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4月和煦的春光，走出外国学生办公室，感觉天昏地暗。返青的草地上，路旁的长椅上，楼外的台阶上… … 到处是或坐或卧准备期末考试的学生。我捡了一个开着几簇粉红色小花的角落坐下，看着面前那些充满朝气的脸庞觉得老美真幸福，世界上只有我一人如此沮丧。
明年继续申请… … 亏他想得出，明年地球是不是毁灭了我都不知道。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又能怎么办呢？回去老实告诉燕蔷没戏了？这忒残酷了吧？出国留学是多少学子的梦想，一路走来付出多少艰辛。就这么不明不白地人间蒸发，太奇怪了。不行，我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管是死是活是人是鬼我都要见见。还得从教育学院那个教授身上下手。
我打定主意，爬起身来找到化学系楼下，拨通了老朱的电话。进到他的办公室，我亟不可待地跟他要纸笔，想立即给教育学院写信。老朱问清来龙去脉，说打印吧，那样显得正规。他查出系主任、副系主任和Lubeck教授的信息，开始一一给他们敲信。最后，拿着整整齐齐的三封信，我又兜回了教育学院。
秘书老太太笑咪咪地接过去，听我又催问何时能收到 ，就扯下三张颜色浓艳标有 “URGEN”（紧急）字样的小胶条，朝我晃了晃，一个个粘到信封上，挤了挤眼睛，说亲爱的，看出来你是真急了，我努力争取它们尽快送达吧，祝你和你的朋友好运。
别过秘书老太太，我感觉整个人特别软。UM校区庞大，有时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差不多快有我小时候在老家从城东到城西，几天转下来还真吃不消。加上这事前景不妙，我对“活要见人”已不太期望了，更多的是“死要见尸”的无奈，心情非常压抑。
当晚我跟陈歌联系，佯装乐观要他转告燕蔷再耐心等等。陈歌的声音很烦躁，谢谢说了一大筐，我只好请他打住说那你就别浪费我的电话费了。那年头打中国每分钟要两、三美元，而一美元能换十多块人民币。他赶紧补充说我一定还你。不过等后来他真要给我钱时，我尽管两眼放光，仍咬着牙坚持说不用不用的。
鸡毛信果然管用，次日晚上，那位原定的导师Lubeck博士便打来了电话。她听起来很和气，说对薛燕蔷有很深的印象，但至于为何录取名单中没有燕蔷，她也不清楚。她正在外地开会，希望我能直接跟其它单位联系。
刚以为出现了一根救命稻草，没想到马上就要溜走，我不敢放过，忙抓住她问“其它单位”是指哪些。她认为应该包括教育学院、研究生院和外国学生办公室，因为那些是常规行政审批渠道的组成部分，她本人只负责学术评估，并不参与后续录取工作，所以没法为我提供更多帮助。
我赶紧给她转述了一遍自己在上述部门的遭遇，表明这个办法已经尝试过了，显然行不通，请她能否再想想别的。她沉吟片刻，说的确有些不可思议，那就允许我试着再调查一下吧。
在不安中度过一夜，大清早电话铃就响了起来，是来自Lubeck教授的。她说已跟系主任和副系主任联系过了，他们闻讯都表示非常重视。后者是专门负责招生的，应该是能回答我的问题的最佳人选，让我跟秘书敲定一下见面的具体时间。
谢过Dr.Lubeck，熬到办公时间，我迫不及待地接通了教育学院院办。秘书老太太噼里啪啦查了一番电脑，告诉我可以当天下午2:00过去。
这天是1996年4月26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