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至5月，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阿党政代表团访华。那个时候中阿两党有着牢不可破的同志加兄弟式的战斗友谊，所以接待谢胡显得更为重要必须很高规格。在谢胡访华前夕，北京迎送活动的初始计划是在长安街夹道欢送，（迎接我没有参加，不知道是什么情景）天安门前将组织上千儿童的红领巾大合唱。是由北京少年宫合唱队和几个北京市小学合唱队组成。（景山学校，实验一、二小还有我所在的府学胡同小学等北京的几个最好的学校）小时候我很喜欢唱歌，我们学校的合唱团在北京市小学里算是水平比较高的，经常有机会出去表演。
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所以在谢胡还没来之前我们就开始训练了。景山少年宫的合唱辅导员为我们紧张地排练。我们要表演的三首歌是《北京-地拉那》，阿尔巴尼亚歌曲《少先队员之歌》再有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歌都不是简单的大齐唱，要分高低声部是要有和声的，为了保证高水平的演出还是要有很多训练的。
正当我兴奋地训练彩排之际，忽然上面有了新的指示，取消了长安街的夹道欢送，改去机场了。千人的合唱也别砍掉了一大半，就剩2,3百人了。庆幸我们学校的合唱队没有被减掉。这对我们无疑是个好消息，天安门我们去过无数次，而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没有去过首都机场，所以对这次活动满怀着兴奋、新奇和渴望。
准备就绪，1966年5月11日清晨我们穿上红色的背带裙，白衬衫，乘坐着首汽的大轿车驶向首都机场。这样的活动在北京的孩子里也是很难得的，穿上统一发放的服装，坐上舒适的大轿车就足以让我们兴奋不已，就别说去机场了。那时的北京根本没有高速路，去机场的道路同现在的路相比很窄，出了东直门就是乡村了，沿路的绿色田野里长着各种不认识的农作物。我们一路欢歌笑语，纵情高唱，很快就到了首都机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宽阔的停机坪和巨大的飞机。那个兴奋劲儿可想而知。下车后休整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预演，就传来消息谢胡来机场的时间改成下午了，这样我们就需要原地待命，其实这到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一下这里从未见过的新奇的一切。机场提供了丰富的午饭，我们这群孩子以前哪有过这种共产主义白吃白喝的待遇啊，觉得太好玩了，记得那天发的面包香肠，好像还有炒鸡蛋。
吃完午饭又来通知说谢胡再次改时间了，但还不能定具体时间。真不知道什么原因，时间一改再改。为了让我们别太累了，机场在能够让我们休息的地方铺上席子，我们就地休息养精神。可我们这些抑制不住兴奋的孩子一点也不累，能在外面玩一天特别是在从来没有机会来的地方是多美的事啊。天渐渐的暗了下来，最后终于得到了准确时间的通知，记不清是几点了反正是晚上8,9点。我们又在机场饱餐了一顿晚饭，然后整队进入了机场停机坪，登上了合唱台开始最后的排练。记得当时的指挥是个男孩子，伴奏的乐队好像是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望眼欲穿的我们终于盼来了欢送的客人。谢胡在周总理，刘少奇，陈毅、彭真等中央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全神贯注地唱歌，但如此近距离的看到中央领导，我们都很激动，我连歌词都忘了。客人们没有在我们面前停留，很快走过去了，他们围机场绕了一周后（当然还有其他欢送的人群）送谢胡上了飞机。这段时间我们在不停地唱。《北京—地拉那》这首歌音调很高，很费嗓子，特别是最后那几句：
万岁毛泽东，
万岁恩维尔·霍查，
万岁光荣坚强的党，
万岁北京-地拉那，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中国阿尔巴尼亚。
把我的嗓子都喊哑了。正在这个时候看到送走谢胡的周总理向我们款款走来。孩子们顿时沸腾了，总理过来先是和我们的小指挥亲切握手，然后转过身来展开他那曾经受过伤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伟人臂膀，随着旋律和节奏有力、动情、潇洒地翩翩舞动，指挥我们唱歌。我们把最后一个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了一遍又一遍，有共和国总理为我们指挥，和我们一起唱，我们忘记了一天的疲劳，忘记了嗓子已经喊得冒烟儿，兴奋的不能自制，那情景好激动，好高兴，好幸福、好难忘啊！要不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等着总理，我想总理还会继续和我们一起唱的。看着敬爱的周总理意犹未尽地离开，我们是那么的恋恋不舍。
坐在回家的车上已经是半夜了，路两旁一片漆黑，我在静静的回味着那激动人心永生难忘的时刻，渐渐地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车里一片寂静，累了一天的孩子们都沉沉地睡了，谁也没有想到，这将是我们金色童年的结束，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什么呢？我们更不知道，敬爱的周总理从这一天起可能再没有开心地笑过，动情地唱过了。
五天以后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