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走向极点。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每天挨斗。
我经常被拉出去游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时，给我挂个大牌子，我们手里还拿着盆，拿着棍，一边敲一边跟着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儿看到了我，我 心中嘀咕着回家怎么向他们解释。回家后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准备了好饭好菜，想用这种办法安慰我，我知道瞒也瞒不住干脆直话直说，“今天我 被游街了，给我挂个大牌子，写着‘打倒铁杆保皇派白介夫’，不过我一看，旁边那人挂的牌子上写的是‘打倒钢杆保皇派×××’，心里想，还有比我硬的呢！” 全家大笑起来。
另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给我带了顶常见的很高很尖的纸帽子。不知谁想出来新花样，给我旁边那个挨斗的人戴了顶老戏里县官戴的帽子。两边有两个大耳 朵，斗他时一按他的头，两个大耳朵就跟着一煽一煽的，我看着觉得很可笑，虽然在挨斗，心情并不坏。这时候，突然有个造反派党委副书记，年纪比我还大，上台狠狠煽了我两巴掌，以表现他的革命精神。那时有很多这样的人。
人有群胆没有孤胆。那时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里不太紧张。在挨斗时，周围很多人，特别是所里的工人对我仍然特别好。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 上跪下。这时一个外号叫唐二愣的工人，对着造反派大叫了一声：“别让他跪着，他跪着也比你们站着高。”我当时心里真是感动。唐二愣马上也进了专政队，他出身好，什么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久，造反派让我收拾东西，我知道以后就不许我回家了。那时候周围已经有不少人自杀，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华（科学院的副秘书长）。我曾参加抗日，有 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历史背景，记得当群众敲锣打鼓开除我党籍的时候，我很自信地对家人说，如果我被开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开除。我长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样在尽量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保护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较平和，不很激烈，总是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这些因素都使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冲击有较强的耐受 力，即使这样，有时候我也觉得很难熬，很理解人为什么会想到自杀。
我被关在专政队时，常常会想到过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么样了？我常常想到萧光琰，很为他担心。萧光琰的历史背景不能给他任何保护，他的思想行为和当时 的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说他像个玻璃制品，透明，坚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国话都讲不流利，他们一家怎么度过这场灾难？他们挺得住吗？
我被放出来不久，就听说了萧光琰的遭遇。我这么不爱激动的人，却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
走向深渊
根据我对萧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围人陆陆续续的述说，他生活的最后片断，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闪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萧光琰像当时中国无数的臭老九一样，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样，挤进其他几家人。住进来的人要共用厨房、厕所。这对很习惯保护隐私的萧光琰来讲，是太不习惯了，突然，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来就不太会做饭，这时候几家人挤在一个厨房，常常没有空间轮上他们做饭。在外面挨了批斗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几块饼干。周围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对他们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谁也不敢理他们，冷眼和歧视包围着他们。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以及过去那些对他生活作风、工作作风的批判已经太不够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个最专制同时也是最自由的空间，只要你出身好，或暂时属于“革命群众”，那你就可以发挥自己最丰富的想像力去臆测别人的心理，去给别人扣帽子。所里的大字报又再次推断萧光琰回中国是想当特务。
尽管萧光琰想努力适应中国的环境，到头来还只能当个反面教员。他回中国以后除了给哥哥写写信，从没和其他在国外的人来往过，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特 务。至于其它问题，其实大多是学术问题，因为接受了一套美国实验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国不适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参与政治，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哪里有能力去反党。
文革开始时，萧光琰还能承受。起码他每天还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国，文革开始时她只有十四岁，当时学校里开始把同学分成“黑五类，红五类”，她当然属于“黑五类”，压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压力，
萧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况起变化。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他们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势愈加恶化。工宣队又进驻了大化所。萧光琰意识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机。
