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薄熙来，我们不是在谈喜欢，或不喜欢这个人，而是在谈这个人所谓封疆大吏或是以后到了军机处，从小了说能否为中国老百姓办事，往大了说能否改变中国。当然如果是选女婿，如果是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他可能不一定能当选。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牛人，但对中国一贯的密室政治模式来说，薄熙来的搏上位无疑是一股清风，是作为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抱负的彰显，如果在共产党的封疆大吏中，多一些像薄熙来这样的高官，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的官场，政治乃至中国社会会很精彩，这是应该值得欢迎和喝彩的。
有人说，薄的私德不好。是否做实这种说法暂且不论，我想问问：哪个成就过一番大业的人，有无暇的私德？大到历史名人，小到你我之辈谁是完人？对于某些人讲，私德很重要，但对于那些可以改变历史，或已经改变历史的，或可促进社会变革的人而言，他们的私德、私生活、私下言行，并不十分重要。当然，你也可以说，身不正，何以正其政；德不张何以彰其行。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再问，一个有争议的官员能办事，和一个好好先生，但是是一个无功但也无过的官员，你认为中国老百姓会喜欢哪一个？也许我们自己已经习惯了用"高大全"的标准来衡量一个政治人物。我认为最重要评判标准的是用一句老话，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 在这方面，波兰的瓦文萨同志。据说瓦文萨的也不怎么地。一位现已过世的，西方著名的记者，被称为采访女王的那个，名字我是记不住了，她在评价瓦文萨时说：无知、傲慢、不懂的交流，充满攻击性，不尊重人。可瓦文萨改写了波兰历史，或者说，至少瓦文萨对波兰民主运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斯坦纳德写过一本书，叫《美国大屠杀》，那里提到，华盛顿把印第安人和狼进行相互比较，他说：两者都是掠食的野兽，仅仅在形状上不同。并称印地安人是肮脏的垃圾。正是因为华盛顿的灭绝印第安人政策和言论，使得华盛顿的部下，“将印第安人的皮从臀部往下扒，制作出长统靴和绑腿”。 那位因倡导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而闻名遐迩的托马斯杰弗逊说过：美国必须灭绝印第安人，将这些野兽赶入乱石山中。 华盛顿、杰弗逊不仅说过这类话，而且确实身体力行了。起码在他们的号召和指挥下，印第安人的的确确有被血洗的历史。但这些丝毫改变不了华盛顿、杰弗逊作为美国开国国父，并受到后人敬仰的历史和现实。 历史就是这样的。如果美国哪天被另一个国家灭绝了，华盛顿和杰弗逊的言行，很可能与希特勒灭犹言论置于一处。但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失败了，华盛顿和杰弗逊缔造的美利坚至今坚挺。历史就是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的光芒可以覆盖到任何地方，包括他们的个人瑕疵。 有点扯远了。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很多人都将目光盯在唱红上。我认为那不过是薄熙来面对日益严重的道德滑坡现状，让毛主席发挥了一点余热而已。也不认为薄对毛，对文革，有着多么深厚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但至少他面对日益崩塌的社会道德的现象，能够为此做点事。而前不久，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还在高调强调中国社会的道德与经济发展一样，“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相比之下，薄熙来对国家政治责任和使命感是显而显而易见的，比李长春，刘云山之流强太多了。很多人认为唱红歌是搞文革的那一套，但实际上你如果真的想搞文革的那一套，还会有那么多人跟着你吗，无论是谁，想回到文革时代，搞文革的那一套，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中国不再是那个时代，民智已开，中国老百姓不会再那么二了。 唱红歌作为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现象或是娱乐形式，实在要比以以李长春刘云山倡导的，湖南卫视为首的电视和几乎所有的媒体参与实践的，以不断挑战中华民族道德底线和智商的一些娱乐，相亲节目，无厘头古装剧，韩剧，有意义的多。从李长春，刘云山掌控中国的文化和宣传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实际上倡导的是一种娱乐至死和醉生梦死文化，封杀和严肃文化知识界和老百姓思考国家政治体制和前途，中国日益严峻的国际生存环境，老百姓日益恶化的生活环境等现实而重大的问题。现在有关国家政治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禁区，用掩耳偷铃和鸵鸟的宣传策略来糊弄老百姓，当局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是我们这一代人为64付出的巨大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因为共产党通过64，他已经不再那么自信了。从这一点出发去思考，很多问题就不难找到答案。打死我也不相信李长春，刘云山会喜欢现在的宣传模式和结果，但在共产党恢复自信之前，你想会有什么其他方法和结果吗？这里好像又扯离题了。 