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道义内涵与东西方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政体走向民主成为潮流。但是，争议存在于中国应该采用那种民主的运作方式，才能使得国家政体能在良性互动中不断完善？这样的争论在海外华人中尤其激烈，各种观点表述的背后都渗透着每个海外华人的爱国之心。对文明的依恋使得大家在各种平台上交流，乃至争论。这样的争论使得对民主理念进行系统论述成为必要。而争论或辩论更会使人们对民主理念的理解加深。笔者在此表达粗浅的看法。
1. 民主的渊源与属性:
民主源于希腊意为人民。即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管理国家事务的制度。法国大革命时，民主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诉求自身权利的口号。在那以后，民主成为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诉求公平与公正的理念。那么，民主的属性是什么？
首先，民主是政治理念，而不是宗教理念。类似其他政治理念，民主不具有宗教理念的普世价值，例如博爱与慈悲。因为宗教理念通常超越民族，国家， 地区与时代；而政治理念无法达到这一点。例如“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共产主义理念，它完整地表达了理想社会人的义务与权益。没有人否认这种理念的合理性，但它无法超越时代，所以具有“乌托邦”的特性。东方的“天下大同”也属于这个范畴。任何理想社会的政治理念都属于“目的理性”，在此东西文明并无本质差别。然而没有“程序理性”，“目的理性”是意义不大。民主就是这样的“程序理性”，它致力于人类向理想社会迈进。因为它不仅无法超越时代，也无法超越国家以及文化。所以，要想使民主理念具有某些普世价值，它必须不脱离“目的理性”，并包含以下的内涵。
2. 民主所要达到的目的：
民主要达到由民作主。它是一种理想的国家形态（政体或国体）。民主既是人的自主性的体现，又是合理的国家意志的集中。用林肯的话，即“民有，民治，民享”。民主不仅是政治理念，同时也是文化理念，它必须包含平等，自由，协商，妥协，合作。作为“程序理性”，它诉诸于：
国家权力与民众权益之间的和谐统一，
多数裁决与保护少数之间的和谐统一，
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之间的和谐统一，
参与过程与尊重结果之间的和谐统一，
合理选拔与自由选举之间的和谐统一，
长远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和谐统一。
如果没有以上六大矛盾体的相对平衡，体制会渐渐失去可持续性。从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完善的民主理念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寻求正义机制，至少它也应当是一个可接受的纠正错误机制。否则，它就没有普世价值。然而，当将民主内涵进行以上的抽象化，系统化和哲理化后，人们不难看出，它也具有相当 程度的“乌托邦”特性。为什么呢？因为民主理念的社会运作取决许多条件。
3. 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
民主理念的社会运作是要在以上六大矛盾体里取得统一，建立平衡，避免极端。从而实现利益分配公正，社会生活和谐。这样，公民素质和社会结构对民主运作就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它要求参与者在作选择时能以这六大矛盾的和谐统一为出发点。以使得多数裁决的结果能导致正义的发现，或者是错误的纠正。由此，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具有以下素质，以及民主社会的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A. 公民能认真并负责任地参与民主过程。
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行为。因此，它要求全体公民的参与，并将此视为职责。民主运作的参与率往往标志着民主体制的完善程度。不完善的民主运作会使公民丧失对民主的信心，从而脱离民主过程。这样多数裁决的原则就会丧失。
B. 公民有相当程度的受教育的水平，并具有分析问题的能力。
民主运作最重要的部分在于讨论与辩论，而不在于最后的抉择。只有通过讨论与辩论，才能使得多数人认清正义，至少也应当使得多数人明白什么是错误。因此，它要求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否则民主运作很难产生正确的效果。
C. 公民既要懂得争取合理的个人权利，更要有承担公民义务的意愿。
民主不光是尊重公民个人权利，更重要的是要求公民承担社会义务。争取个人权利与承担社会义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之间要有合理的平衡，如果只强调个人权利而不承担社会义务，那么民主就被扭曲了。
D. 公民要有了解信息的平台和交流观点的平台，以防被信息误导和观点交流的堵塞。