工宣队有个人老是戴着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是大连电磁场的工人。态度很凶狠，动辄就动手打人。1968年10月5日，工宣队派人把萧光琰抓进“牛棚”，与其他？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时，抄了萧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其中包括甄素辉父亲给她留下的家传的戒指（有人说是孙中山送给她家的）。
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萧光琰特殊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赖他的家，突然进了专政队，离开了夫人，离开了女儿，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面一片黑暗。
人们在努力证明他是特务，不管有没有根据。工宣队希望工作有成绩，能抓出美国特务，在当时多荣耀啊。于是萧光琰被搞成有背景、有组织的特务机构的成 员。人们不去追究这特务是真是假。当时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其实是“打击一小撮，吓倒一大片。”大多数群众是顺应潮流的，也形成一种可怕的力量。
“八角帽”的功劳越来越大。在他眼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教育”都不过分，他们没有什么功劳，却过着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他们用当地人发 “博士”的谐音给萧光琰起了个外号叫“白屎”。从萧光琰的交代里得不到更多的特务活动信息，为了扩大战果，有人开始动武，特别是“八角帽”，认为这样才可 能让他彻底交待问题。每天拳打脚踢，甚至用“三角带”这种特制的刑具来鞭打。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周而复始：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 回到中国？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萧光琰不断地写检查，写揭发材料，回答他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他写出来的东西不能让工宣队满意，他们需要的是有轰动效果的揭发材料。他们逼他一遍遍地写。
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在经历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之后，心如死灰。刚归国的时候受到怀疑，五年，十年还在怀疑，回国服务快二十年了，还在怀疑。他面对着一个他无法理解、也无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队的“八角帽”又对萧光琰进行体罚。他精神特别坏，喃喃自语：“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定反复 想过自己的出路，寻找过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连累家人，不想辜负甄素辉的感情，更不想对不起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留下，让他们更容易划清界限。这几乎是文革中自杀的人的共同特点，要么不留遗嘱，要么留遗嘱把自己大骂一顿，为的是不牵连家人。
12月11日晨，当专政队员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终于不必再起来，面对这个丑恶的世界了。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他走了，带着满身的伤痕。他刚刚四十八岁。
这是“八角帽”没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队的头头没有想到的。他们不知道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据说工宣队也感到紧张，他们加紧搜查了每个被专政的人，防止再有“畏罪自杀”的。可见他们知道把人逼上绝路是错误的。但工宣队同时宣布这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工宣队的人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科学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他们确实取得了伟大成果。由大连化学物理所，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运输公司、大连妇产医院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并命名编号，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三○一)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株连所及达十一个单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萧光琰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以至给萧博士打过针的护士。当然，他们说这是“清队的重大收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样政策攻心，棍棒启口，硬是搞不到一点像样的证据。所以，“三○一”一案实质上毫无结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恶的是， “专政队”的暴徒及其幕后指使人的功劳却不减。大连化学物理所已经得到上级的重视，不久，他们就成为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作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 活样板，把他们的‘经验’赫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九泉相会
在萧光琰已经长眠不醒时，甄素辉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当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队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异常安静。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着丈夫的遗体，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她的请求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自从他们夫妇俩被关起来，十四岁的洛洛就开始孤身一人，无人照料。
甄素辉天性柔弱，却善解人意，在萧光琰心情恶劣时，她总是轻声细语地给他安慰。她外圆内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则，做人的原则。萧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 辉永远站在他身边。可是萧光琰悄悄地走了，没留下一句话。出于母亲的本能，甄素辉不能不想，如果她随萧光琰走，洛洛怎么办？洛洛没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样为自己负责，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辉一定和女儿进行过一场世界上最艰难的谈话，进行了外人无法判断的生死抉择。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 了同学，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永久的纪念。看来她对一切是有准备的。
