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而教育的兴衰则牵动着每一位国民的心，即将走过的2011年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一周年，回顾走过的这一年，既有教育改革带来的人心鼓舞，也有鲜血和冷暴力赋予的痛彻心扉，从高等教育的“去行政化”到学前教育的“入园难”，教育的难点问题在艰难变革中，教育的热点问题也在不断喷涌。近几年最棘手、最有争议的教育话题，已经因为政策的调整和中央财政的支持，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必须逐步追根索源，从根本解决问题，因此，梳理这一年的教育变革动态，希望留下这一年的教育生态记录，寻找来日解决教育的良方。一，“入园难”和“校车难”好多年前我们就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写在了墙上，如今，穷的依然是教育，苦的还是孩子，由于学前教育不属于国家义务教育范围，长期以来一直是教育的薄弱环节，当“入园难”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以后，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把学前教育当做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今年更是“把学前教育当做教改的突破口，首先解决入园难的问题”。今年3月，教育部要求各地提交以县为单位、缓解入园难问题的规划办法。教育部将督导各省的三年计划，相信会在三年内缓解入园难的问题。今年两会期间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透露，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学前教育上，今年仅中央财政要投入30个亿专项经费。同时他强调，要将这笔钱用好，发展公办为主、民办和公办共同发展的学前教育。但是，根据国家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幼儿园总数为13.82万个，共计86.79万个班，在园人数2657.81万人，30亿的专项经费只是目前在园幼儿人均12元左右。长期以来，我国地域经济，城乡经济发展差别很大，在整个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以县为单位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绝非长久之计。国家必须加快制定教育投资法，借鉴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国家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根本上保障教育教育经费，才能促进教育环境的改变，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然而年初的计划还在实施中，甘肃正宁县“11·16”交通事故，19名幼儿园的孩子在校车中丧生。紧接着江苏校车事故中15人遇难，校车安全问题成为轩然大波的社会议论焦点，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校车安全注定是2011年中国教育最伤心的代名词。有关校车安全问题也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抓紧调查研究，针对保障校车安全亟须从制度上解决的主要问题，起草了《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学校，企业都在出谋划策，从校车的制造到给予校车特殊路权等纷纷出台政策，办法；最终落实到学校只有一个字“钱”。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穷国办大教育的思想在作祟，谈到教育就是缺少教育经费，据南方网报道，去年政府采购汽车金额攀升至800亿元，占总采购规模的14%，平均年增速超100亿元。同时，超标购车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豪华公务车”“天价采购”更是频频被媒体和网友曝光。如媒体今年2月报道的宁夏财政厅斥资近900万元一次性采购25辆豪华奥迪A6，就曾一度引发社会热议（2011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黄冲）。同时，也有报道，青岛校车难享特权，21公里路被抢道60多次。我们相信，通过政府加大投入，校车的硬件会得到有力的改善，针对校车问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一针见血的说：“校车的超载也好，校车的质量差也罢，其实背后都是没有真正地把孩子当人看”。 除了因学生拥挤上车而发生的悲剧之外，今年还发生多起幼儿园校车把幼童留在车上被闷死的事件。所以，校车安全问题不是车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如果文明意识没有提高，还会有很多想不到的校车惨案发生。二，教育冷暴力和教师教育 近几年，由于教师教育教学方法不当，对学生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导致学生自杀事件时有发生，今年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教育问题就是，“绿领巾”、变相体罚，教室外考试等教育冷暴力，以及狼爸虎妈教育下的孩子也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这里面既有应试教育不散的阴魂，“孩子的分，就是学校家长的命”，把学生作为分数的奴隶，考试的工具；究其原因，更有我们教师教育，教师考核的制度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在对教师考核时，仍然采用简单，片面的主观方式，不注重教师自身发展，也极大的妨碍的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同时，长期以来，我们教师教育中一直实行师范教育类课程老三门：教育学、心理学和学科教学论。这样的课程既不适应时代发展和素质教育的要求，观念落后，课程结构单一，内容陈旧，也提不起学生学习的兴趣，直接影响着教师教育水平的提高。所以，我们培养的教师，虽然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但是，严重缺乏教育科学理论和教育教学基本技能。更谈不上对学生心理发展和特点的掌握。在教学过程中，方法简单；只知道教书，不会育人，对学生的心理状况难以进行辅导。因此，目前我们国家师范教育的课程结构必须改革，急需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建立一支高素质、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否则，我们教育依然会有各种各样问题出现，素质教育也很难落到实处。许多改革，归根都是思想意识的改革，有些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三，大学的“去行政化”今年年初，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宣布，该校正在制定被称为“复旦宪法”的大学章程，将规定校长及行政负责人退出学术和教务委员会，以此摒除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观察家认为，此举可以视为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先声，大学教改正酝酿实质性突破（2011年01月06日中国新闻网符永康）。到目前为止，大多进行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改革的高校，所采取的办法是校长从学术委员会退出，不再担任学术委员会职务，甚至有校长提出在担任校长期间，不承担科研课题，不带研究生等。去行政化的实质就是重新界定学校管理和学术研究的关系问题，打破以往那种官本位的体系。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也各有争论，追根索源还是官本位思想在作祟；我们国家的大学校长，一般都是厅级干部，教育部部属的二十来所副省级大学，一个校长就相当于一个副省级干部，一次得到，终身受用。想不让人关注都难！目前我们国家如何遴选大学校长仍然陷入一个误区之中，几乎全部是上级主管部门的一纸任命，多是教育部下派司局级官员或是院校之间校长交换，例如，吉林大学十年走马灯似的换五位校长。一个大学的发展需要一个熟悉学校事务，了解学校管理与经营的合格的校长，同时，面对一个7,8万师生的巨无霸大学，任意从上级委派一个高级官员或异校校长并不一定适合于该校的发展。从数万高智商人群中由师生推选出一个合格的校长，应该不算太难吧。一些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校长几乎都是由本校选举产生，然后，上报教育主管部门。中层的教学科研领导，也是选举或者教授轮流做，教育科研以及重大事务有教授会决定，院长，科长都只是执行者，在其位，谋其政，时间到了回归仍然当教授。我们如果不改变现有的大学领导干部选任制度，依然是“副部级”“厅级”校长们在组织部门的陪同下空降而来的话，我们的“去行政”化，其实就是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