公民要有效地参与民主过程，除了需要有分析问题的能力，也需要有充分的真实的信息来帮助其认清问题的根源。没有这些信息或者在错误信息中，公民无法正确地参与民主过程。因此，民主过程要求信息公开，媒体透明并独立于势力之外。而且民主社会应该有交流的平台使得言论自由的优势充分发挥。
E. 公民能理性容忍民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与偏差，并尊重结果。
尽管民主的最低要求是纠正错误的机制，但民主的运作不可能不产生错误。因此，它要求公民既要积极参与，也要能尊重即使是错误的结果。不能因此而破坏民主的运作程序，因为它是纠正错误，避免更多错误的生命线。
F. 公民不仅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且在社会意识里也应该是平等的。
民主的运作取决于平等。人与人的平等不能只停留的法律条文上。人与人的平等应当根植于社会意识里。在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或世界里，民主的运作是很难达到公正的。
G. 民主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一个多元的，不应该有一个超强势力集团存在。
民主理念的运作需要社会结构的多元。政府只是多元结构中的一个部分。除了政府，政党、组织，企业和社团都是其中的部分。如果存在超强势力集团凌驾多元之上，民主的合理运作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走到相反的方向。
H. 民主运作不应该追求单一模式，而应该强调民族与国家的特点。
每个民族与国家都有自己文化渊源和特点，因此他们的民主运作方式也必然存在差异。所以，民主的世界潮流应当尊重多样性，而不是单一模式。更不能以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民族。以暴力来推销民主，无论怎么粉饰，其实质是反民主的。
4. 民主理念的东西方实践：
用以上民主理念的目的，及民主运作所依赖的条件作为标准，我们不妨将东西方的民主实践作个探讨。由于文化的多样性，民主的实践在各个国家都不相同。这里笔者选择中国与美国作为探讨的例子。这是因为中美两国同属于文明国家。多民族的文明国家对民主运作的要求更高。它比民族国家具有更高的探讨价值。
让我们先把目光放在美国： 美国的民主虽然产生于西方的殖民主义。但因多民族的移民，需要超越民族的文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权运动打破了不平等的壁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社会制度。尽管仍然存在很深的种族歧视意识，但法律上的平等是民主运动的巨大进步。自由，民主，人权与平等使得个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美国在二十世纪末叶达到最高峰。由此给美国人带来很强的自信，有时甚至带点傲慢。在这种潮流下，美国人固步自封。进入新世纪，美国的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开始爆发。当仔细地观察问题的根源，人们发现正是美国人对民主与自由的解读造成诸多矛盾的对抗。哲学告诉我们，任何极端的措施都不具有可持续性。民主理念的运作也不例外。那么美国民主运作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当将美国民主实践与以上民主理念和条件相比时，可以发现差距非常大。它既没有做到民主关切的六大矛盾的和谐统一，又不具备民主运作的许多条件。那么它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很显然，资本作为超强势力存在使得美国社会结构失去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G, 并因此影响其他条件。三权鼎立的美国，体制分为行政，立法与执法结构而相对独立，并存于多元之中，但是资本势力超然于社会多元之上。自由选举的目的是选出大众接受的政治家来实现他们的治国理念。不幸的是，民众可以选举的候选人却是“资本选拔”出来的。这样，民主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步骤 – “选拔”被资本操纵了。这些被“资本选拔”政治家必然要对推动他们当选的资本负责。因此他们无法承诺选举誓言。美国愚人节的一个讽刺笑话是：政治家无权参加那天的说谎比赛因为他们无与伦比。政治家信誉如此低落，民主政治的希望是渺茫的。这种失落感使得相当多民众脱离了民主过程。这就使得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A没有充分实现。各次大选中，民众的参与率不高。民主运作取决于交流。即人民为自己的未来探讨共同的问题。探讨需要信息，交流需要平台。然而，媒体却是资本势力的大本营。没有媒体的掩护，资本势力的运作将暴露无遗。于是“资本选择”的媒体产生了。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D没有充分实现。美国普通民众简单朴实，不具有基本的哲学素养。在选择性的媒体下，他们失去许多判断能力。民主在他们眼里就成为“用选票来争取个人的利益”。