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寻找在海南岛失踪的澳军战俘
——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续3)
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于1944年4月8日在海南岛感恩县(现东方市)抱板村伏击战中碰巧打死九 名并救出十名澳军战俘之后，又过了十六个月，即到1945年8月底，亦即日军宣布投降后的快二周之后，在北黎港八所盟军战俘营幸存下来的一百九十多名澳军战俘，才被代号为“鸽子行动”的美军解救队所解救并立刻转运香港。这幸存下来的澳军战俘，也包括那三名在抱板村伏击战中负伤、但最终千方百计设法逃回营地的澳军士兵。
这些被解救的澳军官兵，并没有忘记那些一年多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纵伏击战中被游击队顺便救出的袍泽。只是自从那10名澳军战俘被琼纵救出之后，就一直了无音讯。为此，澳军战俘最高长官史考特中校先将这十名被琼纵救出的澳军官兵名字登记在册，以便随时查阅。这十名官兵的名字如下：
兵籍号 军衔 姓名
VX66901 列兵 A. H. Chenoweth (负伤)
VX45863 列兵 E. M. Ratcliffe (负伤)
VX71865 下士 H. C. Youngberry
VX44919 列兵 A. W. Haynes
VX40228 列兵 A. A. Hawking
VX27245 列兵 W. S. Lynch
VX60936 列兵 F. A. Stokes
VX30303 列兵 E. T. C. Stafford
VX25115 列兵 A. H. Struhs
VX27428 列兵 L. A. Shields
澳军战俘被解救后，随即经三亚运往香港，大多在9月中旬以后陆续乘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舰艇回国。但他们此时还是惦记着那十名落入共产党游击队手中而生死不明的袍泽。就在香港待船期间，史考特中校先向盟军驻港最高当局提交了上述名单，希望其协助查找那些澳兵的下落；同时，也向澳大利亚军方提出报告，希望通过盟军及两国外交渠道等方式，寻找他们。事实上，上述名单中，除了下士杨百瑞(H. C. Youngberry)和负伤的列兵陈洛伟(A. H. Chenoweth)分别属于战前临时配属于海鸥支队的反坦克连及野战救护队之外，其余八人皆为他担任营长的澳军第八师第2/21营的士兵，是他带出来的兵。史考特中校也是爱兵如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希望能找到他们。换言之，就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从1945年9月开始，澳大利亚军部就着手调查上述十名澳军战俘的下落。当然，军方首先想到的是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希望其通过外交途径查询。与此同时，随着1945年9月份国军第46军(桂系部队)登陆海南岛进行战后接收，盟军也随即派遣联络官跟随前来，以便查询在岛上失踪的盟军战俘及战时被日军击落在海南岛的盟军飞行员。
9月19日，盟军太平洋战区美军司令部派出二名联络官，空降海南岛儋县的那大镇，拜会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亦即一般简称中的“琼纵”，1944年秋由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全称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独立队总队]改称)司令冯白驹。双方虽然在接受日军投降及驻防等问题上有分歧，但就独立纵队解救出来的盟军战俘接收问题，则达成了一致协议：即独立纵队将二十七名盟军人员移交给盟军代表。
但问题是，上述琼纵移交的盟军战俘，除了美军飞虎队飞行员外，基本上是英国人、印度人，后者是在日军攻占香港后成为战俘，并最终送到海南石碌铁矿做苦工者，其中无一人是澳大利亚人。换言之，盟军首次与琼纵的交涉，根本就没有解救出任何1944年抱板村伏击战中失踪的澳军战俘。那么，这些人在哪里呢？他们是否还活着？
在军方与外交部门几经交涉仍无进展后，澳大利亚军方决定，组织一个特别的海南失踪战俘查找小组，前往海南岛实地查找，以确认这些澳洲军人的最终消息。
