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里
(旅英杂记 21，文中人姓名均已更换)
田 心
阿里是我在英国第二次打短工的那家中国餐馆的厨师。他说他祖籍是中国广东人，到英国已经十几年了。这里人都喊他阿里，究竟是姓李还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不知道。他的英国护照上的名字是BENSON（本生），没有姓，他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是谁。我与他相识一段时间以后，根据他多次酒后对我述说的零零星星的自传，才弄清了他的来历：他是在1966年中国文革初期深圳罗湖口岸管理失控的几天里到香港的。那一批中国大陆人拥入香港，与偷渡性质相同，后来全部取得难民身份，由英国政府统一安置到英国本土或英国殖民地，阿里被安置到英国本土。
他看去不到四十岁，皮肤白皙，不长胡子。但他自己说他有五十岁了。这也可能。因为他身材瘦小，一白掩真年。有一次我们在一张国际餐桌上共进晚餐，苏格兰姑娘海塔猜大家的年龄。她猜阿里为二十三岁，猜我为五十一岁，猜另外一个二十二岁的叙利亚小伙子为四十六岁。可见皮肤白就显得年轻，照她猜的，阿里倒成了我的晚辈人了，其实阿里比我还大十三岁呢。
阿里没有结过婚，也没有过婚外的性生活经历。他目光呆滞，反应缓慢，头部和脖子似乎不能扭转，看侧面时一定要整个上身都转过去才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怀疑他的中枢神经受过伤。果然，后来他告诉我，二十几年前，他和他弟弟想从深圳偷渡去香港，他弟弟被击毙，他栽进一条深沟，被民兵抓获。他的头和腿都受了重伤，几乎残废。他本来就不善言词，至今无论英语国语广东话都说不连贯，难怪没有姑娘跟他谈过恋爱呢。
阿里没有念过什么书，但是用广东简化汉字写的快餐加工单他都认识。这家餐馆也是TAKE AWAY（打包带走），比我第一次打工的
这家餐馆的老板姓龙，比
我没有把阿里的话放在心上。不料第二天夜里，他又在前半夜来到柜台里，递给我一个精美的纸袋。我往里一看，有两个小包。他说：“是我，送给你的。”我取出那两个小包来。一个是用绒布袋套着的意大利产“奥斯卡”牌烟斗，另一个是金属盒装的一百克古巴烟丝，盒边上还嵌着一个金晃晃的打火机。阿里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抽这个”，就回厨房去了，不等我说一句推辞的话。
我那天晚上没有动用那些东西。第二天白天我去商店，弄清了那几样东西的价格，要三十多英磅呢。我决定把东西退给阿里。于是晚上早早地到了餐馆，趁阿华尚未到时，把纸袋提到厨房去，放在阿里喝茶的紫砂壶边。阿里正在搅咖喱汁，停下来，转过身子正对着我说：“你不要，以为，没有，帮我做事，就不好，收我，我的东西。我马上，就请你，帮我，做个事。”我说：“什么事？”他说：“过一会，香港，天亮了，你帮我，打电话，到香港。”
那是我第一次在英国打国际电话，就是用的店堂里的投币电话机。说是我帮了阿里，其实也是阿里教了我。原来打电话到香港要经过这样的程序：首先接通伦敦国际台，再接通香港国际台，又转到港岛、九龙或新界三个电话局中的一个，再接到受话的分机号码。前面这么多步骤都是讲英文的，所以阿里总是请人做这件事。等听到广东话的声音时，我就把话筒交给阿里。另外，我看到阿里一边讲电话，一边不停地塞硬币。电话讲了将近一个小时，硬币塞了可能有三、四十磅。挂机以后，我说：“打一个电话这么贵呀。”阿里说：“不贵。这边，晚上，十点多，那边，早上，六点多，两边，都是，打折的，时间。不然的话，一百磅，也不够！”说完就到厨房把那个纸袋再次提到柜台里，放下就走了。
我坐下发了一会呆。一个电话，算是花了七、八十英磅，还说不贵！阿里若不是偷渡到香港成功又被安置到英国，在中国大陆的话，他顶多能在一家残疾人工厂做工糊口，甚至会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同样一个阿里，现在因为是英国公民，即使不工作，他的救济金标准也比中国教育部公派到英国的留学生待遇高得多。现在他有工作，待遇就更高了。中国公派留学生统一待遇是每月１６６英磅，而
他第一次请我喝酒，就是我帮他第二次接电话的报酬。他要买路易十三，我阻止了，只让他买了一瓶黑标约翰走路。我把他第一次请我帮忙时买的礼物价值视为接电话报酬标准，所以不忍心让他超标。下午两点来钟，外面是艳阳天，酒吧里黑糊糊的。阿里其实没有我能喝，过了一会儿，他的脸就红了。眼睛直直地望着我，说：“你，大陆来的，总怕我，花钱。不用怕，我的钱，没有所谓，下午不花掉，后半夜，就交给，赌场。”我也望着他的眼睛，只听他说。“我是个，机器人。下午，四点钟，去餐馆，后半夜，两点钟，收工。身上有钱，就去赌场，玩到早晨，五、六点钟。没有钱，就回去，看录像，也看到，早晨五、六点钟。有钱，没有钱，都是从，早晨五、六点钟，开始睡觉，睡到中午。最难过的，就是，中午过后，这一段，时间。有钱时，还好点，在酒吧里，坐到，三点半。没钱时，就只好，到商场，WINDOW SHOPPING（只逛不买）。”
我望着他，心想，这福利国家也有个毛病：使人人都形成了有钱就要花掉的观念，反正以后有国家养老。像阿里这样没有文化的人，孤孤单单，真是可怜啊。
过了几天，中午过后，阿里居然打电话到我的公寓问我：“能不能，去酒吧，坐坐？”我反问：“今天晚上要我帮你给香港打电话吗？”他突然笑了，我第一次听见他笑。“不打，钱不够。喝一瓶，黑标约翰走路，钱还够。等着，我坐，计程车，来接你。”
这天下午他喝得比我多，也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说话。“你不要，以为我，没有过，女朋友，有。她，现在，也还是，我的，女朋友。她，在香港，我打电话，都是，打给她。她是，瞎子，可我一点，也不，嫌她瞎。她父母，总怕，耽误我，就骗我，说她，已经，跟别人，订了婚，还跑到，政府，把我搞，搞到英国来。我是今年，才联系，联系上她。”这一段话，阿里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十几年的相思和寻觅啊，一部长篇巨著的故事，他平平淡淡地就说完了，我的脑海里却像放映了许多电影片段。然而我还是从他那呆若木鸡的表情里，读出了他心灵的创伤。我从他那略带哽咽的话语里，也听出了他心里的争战。
我变得像他的老大哥一样对他说：“阿里，从明天起，不要睹钱喝酒了。以后我帮你接电话，也不要你花钱。你不是机器人，再不要那么过日子。攒些钱，把她接到英国来吧。”阿里说了一声“好”，眼睛还是那么直直地望着我。我挽着他离开了酒吧。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