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向因为这个题目而进来的朋友道个谦，本文只是碰巧写在情人节这天，与情人节本身没任何关系。
不知道算不算意外，“药家鑫案”在药家鑫已经伏法后再起波澜。
在药家鑫案仍在审理过程中的时候，药家向受害者家属（张家）提出用20万元作为赔偿，被张家拒绝。当时面对电视镜头，张妙的丈夫口气十分坚决，声称如果接受这笔钱，以后无法对孩子交代，他不愿背上一个“用钱买妈妈生命”的骂名。
如今，药家鑫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代价，药家也已经依照法庭判决为受害者支付了约5万民事赔偿金。法律尊严受到了维护，生命价值得到了尊重，至少看上去不错，似乎一切都过去了。
然而此时，张妙丈夫的信誓旦旦犹在大众耳边转悠，他却把它当成了一件从没发生过的事，理直气壮地又惦记上那20万元的赔偿。张家已经去药家闹过事，并因此被当地派出所带走罚了款。到目前为止，事情仍然没有解决。
了解案子大概过程的人都知道，药家当初提出的20万赔偿，目的是为了换取张家对药家鑫一定程度的谅解，进而使法庭在对药家鑫量刑时有所考虑。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后来张家拒绝谅解，药家鑫最终被判极刑。如今木已成舟，张家立刻变卦，不记得自己当初是如何的斩钉截铁，一路打着自认为聪明的小算盘，带领人马闹哄哄冲着钱杀奔而去。
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张家的作法。在法律意义上他们是受害者，但站在人文的立场上看，他们缺乏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自尊。民间有很多专给这类人和行为准备的形容词，挑一句相对客气点的：卖了乖，又想得便宜。
本人对我们这个号称礼仪之帮的大国国民的素质一直没有多高的估量，张家的作法虽然见怪不怪，但仍然令人无法不感到沮丧，尤其是在我们距离牛二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近一千年的今天。张家的男人们，展示给所有人我们这个民族根植于农业社会的一些虐根性：口是心非，唯利是图，不负责任，不守规则，爱慕虚荣却不在乎dignity为何物。
张家当然仅是个例，但他们的作法背后折射出的文化积淀和心态，如果也认为它们是个体，不管大伙如何看，反正本人不作如是观。这种积淀，你我他，大家身上多少都有。
说起素质，又想起件事。我住的地区有一家中文学校，我的孩子曾去念过一年。后来我太太认识了一位在国内学中文的朋友，于是几家合伙请她教孩子们中文，就没再去那家学校。但因为认识不少孩子家长，因此那家学校的情况我还知道不少。
那间学校没有自己的教室，租其它学校的教室上课。学中文的学生不少，各年级都有，因此每个周末上课的时候学校里家长孩子老老少少，相当热闹，这点我有亲身体会。就因为热闹，学校被第一家租方提前终止了合同，赶走了。目前它是租一间当地中学的教室，每到周末仍然热闹，如同菜市场。中学校方为此已经找过中文学校几次，告之必须注意秩序，不要喧闹，否则要终止合作。
去年，中文学校庆祝春节，搞了个文艺演出。因为中学的礼堂太小，就租了当地一家条件比较好的剧场。演出期间，台上台下，前台后台没有区别，一样闹哄哄。因为秩序混乱，剧院方几次出面中止了演出，甚至威胁以后再不出租剧院给中文学校。后来还算好，演出直到结束，没再出差子。
我所在的这个地区里，台湾同胞我了解不多，不好说，来自大陆的中国人的平均教育水平绝对不低，硕博如云。出现这样的事，是我们当地所有大陆乡祉的耻辱，我们都应该感到羞愧。有意思的是，我参加过的几次我孩子学校（美国公立小学）举办的音乐会之类的活动，来自大陆的参加者包括家长们不少（当然，老美更多），大家都礼貌而规矩，让人无法把这两者联系起来。难道，在外人面前，我们都知道该表现出礼貌得体的举止；等到都是我们自己人相处，就不必如此客套，以本来面目出场。是吗？
既然如此，大家还是都别装了。咱们住着大屋，开着日本车，玩着iPad，喝着Heineken，但咱们骨子里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泥土渣子从来没抖落过，时不时飞扬起来。种种乱象，是因为我们的内心从来没有高贵过，并一直在拒绝高贵。
胡适曾说（大意），新文化运动的悲剧是它最终被政治化，因而偏离了原来的初衷。我们国家在49年以后，在精神层面的建设除了在开始十来年作过一些建设性的努力（至于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确另当别论）外，其余时间是谈不上什么建设可言的，文革更是将本来就没多少的精神文化建设成果毁灭贷尽。改开三十年，凡是不能拿来换钱的东西，都毁得差不多了。
我们需要一场至少十五年的精神文化建设，在此之前，先不必作什么强国梦了罢。一个令人尊敬的国家是由一群令人尊敬的人民组成的，我们差得远。当世界领袖，至少在目前，我们这个民族还没有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