唱红歌让老百姓回忆共产党曾经有过的辉煌和自信有什么不好？至于把唱红歌与文革相联系根本就是偷梁换柱，胡扯。 说到打黑，我看这也不是什么薄熙来的独门绝活。他只不过是模仿当年的香港廉政风暴，对市民憎恨的政府职员腐败，并与黑道勾结，欺压良善的社会现象做出一个姿势。当年香港廉政风暴之所以见效快，并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赞许，关键在于廉政公署的职员具有绝对权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受一般法律及政府法规拘束，直接向特首负责。不过薄熙来不敢那么搞，起码胡锦涛或政治局，就不会给他那个权力。薄熙来想要在政治上更进一步，说白了想要进常，在密室政治，钦点不靠谱的情况下，只能靠搏一下进军常委，拼政绩。而这一过程和结果正是政治家展现了抱负和才华，官场得到了整治，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和好处，共产党在重庆的信心和名声得到了提升，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太靠谱，值得严重欢迎。 既然如此，可以这么说，重庆模式能为很多中国人接受，并值得首肯的，关键是在于它注重民生建设。 近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汪洋处理乌坎事件，赞扬了汪洋一改中共铁碗手段，而采取了柔性政策。与之可比较的是，前些日子《华盛顿邮报》，报道薄熙来的儿子开法拉利，在美国驻京使馆约会彭德培的女儿一事。由此可见，西方人更看好汪洋。 可惜西方人不懂东方事。汪洋再有能力、再民主、再有希望，未必在中国就一定能被接受。而实际已经证明，汪洋不得不转向了。前两天在广州召开的十一中全会上，汪洋提出：不打经济仗了，谁愿超过广州谁超过。广东将把重点放在幸福广州上。怎么个幸福广州？显然易见，就是不再以讲效率为主，而是以讲“公平” 为主。再进一步解释：资本主义讲效率，社会主义讲公平。 汪洋把目光射向社会主义了。 现在很多人挺汪反薄，或是挺薄反汪，其实属于一种政治上的先入为主，前提是将薄汪置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理念上。我看不然。他们俩在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上，并无太大差别。而且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与他们作为政客的虚荣心、野心比，都是次要的。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毛泽东那样的独裁者和政治强人，专横地引导人民按他的思想行事。薄汪更多的是希望被人民接受、被人民认可，并由此在政治上更上一个台阶。因此在这个指导方针下，薄汪会适合时宜地改变自己，甚至转向自己过去相反的方向。而实际上正是如此，薄汪都已经，或正在改变着自己。 我应该算是半个费边主义者。所谓费边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只不过选择资本主义改良道路。这就是首先搞资本积累，借助市场经济搞经济建设。当社会整体经济水平提高后，再去搞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福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我认为汪洋在这方面同我一样，也是半个费边主义者。但是，这条路行不通。因为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贫富差距（我们中国人，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似乎小于对于贫困的承受力，这点我曾数次使用帕累托最优去比较中国现状），这个矛盾就连美国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发达国家，也没完全解决。西北欧在这方面一直做着努力。但西北欧面临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此。 所以，政治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在一个个无奈中弃大择小。 薄熙来和汪洋两个不同风格人，已经让人看到了未来中国巡抚和总督级官员晋升到军机处的会有新气象，在朝廷的平台上展现才华和抱负，令人期待。 薄熙来从大连的一个科级干部一路干到今天的位置，他从政当官的经历和政绩，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个人在哪，哪里出彩的人。你把如今在台上的封疆大吏挨个划拉，只有汪洋能跟他有一拼。剩下的才不多跟你我之辈也没有多大的差别，多是些等着被上面钦点或是在传花击鼓的游戏中盯着花碰运气的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那十来位政治局常委候选人中，薄熙来最可能不按常理出牌。如果薄熙来能得到习近平认可，则中国迈上通往民主和法治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增大了可能性。 所谓10年胡温新政已经告示，那只是一个接一个大饼，拿中国老百姓开涮而已。我以前也曾经说过胡温最后一个大饼就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我打赌，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啥事都没有，该干嘛还干嘛去。 我们有理由期待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汪洋上台。为中国带来精彩，因为这些人都曾经精彩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