1946年2月27日，以贾恪生少校(H. N. Jackson)为首、辅以阚波上尉(G. M. Campbell)和费立璞中士(R. M. Phillips)组成的澳大利亚军方海南澳军士兵失踪查询小组，正式从澳洲本土乘飞机出发，前往中国，实地查找失踪已近二年的澳洲大兵，因为军方要为每一个自己的士兵负责，也需要给这些大兵的家庭一个交代。
当时，贾恪生小组乘坐的是军机，因此，他们只能分段飞行：先从悉尼的军用机场起飞往北，前往昆士兰州西部的克隆卡里(Cloncurry)，再从这里沿西北方向飞往北领地的达尔文港；然后往北飞到荷属东印度(现印度尼西亚)在婆罗洲岛上的巴厘八板(Balikpapan)，再从这里出发，往东北转飞到纳闽岛(Labuan Island)；从澳洲到荷属东印度，还算顺利，因为这里是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的辖地，战时和战后复员时期，此地皆由澳大利亚军方主管。从这里再往西飞到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从这里飞中国的广州，再转道去香港。这后一段路程区间的飞行，则需要多方协调。总计整个路程，他们走了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抵达香港时，已是3月6日。
按规矩，贾恪生少校立即向盟军香港最高司令长官报到，并递交澳大利亚军方的信函，陈述该小组的使命并希望能得到当地盟军的全力配合。但不幸的很，当时盟军在香港的最高长官是由英国人担任。而此时香港的英国当局跟中国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相互猜忌，暗地捣鬼。原因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防守香港的英军虽做了长期的准备，但在日军的进攻下打了没二天，就很快投降，比中国军队的表现还要差；而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当在广西的中国军队沿西江东下准备接管香港时，战时比兔子跑得还快的英军，却以军舰快速运兵，抢先收复香港，让中国政府和准备接收香港的中国军队很恼火。故中国政府广东军政当局对港英政府就处处制肘，在许多方面与港英政府不予合作。因此，中国政府此时不许英国的军舰前往大陆沿海的港口，也不许去海南岛。看来，英国人是指望不上了，贾恪生少校就只好求助于在港之美军。此时美军的军舰还可在中国沿海航行，尤其是在海南岛，因为中国政府不仅需要其协助运送军队和其它救援及战略物资，而且还需要其派出大量的扫雷舰，协助中国军政当局清扫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沿海及琼州海峡布下之不可计数的水雷。贾恪生少校的请求很快就在美军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美军决定用军舰送他们上岛，因为美军此时也要派遣一个失踪飞行员寻访小组前往海南岛，以寻访战时因空袭该岛而被击落或跳伞的美军飞行员。与贾恪生小组一同前往的，还有澳军战争公墓处派遣出来的一个小组，跟随他们一同去寻访和收集盟军战俘的遗体。3月11日，贾恪生小组登上美军“莫里斯号”驱逐舰，前往海南岛。航行途中曾多所停留，3月15日始在海口上岸。
在海口，贾恪生小组找遍了那些从八所和三亚过来的香港劳工以及在此工作的几位法国传教士，除了从他们嘴里听到了一些有关八所盟军战俘营的只言片语的旧闻之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收获，只是在海口附近找到了美军第10航空队于1945年日军投降前在此被击落的飞机残骸及飞行员遗体。为此，贾恪生小组决定，计划从北向南横穿全岛，经儋县的那大，通过有五千人之众的琼纵游击区，到达感恩县的八所进行寻找。于是，3月19日，由上述贾恪生小组三名澳军及新加入的澳军战争公墓处的魏大可中尉(D. Whittaker)、以及一名英国皇家海军中校薄满(M. Berman)、一名中国译员王亚樵(译音，Wong Ah Choj)、二名美军军官(一为白琪[W. K. Patch]少尉、另一为范登宝[W. Vandenberg]军士长)组成的寻访失踪澳军探险队，分乘二辆吉普车，由海口向那大进发。虽然国军海口卫戍区司令派出了6名官兵乘坐另一辆车在后予以护卫，但保持半英里的距离，以便让这些盟军官兵显得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相争之际是保持中立的。一路上逢村过寨时，贾恪生小组都会停下来打探有关失踪战俘消息，但一无所获。
