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还在走向共和 / 章立凡

辛亥百年:还在走向共和 / 章立凡

2011-02-18 16:00 | 阅读(1757) | 标签: 辛亥百年, 走向共和, 思想史, 章立凡 |

2011年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结束封建帝制走向共和,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贡献。一个世纪过去,共和仍在“走向”中。中国人到底学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社会进步了多少?需要在纪念中反思并展望。

一 专制与宪政,改良与革命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文明遭遇西方工业文明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之下,思想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改良与革命两大社会思潮相继应运而生。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和号召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都是实现宪政。改良或革命都是手段上的选项,两者互为表里,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西方式宪政民主。

改良派主张“虚君共和”,康有为以墨西哥、法国革命的造成的长期动荡为例,认为“我国民智未开,骤行共和,必致内争……国已凋敝,如再割据内讧,其如民生何?当今急务,不在政体之君宪抑共和,而在救亡图存,避免内争,休养生息,徐致富强,以防列强之瓜分耳。”

在宪政框架下的改良(或曰改革),社会成本低于革命,对经济的破坏较小,宪政民主中“妥协共存”的政治智慧,可令博弈各方均获得可持续的权利。但中国历史牌局中贯穿着“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追求一方全盘通吃的终极权利。清王朝原可通过政治妥协达成社会契约,最大限度地保持其长久利益;因其患得患失、改良滞后,导致革命思潮的勃起,最终全盘皆输。

满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实行的是“族天下”(余英时先生语)的部族集团统治,灭亡前的最后一任内阁,更是靠血缘维系的“皇族内阁”,这就使“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口号更便于煽情。在改良与革命的赛跑中,革命跑到了前头,但康有为预言的割据、内争、外患等,随后则一一出现。改良的理念未必差,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二、问题与主义,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

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1949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流意识形态。两者同为是西方政治学说的本土化产物,对近代中国影响至巨。两种主义旗下的两大政党,历史上曾是“以俄为师”的孪生兄弟,有数度的合作与纷争。

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思潮已开始在国际上流行,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多种流派。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可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中国本土化流派。孙中山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等诸多弊病,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毛泽东也是个不断革命论者,执政后各种政治运动与经济结构改造交错互动。社会革命(或曰社会变革)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质变,若操切为之。则不仅社会无法承受,政治革命本身也会变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误区,恰恰在于将两种革命同步进行,且以为“革命”二字能解决一切问题。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平均地权”的承诺没有兑现(50年代才在台湾成功实现),“节制资本”变成了官僚资本吞噬民间资本。靠土地承诺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农民未能真正拥有土地,至今仍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二等公民”;前30年全民“均贫”,后30年权贵“先富”;前者“以革命的名义”集中于政府,后者“以改革的名义”集中于权贵。百年两场革命和一场改革的共同特点,是社会财富由分散走向集中。

“均贫富”的造反基因,深植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当统治到达民不堪命的临界点,就会诉诸丛林法则,从顺民变为暴民,成为王朝更迭的原始动力。政治革命未建立完善的宪政体制,社会革命(改革)未确立公平的经济体制,外来的主义不断产生中国式的“山寨版”,内生的问题依旧层出不穷。主义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各种新老问题仍在考问着主义。

三、“西化”与“苏化”,一元与多元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立郡县,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由此底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特色的文化专制逐渐确立。政治上的大一统,终结了先秦以来的百家争鸣,进入了一元意识形态下的思想国家化时代。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多元竞争的局面,与先秦的百家争鸣时代相比,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一直是鸦片战争以来文化论争的焦点。西方学说教义进入中国,不是打成异端,就是奉为偶像。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中西价值观的冲突演变成两场内乱,一场是摧毁传统的悲剧,一场是捍卫传统的闹剧,主角都是中国农民。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思想先驱,都将“改造国民性”作为重大文化任务。

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封建文化的反抗,也催生了一个造反的革命党。造反成功江山底定,意识形态再度定于一尊,“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的斯大林主义模式,贯穿于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之后,封建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几乎同时摧毁殆尽,出现了文化断层和信仰危机。