人们遗憾地看到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B和C 也没有充分实现。多元民族本是民主社会的优势。但种族歧视隔裂了多元文明的交流。工作外的时间里，美国各民族是分裂的。由此可见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F也没有充分实现。这些先决条件的丧失，使得美国的民主运作远远达不到民主的最低标准 – “纠正错误机制”。让笔者举例说明。1）国家债务问题：每个美国人都清楚，国家债务的累积是危险的。它对国家的负面影响，随着数量累积正在非线性地加速，危机就在前面。而且，正确的解决方案也是清晰的，唯一的。那就是缩减福利与军费，并促进经济，增加税收来将债务压低到可控水平。然而没有政治家敢在大选中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他们知道，这通不过“资本选拔”，也通不过民众选举。即使真心想解决问题的候选人侥幸成为领导人，他也无能为力。因为民主运作产生的各大利益集团相互牵制，以至于体系的灵活性丧失。机构的僵化使得美国民主连这么简单的逻辑错误都不能纠正。 2）多年战争问题：当代多次战争是美国民主一个奇特的现象。这种暴力形式与民主理念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美国总是一次次将它强加于人。每次战争发动前，美国民众总是支持的。而战后反思总找不到充足理由与价值。用战争来诠释民主，显然是错误的。可这样的错误美国民主也是无法纠正的。因为战争是资本取势的需要（维持美元霸权）。精通“市场”的媒体总会告诉民众，战争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民主的需要。因此大多数美国人在那种时刻又随着媒体跑了。回顾这些，人们不禁要问，曾经促使美国社会进步的民主怎么会变成这样？从哲学上，这并不奇怪。当理念带来优点时，它的缺点必然伴随其中。进步是理念的优点被民众接受，衰败是理念的缺点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当民主被曲解为“以选票来争利”时，民主运作走向极端。
那么，什么是民主（程序理性）的道义内涵？笔者建议下面五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并补充。
民主的人类学含义：即人的自主性 - 自由思想，自我表达，自我实践并为此负责。
民主的政治学含义：即政治秩序的理性化，使得过程透明，程序合理和社会有序。
民主的社会学含义：即平等参与社会结构调整，使得资源，知识和责任达到共享。
民主的经济学含义：即发挥整体优势与个体积极性，使得做事效率提高成本降低。
民主的伦理学含义：即通过交流讨论与辩论，公民认清什么是正义从而自我约束。
也就是说，自由意味着责任，平等意味着共享，民主意味着表达与倾听，实践与纠正。除此之外，我们无法想象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当反思民主走向庸俗化时，人们不可能不关注到产生它的文化背景。即美国现实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肯尼迪总统为什么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正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这么想。当仅仅关注自身利益时，我们正在将民主权利拱手相让。多数裁决的原则就成为多数选举少数裁决。在资本至上的环境里，最终成为资本裁决。资本从诞生起，一直是把双刃剑。它既能整合经济又能炒作泡沫。为防止资本垄断，西方精英也是竭尽全力。但是，所有的努力都在“术”，而不在“道”。“资本智慧”总能找出摆脱法律束缚的“术”。神学家Reinhold Niebuhr说：“正因为人类能够接受正义，所以有可能实行民主，但又因为人类有非正义的倾向，所以必须要有民主”。但是这个民主不能是“以选票来争利，以势力来博弈”的游戏。而应该是揭示正义的途径。正义往往基于个体而达于整体。克服个人主义的倾向，树立为公理念是民主实践走向完善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荀子)。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放在中国：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主实践大致始于科举制度，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进入平民政治。但实质是君权下的有德精英治国理念。正是这种制度为国家提供了人才，缓和了社会矛盾，也正如此，延长了封建专制的寿命。在列强侵略和民主新思潮下，这种专制的弊病无法使体系自身调整。革命就不可避免。经过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人们看到中国的民主实践也不尽人意。当将中国民主实践与以上民主的目标和条件相比时，差距也是非常之大。那么它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类似于美国，政府作为超强势力存在使得中国社会结构不符合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G。