在从海口出发前，贾恪生少校就从某些关系那里得知，到那大后，可以跟琼纵司令员冯白驹的一位联络员切取联系，因此，一到那大，王亚樵译员就直接去寻访那位联络员，最终让他给找到了。贾恪生少校与他见面之后，便说明来意，希望他能引见给冯白驹将军。但这位联络员告知，冯白驹将军经常居无定所，所带部队飘忽不定，无法见到他。最后，联络员应允为其带信给冯白驹。于是，贾恪生少校即修书一封，并由王亚樵当堂译成中文，希望冯白驹能告知有关澳军(包括其他欧裔)失踪战俘的近况以及如何找到他们。为了表示诚意，他在信中还说，如能将那些澳军战俘送还，琼纵可以提出要求和回报，这些他都可以考虑，是可以商量的。贾恪生还表示，他们随后就会去榆林，会在那里待上一个星期，因此，有回音的话，请送到那里为荷。最后，贾恪生少校付了二万元金圆券给那位联络员，以便让他务必将此信带给冯白驹。
在那大得知，因琼纵与国军之间战事不断，从此地到八所的所有桥梁都被破坏，道路不通，无法前往，因此，贾恪生小组遂决定原路返回海口。3月22日，他们从那大镇出发，尚未抵达临高县和舍镇的半路时，前方路上的一座桥梁就被琼纵炸毁了。为此，他们只得穿过丛林，绕道到该河流的一处浅滩，由此过河才能继续前行。当时在过河处不远正好有一队国军排哨巡逻，协助贾恪生小组顺利过河。当他们过完河之后正向和舍镇前进之时，就听到一阵枪声，是炸桥的琼纵部队向前述国军排哨发起突然袭击，导致后者二十三 名官兵阵亡。
当贾恪生小组从和舍镇返回海口途中而抵达澄迈县福山镇时，遇到了大批从八所徒步走来到香港劳工，他们衣衫蓝缕，骨瘦如柴，希望走到海口，找机会搭船返回大陆。贾恪生在对这些劳工待询问中得知，有四 位澳洲战俘已经从琼纵游击队手中逃出，但已死亡，就埋葬在距八所北面约4英里左右的地方。问题是，他们几经询查，还是无法获知其具体位置。
回到海口后，贾恪生少校拜会了当地驻军最高首脑第46军军长韩炼成及另一位将军张嘉斌(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之胞弟，当时是政府派来岛上接收的大员)，希望能获得一些信息，然一无所获。但他们还是给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即在海南岛唯一的一份中文报纸上刊登寻找失踪战俘的消息，也许这样还可以获得一些反馈，因为无论什么派系的人，都会不时地阅读这份报纸。
3月22日，贾恪生小组及其相关人员再从海口出发，沿东线前往榆林。在榆林询问了大批劳工仍然一无所获之后，他们就寄希望于八所。从榆林抵达八所之后，澳军战争公墓处魏大可中尉就督率其手下人员，在八所后面紧靠着当年盟军战俘营的小岭墓地及其周边地区紧张地工作起来，收集死难战俘的遗骨；其余同来的英军和美军及其随行人员则协助贾恪生小组，遍访仍然滞留在八所的劳工和当地居民，不放过任何线索，以寻找失踪澳军战俘的下落。从当地劳工嘴里只是听到消息说，有战俘最终从琼纵游击队手里跑了出来，但具体情况则不得而知。最终，在3月30日，他们找到了一位曾担任过八所地区官员的何先生，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作为战时该地区的地方官，何先生知道当年抱板村伏击战的事情，也知道有盟军战俘被琼纵救出。他听当地民众说，那二名负伤的澳军战俘很快就死去，但当地村民无一人能告知埋葬他们的具体地点和方位。后来贾恪生小组试图在抱板村周围寻找过，但毫无所得。至于剩下的八名澳军战俘，据当地村民告诉何先生，他们于琼纵救出他们的次日，就从游击队那里逃离出来。但他们逃出来后，就一分为二，一组三人，另一组五人，前者向南，后者往东，沿不同方向各自逃命。据当地居民说，那三人组的澳军战俘后来又被日军俘获。对于此事，一位当时在榆林日军司令部的台湾军夫曾说过，那三人中有二人当即被日军拉到海边枪毙了。至于剩下来的那一位，何先生的看法是，这个人已经不用日军采取行动，就已病饿而亡。而上述二人被日军拉去直接枪毙之说法，无人能够给予直接的证明，因为日军根本就不允许旁人靠近他们。如此，这三人的遗体也就根本无法查找了。
