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子里，忙里忙外的，一直就俩人：我，自己当经理，管理一个菲律宾女雇员。立规矩的时候，不成文的，周六只营业半天。不按加班工资付薪水，只中午那顿饭，由公司掏钱，我跟她下馆子。
馆子吃多了也腻。有一回，她请我到她家里去用餐。我当场发现，在馆子里支得跑堂团团转，递完刀子又叫递叉子的，她们菲律宾人在家中用餐其实全仗一只手！五爪金龙地，把饭和菜先在盘子里搅拌匀了，再撮到手指窝里，然后用拇指往嘴里送。看着就跟一群要饭的似的。
大革命后期，在干校，我读的是农中。住读，每个礼拜回一趟家。赶路上学的时候，把下一个礼拜的米，装在一细条的袋子里，斜背在背上。这边挎着书包，扎上腰，卷起裤脚，呵呵，跟红军似的。
吃饭用的是瓦罐子，园口平底，用油漆写上名字。每顿饭要提前到厨房大爷那儿去放米，吃多少就往自己的瓦罐子里倒多少，也没洗米这一说。厨房大爷然后往每个罐子里浇点儿清水，一层一层的，摆放到一个大铁锅上，蒸。那时候，一个月的伙食费，除了米，也就两块钱。中饭三分钱，只有菜，晚饭加一片肉，五分钱。省一点，不要那片肉，一块八也够了。
更早一点儿，大革命前，单位职工无论家庭还是单身，一般都打饭吃，很少自己做。食堂大师父把煮好的米饭捣碎，盛进箩筐里。开饭的时候使一半大的海碗舀，也不戴手套。满一碗算四两饭，抖两抖算三两饭，这边手再上去给抹平了，就是二两饭。
也有家庭要自己做饭的，不是炉子挨着炉子在集体的厨房里做，就是楼道里各自门前堆上蜂窝煤点上炉子做。没有冰箱，剩菜就摆在小桌上，盖一纱罩防苍蝇。现在想起来真奇怪。那时候，再热的天气，剩菜就这么放个两叁天，是不会坏的。当然，坏了也照吃不误。
收入还不错的人家，啥鸡呀鱼呀的，都偷着做，偷着吃，别露富。收入糟糕的人家，啥鸡呀鱼呀的，都偷着抓，偷着养，不声张。倒是有家上海人，收入挺一般的，就住我家对门儿，每天楼道里支个小桌子吃饭，天天有鱼。我就跟老爸闹：看人对门儿的天天有鱼吃。老爸急了，回了一句：小半斤的鲫鱼吃一礼拜，星期三才翻身，那也叫吃鱼？
大点儿的食堂，比如大学里的学生食堂，米饭是一铝托一铝托，上架推进蒸笼里，蒸出来的。大师父使划刀，横三竖二这么一划，铲出来一个方块就是四两。学工程的，村儿里来的多，都是棒小伙儿，能吃。早点是一根筷子插倒底，最少仨馒头。下午踢完球回来，经常是两个方块儿，八两米饭才算饱。
我最能吃的时候，是十七、八岁，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每年冬天，小伙子们都争相报名到县里参加修水利。不但工分给得满给的高，主要是吃得好。每天定量是二斤一两大米，大鱼大肉的，加上米酒，放开了吃。吃得夜里帐篷四周全是毒蛇蜈蚣和野狗，生物链另一端的大哥大。出去撒野，出去吐，全得小心，大手电筒照着。
回到知情组就别想这么吃了。非常小心地吃，老喝粥，还每年都吃超了自己的口粮。生产队工分值本来就低，加上常分点花生油，花生米，塘鱼，柑橙，烟叶啥的，年年算下来都欠队里的钱。
唉，一想起这吃饭来，就生气美国那个，最后是胖死的，低炭减肥法的创始人。他死了活该！该死的不知道把多少人给骗了，整地都不吃大米饭了。其中包括我的女儿，已经几年粒米未进，整天吃从超市买来的纸盒子里的东西，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吗？唉！
阿猪
零四年六月
新西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