此外，民众民主参政的平台匮乏（条件D不充分），大多数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低（条件B不充分），使得民众参与民主的积极性不高（条件A不充分）。而且，只有内部选拔没有公开的选举。正因此，西方将当代中国说成是专制独裁。而有些中国人也这么认为。如果民主=选举，那么这种观点或许有道理。但是民主的内涵远远大于选举。中国政治体制的确不民主，但认定它为专制独裁，则逻辑依据不充足。民主是国策体现民意并造福多数。选举仅是体现民意的一种方式， 不是唯一方式。让我们用民主的五个道义内涵来梳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用逻辑来推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连西方学者都认为是个奇迹，而不可思议。历史上，任何大国的社会转型都付出惨重代价。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唯一的例外。当现在回顾它的历程，可谓是非常艰难。从解放思想到真理标准，从摸石子过河（小岗村）到杀开一条血路（经济特区），从国企改制到引入市场机制，从东南亚金融风暴到价格闯关，从与国际接轨到世贸谈判，，。每一步都困难重重。每一步的成功都是下一步的必须，而每一步的失败则全盘尽失。那么，在一穷二白的大国进行如此社会转型，克服这么多困难而不犯大错。靠的是什么？如果说这是独裁压迫与贪污腐败的结果，显然是荒唐的，因为独裁和腐败的体制是无法促进经济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靠得是自身某种调节改错的机制，靠的是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同时发挥集体的优势。而这正是民主运作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在决定改革开放政策过程中并不存在决策独裁。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任何预定可行的决策供执政党专制。在不清楚什么道路走得通时，只能通过解放思想大家想办法，不断探索与实践，才能将可行的方法集中并推广。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独裁专制是指执政党为自身利益而加强与控制权力。但是，改革开放从本质上是执政党为国计民生而放权的过程。这两者是无法等同的。那么，怎么给改革开放下一个定义呢？笔者认为它是由执政党主导的，大多数国民参与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实践。它的成功表明在其过程中含有很大程度的民主，其根源就在于“为公”理念。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在于脱离了“实事求是”，滥用“为公”理念。然而，人们也清醒地看到很多钱权交易，个人意志等等腐败现象存在于改革过程。为了改革成功，中国必须走向民主。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已看清民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包括执政党。但中国民主成功的保证恰恰是有序协商，稳定渐近的民主方式，而不是“茉莉花”式的革命。民主始于个体，必归于整体才有意义。没有“为公”理念的有序，民主的路走不远。民主基于现实，必适于将来才有意义。离开“实事求是”的探索，民主的路走不实。改革虽然初步成功，但是它没有终点。每个阶段都有新问题涌现。悲观者总是被那些问题所困惑。却不知只要坚持“天下为公”和“实事求是”，人们总会找到解决的方法。事实上，改革开放的关键在于开放。它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不拘泥于任何模式而又借鉴于所有模式。当然，中国民主不能依赖执政党为公的自觉。任何政党和民众都会有不自觉的时候。民主社会是要通过交流使得不自觉无法成为主流。从“天下为公”和“实事求是”出发，公民充分参加政治运作的平台是不难建立的。
5. 民主理念的历史使命：
在探讨中美两国的民主实践后，有必要总结民主理念的历史使命。自产生以来，民主一直被强调为政治理念。然而从程序理性的道义内涵来看，民主更侧重于文化理念。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因此诉求民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认识正义的过程，改变自我的过程。通过民主方式集中起来的不仅仅是政府形态，更深入地说是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将人生价值定义为“处于利益链的最高端”时，民主的质量就降到最低端。因此，在诉求民主时，我们应该学会改变自己。民主不是绝对的自由。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民主的生命线就失去了。也就是说，通过民主运作来实现社会改良就不可能，革命就不可避免。革命不属于理想的社会变革。