那其余的五人去了什么地方呢？如同当年石碌铁矿是所有劳工和战俘的梦魇一样，是否他们被抓去这座矿山，最终死在那里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贾恪生小组遂分出一拨人，前往石碌铁矿查看。矿区周围没有村庄，人烟稀少，查找人员除了在此间找到一些美军航空队的飞机残骸和飞行员遗物之外，并没有其它发现。于是，贾恪生少校决定直接前往抱板村查看。但当地村民是一问三不知，他们四周勘察亦无任何相关坟茔的痕迹。后来当他们询问仍在当地的劳工时才得知，实际上，一旦像上述二年前的伏击战发生时，村民们都会逃离村庄，因为日本人的报复很疯狂，只是在情况稳定后他们才会返回家来。因此，现场发生的很多事，他们中大部分人其实是不清楚的。为此，他们在4月2日返回八所后，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再与何先生详谈，以进一步确认一些信息。
何先生在战时曾经与琼纵有过合作关系，对他们的情形比较了解。在这天晚上的详谈中，他表示，据他的线报，1945年9月的时候，有人看到琼纵中有欧洲人与之并肩战斗。更早一些时候，约在1945年1月份，有人告诉他，有一位澳军战俘在为冯白驹的兵工厂工作，制造弹药。当贾恪生少校告诉他，他们已经设法向冯白驹传递消息以寻找失踪的澳军战俘，不知道是否冯会否回复他们时，何先生以他对冯的了解，这样回答贾恪生：如果澳军战俘目前仍然和琼纵在一起的话，冯白驹一定会设法回复他们的。为此，贾恪生少校再次写了一封信，交与何先生请他转送冯白驹，以表明澳军对其失踪士兵的关切之情。最后，何先生向贾恪生少校提供了三个联络地址和姓名，其中一个是香港的，是冯白驹的联络关系，也许通过这个关系，可以与冯白驹直接联络上。
目前来说，关于澳军战俘的消息只有二个来源：一个是王亚樵译员在那大获得的，另一个就是上述的何先生。但问题在于，他们都是间接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这些信息，而非直接的目击者。贾恪生小组还需要时间和查询，进一步的证实这些信息。有鉴于澳军战争公墓人员的工作已经结束，美军的搜寻任务也已完成，贾恪生小组遂于4月3日与他们一同返回榆林。
就在返回榆林之次日，贾恪生少校获得了另外一项信息。在3月中贾恪生小组去那大时，曾派出一个小组，化装成商人，前往榆林，一路打探消息。4月4日，该小组抵达榆林，向贾恪生少校报告，他们前几天在加来镇遇到了一位姓袁(或者是姓云——海南岛有姓云的大家族)的国军上校。据该上校说， 1945年12月份，他曾在沙帽岭看到有四位欧洲人(他认为就是澳洲人)，当时他们与冯白驹的部队在一起活动。看上去他们并非是被关押，但显然其活动的范围有所限制。实际上，早些时候，即1945年7月份时，他听说有六位欧洲人与冯白驹的琼纵在一起，但据告有二人后来死了。袁上校战时曾与冯白驹部合作抗战，刚刚才正式编入国军。这一情报显然极具权威性。但从目前海南岛上政治军事局势来看，再与袁上校接触核实上述资讯显然不合时宜，也难以办到。因此，贾恪生少校遂决定返回香港，再由那里赴广州拜会该省最高军事长官张发奎将军，希望通过他的关系能使该项寻访工作有所进展。
于是，贾恪生小组和英军及美军同行便直接从榆林港乘坐美军的驱逐舰“Currier”号返回香港。贾恪生少校还是按规矩向驻港英军最高长官报告了海南岛此行的收获以及现在面临的问题，后者答应将为其完成使命提供尽可能的协助。双方在充分考虑目前中国的形势尤其是海南岛的局势之后，咸认为派出大批部队前往海南岛搜索是不可能的事情，搞得不好，会加深岛上的动荡，也会为岛上国共双方互相利用，而成为无法避免的外交事件。目前形势下惟能做的，就是通过各种冯白驹的联络渠道与之直接联系，或者是通过澳大利亚在华使团直接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联络，通过他们责成冯白驹澄清澳洲战俘之问题；此外，应通过与张发奎将军的沟通联络，而直接与前述之袁上校见面，再详细地询问其所知晓的澳洲战俘行踪。
4月下旬的时候，港英当局提供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总领事Ronal Hall的通报说，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将军不日将赴海南岛视察，Hall总领事将陪同张将军一同前往，届时他会相机会见袁上校，以确认他提供的上述情报。同时，Hall先生还从广州行营为贾恪生少校也弄到了一纸邀请，让他也加入到张将军的这个视察团中，一同前往海南岛。可惜，4月下旬到5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里，贾恪生个人正在上海活动，当接到邀请时，赶不到广州，失去了这个机会。为此，贾恪生随即紧急请求由阚波上尉代替他随团前往，而且最终该请求也获得批准。但令人遗憾的是，阚波上尉在从香港前往广州准备随团前往海南岛时，因时间耽搁，最后没有赶上张发奎将军的飞机，这个机会也失去了。