甄素辉和洛洛一起包了饺子，一起吃了饺子。几天后，当人们发现她们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地相拥，凄然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多少年来洛洛可爱的样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动，无法忘却的可爱、弱小与无辜！刚刚十六岁，正值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花样年华。我也一直想为什么甄素辉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唯一的解释是她心中充满太深切的爱与太彻底的绝望！
据说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亲自过问，追究责任。当年毒打萧光琰的“八角帽”和工宣队的头头都受到了处罚。
我不能说萧光琰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但我可以说，我自己，我周围的很多人，愧对萧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对萧光琰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对我们的信任。 他曾怀着怎样的热情踏上这片土地，又怀着怎样的绝望无声离去？历尽凄风苦雨之后，他的一家竟选择了这样的方法驶进人生避风的港湾，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愧对萧光琰的亲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萧光琰的哥哥萧光灏从美国回到中国，他要求和我见面。我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见我呢？萧光琰去世时，我离开大化所已经三年多 了。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应该比我大几岁，但看上去挺年轻。他一下失去几个亲人，却仍不失其温和善良。见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心中涌起的全部是难过和惭愧。
萧光灏话还没开始，已是老泪纵横。
他说他很后悔，那时候萧光琰多次写信想见见他，来中国也可以，到香港见面也可以，他对中国的一些情况也有所闻，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没回来。总 以为都还年轻，将来见面的机会很多。实在没想到此生不能再见。每当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没有尽到当哥哥的责任，萧光琰一定是有难处才多次写信想见他。可萧光琰在信里从没讲过他的真实处境。他怪罪自己为什么就没早一点儿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美国也有报道，那时能设想萧光琰的处境，可已经无法联系，现在来 了，可是太晚了！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了。
萧光灏说他很早以前就从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萧光琰关系很好，给了他很多关照和帮助，他这次来一个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过的环境，看看他们走过的 街道，他们工作过的地方，做点生者还能为他们做的事；另外就是想来看看萧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点谢意。他说萧光琰在回中国这段时间里，除了家庭之外，总还尝到了一些人间温暖。
不是指责，不是声讨和愤怒，而是感谢，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其实很多批判打击萧光琰的运动都是我领导的。虽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毕竟有一份我的责任。听到这里我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我很想说“对不起”。
我不记得当时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自己历经劫难，刚刚在走上坡路，还心有余悸。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满也不敢否定文化大 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我不想去说空话大话，也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那种惶惑和尴尬的心境至今记忆犹新。听说他来中国还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当时孙中山送的那个戒指，对他来讲，这个戒指有太多的纪念意义。后来调查，这个戒指被当时抄萧光琰家的人卖了，最后也没有找到。
现在的中国我以为可以讲真话了，可是与萧光灏天各一方，也许我们永远失去了交谈的机会。我已经八十多岁，一直坚持打网球，挥拍之间，我常常想到萧光 琰，想到他说要练好基本功，想到我们曾经的友谊。到现在我也打听不到萧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里。这样一个和睦的家，以这样惨烈的形式写下了这样的悲剧，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那个荒诞的岁月的形成，应该反省的不仅仅是上层领导，也包括我们基层领导。每一层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份责任。萧光灏也快九十岁了，我希 望他能知道，我们没有忘记萧光琰，没有忘记这个充满爱国热情的科学家的毅然选择，没有忘记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贡献，没有忘记我们给他造成的致命伤害。
历史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期盼“萧光琰”式的家庭悲剧不以任何方式再现。我们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不靠英雄人物来扭转乾坤，使这个国家即使有错误，也行而不远。我们也要完善我们的文化，增强其包容性，容纳不同的习俗及思维方式。
不能从苦难中汲取教训的民族，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注：我年事已高，记忆会有很多的不准确和疏漏，可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去找人核实。若有当事人了解更详细、准确的情况，我希望本文有机会得到补充和修 改。文章大概成稿后，让女儿去大连，找当年与萧光琰共事的人核实和补充了一些情况，他们是陈庆道、李文钊、刘宗海、陈怡萱。另外关力、刘秋荣、杨海平对本文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