但它是天道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民主是文化理念，它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矛盾。资本主义强调资本的优点，而社会主义要防止资本的缺点。实践证明，合理的社会应当既能发挥资本整合经济的作用，又能防止资本成为“不劳而获”的工具。无论那种制度，关键在于谁能用好这把双刃剑。为防止资本垄断，西方想到政府限制，东方想到“为公”理念。然而没有 “为公”理念的政府往往是资本的附庸。倡导个人主义的西方在此陷入理论误区。Reinhold Niebuhr认为：社会仅仅是累积的个人利己主义，没有一个群体的行动是出于纯粹的无私行为。这种论点说明这位神学家没有明白“心”的力量。“为公”理念是基于“同体感受”，即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它不仅仅是精神体验，更是人类伦理道德的力量源泉。没有这种体验的人是很难理解它的。精神体验的缺失反映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局限。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理性被完全引向思辨，而“内在经验、直觉”被基本忽视。当然这与西方对“感性”研究的技术匮乏有关，现代实验心理学仅达到潜意识的层次，但从来没有更深入的突破。因为他们不懂这种突破只建立在自身体验而不是它身实验；它需要实践者倾“心”的投入，它需要一批批人的探索和一代代人的传承。由此西方政治伦理学完全流于逻辑思辨，如目的理性，公共理性，程序理性等等。把民主简单地归于人权，并以个体寻求利益最大化来主导人的行为。并寄希望道德理性能产生于“你思”与“我思”的重合。然而现实是，个体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恰恰就是选择“我思”的过程，这种重合是不现实的。同时争利必然依附势力，否则一事无成。它必然导向“各说各有理”的势力博弈，乃至最后讲势不讲理。“你思”与“我思”的重合不能只停留在人权平等的概念上。平等的含义是那么深厚以至于只能用心去感受。在参观美国国会辩论时，现场使得笔者无语。大厅除了讲演者空无几人，那里没有表达与倾听的平等。真正的平等从不来自诉求，平等就在我们的心里，当“表达”时，不忘“倾听”，当“得到”时，不忘“奉献”，，，。将众多平等内涵叠加一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和的心，一种对“道”的体验。它是“Grace”的源泉，也是思辨理性的基石。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有“你思”与“我思”的最大重合。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在“中学”一文中说，西方现在像是用一条腿走路。
在描述“存在的内在秉性”时，东方就不仅仅导向理性，而是导向道理。道理就是“道”和“理”，即对道的精神体验，以及在其基础上的逻辑思辨。这样，人的行为不仅有寻求利益的思辨，也有对是否符合道与德的考量。做事求“心安”成为中国人的意识。“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都富有体验和思辨。道德考量的文化历史积淀使得中华民族具有较深“同体感受”和悲悯情怀。他们向往大同世界，喜欢群体生活。然而在西学东渐下，东方“为公”理念也陷入误区。首先，大同世界的理念脱离了对道的体验，反而依赖于西方超现实的意识形态 – 共产主义，并把所有制的公有作为“为公”理念的依据，而加以实践。如果说中国的这种实践产生于反帝反封建的救亡潮流而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在进入和平后，应当健全法治，走向德治，而不应该将维系“为公” 社会建立在“斗争哲学”的载体之上。 人们向往高尚，但无法移植高尚。“为公”社会的维系不能仅靠理念的坚持，因为它既不足于抵抗物欲的侵蚀，又容易造成理念的输出来苛求他人。“为公”社会的维系更应该通过道德的力量，因为它是和谐的本源。无论主义有多大魅力，人们最终都是跟德走。由此人们看到，东方在当代是用两条不健全的腿走路，一路跌跌撞撞。因此，我们不仅要恢复传统文化，恢复道德力量，也应该学习西方，走向公共理性，程序理性和沟通理性的细节建立，并形成自己文明特色的民主体系。这样人们会在维护整体的前提下，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
作为文化理念，民主最终的诉求是道德。没有效率的民主是“民粹”，不讲秩序的民主成“民暴”，不顾整体的民主叫“自私”，牺牲明天的民主谓“庞氏”，放弃责任的民主属“无知”。道德注重内在准则，民主注重外在形式。两者相互补充。所以Reinhold Niebuhr的名言应当改为：“人能接受正义，德治成为必要；人会偏离正义，法治成为表现”。而民主是立足于法治，并走向道德的途径。有西方学者认为，二十一世纪是左派思潮回归的年代。笔者感觉，这种回归更多会在经济层面。如果没有“为公”理念促进的有序民主所产生的效率，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无法在全球化进程中胜出。从这个意义上，它更像是东方文明回归的年代。人们会更多地从整体和个体的平衡来看待问题。它也许漫长， 但它带着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