威权时代结束后,改革开放带来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文化建设迄今未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国民性”积弊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水涨船高,封建糟粕借助民族主义的回潮沉渣泛起,国民素质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民粹主义情绪泛滥。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信息传播的多元化催生了网络民主,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上高度“一元化”的治理模式已难以为继,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反封建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责任依然任重道远。

四、政府与社会,党治与法治

中国历来不是一个海洋文明国家。半封闭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在航海、殖民、贸易领域不及西方,缺乏外在张力。内向细分型的农业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没有形成与商品交换配套的法律体系。几千年来固有的家族主义社会细胞组织,只是“家天下”的缩微克隆版,未能产生市民社会和地方自治,也未形成可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利益团体。历史上统治者习惯于扮演“全能政府“的角色。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政府大社会小。

清末革命兴起的民族主义狂潮,唤醒了蛰伏两百多年民族压迫记忆,明亡以来知识分子与秘密社会结合形成的反清会党,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但家长制、黑箱政治等会党特色也一并继承下来,20年代又与暴力革命的列宁式政党模式嫁接,长期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

近代以来,中国有会党政治而无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以党治国”,“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是会党政治的延续。当统治集团成为“集体君主”,纳税人须同时供养党、政系统及其衍生物的庞大支出,负担比封建时代还重,这在现代法制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事。

1949年后的社会一体化整合,打破了封建时代“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将自然经济下的宗族社会细胞,全部置换为党化组织,强化了政权基础,却未能有效地发展生产力。高度组织化形成的社会动员能力,足以令高层决策错误迅速演化为“大跃进”、“文革”式的巨大社会灾难。

当今迷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盲目追求GDP的各种“政绩工程”,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从草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变,至今仍有待完成。

五、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契约精神与公民社会

将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有意无意地忽略现代性,是从清末洋务派到当代主流政治家的一个习惯误区。现代性作为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从清末的“中体西用”到当今的“中国模式”,对现代化的解读仍十分粗陋,对现代性的认识则更为肤浅。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使西方人较早懂得了用社会契约的形式保护财产权利,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大贵族和君主谈判纳税问题,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美国独立运动提出“不出代议士不纳税”,其理论依据也是社会契约。

在“家天下”的中国则没有这样的传统,天下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选出来的。梁启超说中国“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历代统治者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习惯于将国家视为战利品,有权世世代代吮吸“血酬”。

从清末“铁路干线国有”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三度“国进民退”的轮回。政府的急功近利,先后导致了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倾覆,毛泽东在野时曾提出“经济民主”的口号,但执政后很快弃置了《共同纲领》。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破坏社会契约,令“天下为公”、“一大二公”成为垄断权力及资源的口实,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同出一辙。

“走向共和”是中国崛起的政治前提。百年来历经《临时约法》、《共同纲领》到32年前的改革开放,已多次订立成文或不成文的社会契约,承诺者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一旦自毁,政权倾覆的危机如影随形。如果经济上走不出“国进民退”的循环,政治上走不出“以暴易暴”的周期律,中华民族将永远在历史怪圈中徘徊。

六、百年后的展望

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成就之一,是人民普遍有了权利意识,开始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改革共识破裂,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建国《共同纲领》的宪政民主及直接普选的承诺长期不兑现,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则爆发社会危机的风险巨大。走向无序化的内乱型社会,必将使32年间的经济建设成就毁于一旦;无论对于平民百姓或是富裕阶层,都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反思辛亥以来悲怆的百年史,深感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仍需接受普世价值,彻底告别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共和即妥协,对当前利益博弈的各方而言,妥协是避免社会撕裂的最后机会,但需要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为避免再度陷入周期性动乱,中国需要订立新的社会契约,并有长期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为保障,确立宪政下的游戏规则,彻底走向公民社会。

2010年12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中国改革》2011年1-2期合刊(《新世纪》《中国改革》年度特刊:中国2011)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83f53948b7bc57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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