Hall总领事也通过关系，试图联络共产党的东江纵队，希望通过他们与冯白驹联络，以打探海南岛失踪澳军政府的消息。只是这条线几经联络，始终没有接上关系。
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高伯兰(Professor Douglas Berry Copland)此时也为此事奔忙。公使馆的一等秘书邵伯(Patrick Shaw)在高伯兰的督促下，直接与在南京军调小组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周恩来联络，试图通过周与冯白驹联络上。甚至因其以前曾见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贾恪生少校在上海期间也极力与之取得联系，希望在必要时，孙夫人能对此事帮上一把。与此同时，贾恪生少校在香港还联络上一位王先生(Raymond Wong)，后者与云南方面有联络。据他的关系说，云南的共产党方面与海南岛有无线电联系，因此，贾恪生少校也托他转道云南向冯白驹传递信息。
不过，最直接的关系还是在广州。此时，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一位领事与广州行营张发奎总部的一位高级官员郭博士(或者是郭医生，Dr T W Kwok)联络上了，后者介绍了一位名叫冯布文(译音，Fung Po Wan)的人，他曾是冯白驹司令部的军官，现在投诚了中央。据他的陈述，被琼纵裹挟的澳军战俘已经全部死亡，都埋葬在昌江与感县之间的地带。可以说，这是最直接可靠的消息了。但上述地区，及八所南北30英里的范围内，贾恪生小组不久前都搜寻过，没有任何发现。在这一地区，确实有成千上万的无主坟墓，埋的主要是那些病殁饿死及被日军枪杀而亡的劳工。即使这里边有上述十名失踪澳军士兵，也无法一一掘出予以辨认。换言之，要想最后确认这一事实，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此时贾恪生少校还是想最后试一试运气，即再访海南岛，希望能就上述死亡澳军的葬地获得些蜘蛛马迹的信息。6月份时，贾恪生少校先安排魏大可中尉带人前往榆林，转赴八所，先期查看，同时收集荷印军死亡战俘的遗体。他则计划在魏中尉出发后，跟随英军造访八所的一艘军舰随后几天前往。但该英舰在原定启碇前半天宣布取消此次航行，可能是上述英国与中国因香港的关系而造成的紧张有关，导致行程终止，最终贾恪生少校无法如约前往八所。魏中尉虽如期完成任务，但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有关澳军战俘埋葬地点的消息。
7月下旬，从广州行营方面传出消息，说是张发奎将军在海南确实过问了此事，并决定将袁上校调来广州，以便作进一步的询问。到了月底，有消息说袁上校已经离开海南；但此后即使是通过岛上的国军系统，也再联络不上他了。张发奎将军表示，他会继续关注此事，也会继续联络袁上校。一有任何进展，将会知照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转达之。当然，这是在贾恪生小组返回澳大利亚复命之后的事情了。
前述之贾恪生小组成员阚波上尉和费立璞中士因患病，于5月29日就从香港返回澳大利亚了；而贾恪生少校因上述计划要再返海南岛查看，耽搁到6月30日才离开香港回国。他向澳大利亚军方报告的结论是，综合各方信息，在海南岛失踪的澳军战俘业已全部死亡，葬于岛上，没有留下任何墓碑标志。寻访小组已通过当时所能达成的各种手段来寻访其踪迹，但无法达成任务。
如前所述，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日军强运到海南岛的澳军战俘有六十六人因贫病饥饿及日军折磨和枪杀而亡，加上这被后来证实死亡的十名失踪澳军士兵，及九名被共产党抗日部队伏击打死的官兵，在岛上的死亡人数达到八十五人。只是战后有七十五人的遗骨则被澳军战争公墓处派出的人员起出而带回国去，剩下的那十名澳军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踪迹全无。或许，他们就长眠于海南岛蕉山椰林的一角，安息在五指山崇山峻岭的坡地，面对着南方，随着海风，在默默地述说着他们的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