挥霍浪费三万二千多元。另外，大兴土木四次修建他的“官殿”、“行宫”，挥霍了国家资金达十四万多元。
安子文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的父亲是官僚，伪县参议员，是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地主分子。解放以后，安子文竟将其地主婆母亲接来北京，逃避了人民的斗爭和劳动改造。在生活上百般照顾、无微不至，仅生活费每个月就耗费劳动人民血汗达九十元之多，并配有专人侍候。去年四月，这个地主婆死了，安子文竟大办丧事，陪灵送葬，大讲排場，还为这个地主婆立碑树传。但他又心怀鬼胎，不敢在碑上署他自己的名字，而只署上他弟弟安志民的名字。
中央组织部革命群众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的十大罪状》，16开铅印单行本，原印刷品未标具体印行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