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大千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敦煌临摹壁画时，打掉壁画的话题已经讨论许久，后来这些弥足珍贵的敦煌壁画摹本的最终命运如何呢？
1949 年 12 月 9 日，在成都新津机场，一架国民党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上坐着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政务委员陈立夫、秘书长贾景德以及教育部长杭立武（按：杭立武是故宫文物运送台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大家都带着全部家当，阎锡山随机携带两大箱黄金准备飞往台湾。就在飞机即将起飞时，一辆小汽车载着张大千冲入机场。张大千称携带 78 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同机撤离。杭立武深知敦煌壁画临摹本的价值，可是飞机严重超重，实在装不下一个人和 78 幅艺术品。无奈之下，杭立武只得卸下三件自己的行李，行李中有他全部积蓄：二十多两黄金。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将来把壁画临摹本捐给故宫博物院。张大千表示同意。口说无凭，张大千马上在自己的一张名片后写下了字据。这架飞机终于起飞了，并在当天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后来得知，张大千的行李中只有 62 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另有 16 幅张大千个人收藏的古画。到达台湾后，张大千又将这批敦煌临摹壁画送到印度、巴西巡展。 1969 年张大千兑现承诺，将这批敦煌临摹壁画捐献给台北故宫博物院。
按：张大千打掉敦煌壁画进行研究临摹，破坏程度和功过是非，众说纷纭。这篇附文是从维护张大千的角度出发。无论如何，临摹敦煌壁画以后，张大千的绘画境界得到升华。
在两年七个月中，张大千共临摹壁画作品276件。目前藏四川省博物館的183件由张大千夫人于五十年代捐献，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62件，两岸民间寺院也有部分收藏。
附记： 张大千有没有破坏敦煌壁画
对张大千有没有破坏敦煌壁画，这是个由来已久的老话题。前不久，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执行馆长重提旧事，并对记者说：“张大千的行为，从客观上说，是对敦煌艺术的破坏。”此话令人吃惊。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时，打掉壁画的消息就传到了重庆。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当即发电报给敦煌县县长要查实这一情况，但电报写得比较婉转：“张大千君，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敦煌县县长，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
关于张大千打掉敦煌壁画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张大千率弟子们在第２０号窟临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画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见早已剥落的那小块壁画下面，内层隐隐约约有颜色和线条，他认为画的下面还有画。当天晚上，张大千到上寺请教老喇嘛，老喇嘛说：“我幼年进庙时，老法师带我去看壁画，曾经对我说，莫高窟到处是宝，画下面有画，宝中有宝。”张大千和弟子们商量后，决定打掉外面的一层。在剥落之前，他把上面一层五代画临摹下来，剥落后，下面果然是一幅敷彩艳丽、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
第二种说法：张大千在敦煌期间，重庆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视察时，曾绕道敦煌，与张大千共度中秋。此时已是６３岁的于右任，到了敦煌，流连忘返，由张大千陪着观看壁画。于右任的随员、且是敦煌土著窦景椿，在纪念张大千的一篇文章《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中有着这样的论述：“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因年久腐蚀之故。”
第三种说法：张大千跟于右任商量以后，命马呈祥的士兵打掉的。
当时社会传言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并引重庆方面的误解，窦景椿在文章中说出了起因：“适有外来游客，欲求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张大千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
张大千从敦煌回成都昭觉寺，继续完成在敦煌未完成的工作，当时在重庆监察院任职的沈尹默写了一首诗赠他：“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鬓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第三句即咏张大千受谤。
张大千是职业画家，他率领门生子侄在敦煌两年多，据说全部花费达“五百条黄金”之多，结果复制了２７６件敦煌壁画，在成都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展，评论很多，张大千最看重陈寅恪的一段话：“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阔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陈寅恪为研究北朝文化之权威，在佛教东传入中国，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大题目上的造诣，深不可测，是故当时有关敦煌学的著作，皆以得陈寅恪作序。张大千在敦煌的艰辛及贡献，得收名定价于陈寅恪，自然是精神上的一大安慰。１９４８年，张大千出国赴印度，将其临摹的敦煌壁画留给在北京的夫人杨宛君。１９５２年，杨宛君将这批摹品作了捐献，并在北京展出。
张大千以卖画为生，那时他的画就很值钱，他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大的代价去临摹敦煌壁画?他临摹的作品又不出售，他为什么犯这样的“傻劲”。当时人们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没法得到解释，现在就更无从解释了。
还是把话题回到张大千打掉敦煌的壁画上来吧：问题不在于张大千是怎样打掉壁画的，而是在该不该打掉这两幅壁画。
要回答这个问题，且看画敦煌壁画的结构。敦煌石窟的墙壁，本是戈壁滩的石子一块块砌成，在壁上画画，先要在墙上涂上泥巴、石灰，把墙壁铺成。敦煌壁画，由北魏到宋，历代前来求神祝福的很多，墙壁是前人画满了，后人在墙上再铺一层泥巴、石灰、继续再画，经历若干朝代，目前敦煌的墙是厚厚的，由好几层壁画组成。
１９８１年《旅游天府》第二期发表了石湍的《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的文章，文中说他在敦煌莫高窟工作１０多年，据他亲眼所见，张大千不仅没破坏过敦煌壁画，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了不容否认的贡献。
此时，谢稚柳恰在香港，各报记者访问谢稚柳时，也提到这件事，３月２９日《新晚报》发表了记者夏令的采访记《谢稚柳谈张大千及敦煌》，谢稚柳说：“我到敦煌之前，这两幅壁画的外层，已经给张大千打掉了，所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打掉的过程，……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
谢稚柳从唐代郡县设置及“墨离军”等资料判断“此窟当始于天宝五年后，成于十四年前”。
谢稚柳在香港回答记者说：“这幅壁画对考据唐代艺术帮助很大。”谢稚柳的话是有权威性的。
张大千也不避讳此事，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叙述云：“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很清楚，张大千使之“恢复旧观”的唐代壁画，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史的断代起了决定作用。
于右任离开敦煌回到重庆，奔波呼吁建立敦煌研究所。后来，敦煌研究所也按照张大千的方法剥落两幅壁画。连同张大千剥落的两幅，在４０年代，敦煌壁画有４处被剥落。在历史上，敦煌石窟遭到３次大破坏，这笔账总不该算在张大千的头上吧。如果今天发现类似情况，人们会不会采用比张大千更先进的方法剥落晚期壁画，使早期的更有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的壁画菁华重见天日呢
摘自８月３１日《文汇报》郑重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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