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刘：在北京被放逐
——一个母亲在2012年64前说
每一年的64已经过去22个，我的儿子被放逐快23年了。
我知道北京有一个天安门母亲群体，她们的儿子都死了。作为母亲,我曾经很自私的想，偷偷地想，比起她们，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我的儿子还活着。
我们也有一个群体，在西山。说是群体，没有组织，没有活动。我们大部分已经退休，我们大都散坐在唱红歌的圆圈的周围，或树下，或山石上，慢慢地我们互相读出对方眼中的忧伤，互相接近，互相询问，互相试探。有一天，一个母亲对我说，您每次听他们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时候，眼睛总是充满泪水，是在想念毛主席吗？最后那句话带着明显的玩笑的味道。
我摇摇头，告诉她，我在想念我的儿子。
就这样，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儿子。是的，我们的儿子都在被放逐。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儿子和放逐已与我们人人有关了。在此以前，开始，尽管这不平常的事件使我们庆幸和忧虑，为儿子逃离迫害而庆幸，为分离而忧虑。但每个人还能够各就各位照常生活，而这种情况一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一种与儿子离别的个人感情就在不知不觉中变为共有的感情，庆幸和忧虑被一种恐怖的感觉所替代，儿子被长期流放的现实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
二十多年前，我们突然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有些母子分手时还只作了暂时离别的打算，我们在车站的月台上说了两三句叮咛的话后拥抱道别，满怀着人类愚蠢的信心，以为过几个月、或至多过几年肯定又能见面。可是，我们发现自己已陷于远离儿子、无依无靠、不能重逢的绝境。
我们常常互相通报儿子的近况，谁已经结婚生子，谁又拿到一个学位，儿子们发表了一个我们要笑着回家的声明，谁闯关被拒。丈夫是我们的靠山，儿子是我们的希望，可是看来强大的男人往往那么脆弱，就像坚强的物件容易破碎，不少儿子的父亲没有等到与他们的儿子，而儿子归来却遥遥无期。母亲们认为，诸如病危、死亡等所谓紧急情况下可能会有例外，结果是没有通融。剩下的唯一途径是伊妹儿和电话。向来以心灵、感情和肉体联系着的亲人，现在只能从一封封伊妹儿里去重温旧梦。然而由于事实上伊妹儿中所能运用的字眼很快被母亲和儿子用尽了，我们们长时期的盼望的悲枪情绪只能匆促简短地概括在电话里交换的几句重复的问候中，例如：“我好，想你。等你。”等等。
有些母亲于是向儿子提出要求：你，是否可以回来。然而她们很快地明白过来，他们这样做无异把儿子驱人虎口，回来，必须投降，儿子不是敌人，儿子不是罪人，儿子不愿意，妈妈也不愿意，妈妈自幼就教会儿子，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于是妈妈宁愿忍受别离之苦。
我们会拿出儿子的照片，照片上集中了我们全部的忧思，我们也会懊悔，懊悔过去对儿子太严厉，懊悔过去对儿子干涉太多。这种无情的、彻底的、前途茫茫的分离，把我们推人了心烦意乱的境地，使我们成天魂梦索绕于那离别却如隔世的人影而一筹莫展。
我们实际上受到的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想象在外面的儿子所受的痛苦，其次是自身所受的痛苦。我们互相告慰，儿子在外面是自由的，他们有了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他们会快乐的。想到在外面自由的儿子，我们终于发现，被放逐的是我们，我们是放逐在北京的母亲。我们被遗弃在没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灵。我们无能为力无事可做，只好在这阴沉沉的城市里兜来转去， 日复一日地沉湎在使人沮丧的回忆中。
流放之感，代表了大家的感受，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时间飞逝。有时候我们让自己陶醉于幻想境界，设想自己在愉快地等候儿子人回来的门铃声或楼儿子熟悉的脚步声。
有时候，我们的勇气、意志和耐心好像一下子都垮了，垮得这么突然，以致我们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来，不再去计算团聚的日期，我们体验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惨遭遇，在北京，在家中，在西山。我们活像受到人世间的法律制裁或仇恨报复而度着铁窗生涯的人。
在这种极端孤单的情况下，终于没有人再指望那些放逐儿子的当权者平反64，不再指望那些放逐母亲的当权者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子重逢。
也许，我这样说太伤感，但是我能说什么呢？
西山上唱红歌的声音被禁止了一段时间，我们有些失落。我知道，大家在歌声中寄托的不是红歌中那些歌颂共产党的感情，我们怎么对这个有感情呢？我相信，唱歌的人们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