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中国科学院究竟有多少一级研究员自杀？
2011年12月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胡平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2期，作者：胡平，原题：《美丽凤凰木的阴影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背后的故事》，
赵九章的死与周恩来的泪
犹如一部音符里弥漫着不安与不祥的交响乐，休止符的出现总是短暂的。1966年，历史将中国引向了又一次更大规模的癫狂。中科院里，赵九章首当其冲——
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轻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进了仕途又退出仕途，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公费留学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仅3年工夫便获博士学位。若继续留在国外，美园豪宅、香车宝马，全然不在话下。他却选择了动荡而又贫穷的祖国。
这两个人生重大选择，在“文革”中，变成无论怎么挣扎也爬不出来的历史沼泽。赵九章每天都被押到街上，像牲口一样被赶着往前走。脖子上挂一块墨迹森然的牌子，上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就是“历史反革命赵九章”。牌子重达十几公斤，很快脖子被铁丝勒出道道血槽。游街完毕，再带回科学院批斗，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甚至坐“喷气式”。人老了，腰又有病，实在弯不下去，“革命群众”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直到烟头烫灭，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他想起了留学德国时结识的朋友乔冠华，乔算是周恩来身边的人了。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但家里不知被抄过多少遍了，早已找不到乔冠华的电话号码。一次打开水时，赵九章碰到随自己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请他尽快帮着找找乔的电话。
希望，有时就如安眠药，相信了，可以麻醉人。邓增昆翻不出“安眠药”，好几天躲在家里，不敢见赵九章，但还是被赵撞上了。当他听说没有找到乔的电话号码，刚才还放亮的眼睛，突然一下黑了，身子似水漫沙器一样地颤颤倒下。邓增昆扶着他起来，在原地站了足有5分钟，他才踽踽而行，一步步地挪回家里……
但赵九章的大把心思仍在人造卫星上。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连他在检查开篇必引的最高指示，也多是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雄伟号召。他被拒之千里了，仍时刻关注着卫星工程，关注这场来势汹涌的运动中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他尤为牵挂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钱骥，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革”开始不久，钱骥便和他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他托人偷偷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并作好了被抓“现行”的最坏打算，纸条是用德文写的，然而，纸条送出去后杳无音信。赵九章无法知道的是，这时的钱骥也被打成“特务”，逐出了卫星工程的山门。
1968年6月，已在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小半年的赵九章，听说了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姚桐斌是在制止两派武斗时被打死的。此时的中国，哪里去找一张可以安静读书的桌子？哪里去找一盏能够让人俯首于橘黄色光晕下专心科研的明灯？
“文革”也让人看到，许多老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事业的全身心挚爱，具有亡命决绝的性质。当他们确信国家已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向悬崖奔去，事业已被撞成满地碎片，他们学不会苟且偷生，他们只能告别这个世界了。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李鸣生《赵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汇报》）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是赵九章生前常爱吟诵的诗句。仿佛这诗句成了谶语，他的遗体不知在哪里火化，骨灰也不知飘向了何方。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多出了一只罕见的没有骨灰的骨灰盒。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打电话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放下电话，周恩来清癯的脸上缓缓地蒙上了一层泪影……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党内四老”之一的吴玉章去世时，周总理也没如此伤心过。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