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过后，每年我们总要被派下乡下厂，到农村和工厂接受教育和改造思想，这就成了我们经常的必修课程，主要在大四上学期到大五上学期（1959—1960）这一时段。有一个必须提及的事，各种运动过后，我们寝室的空气渐渐轻松了，慢慢的恢复了常态。停了很长时间的“熄灯夜话”又“开台”了。为此，大家特别高兴！
南方农村种的是双季稻，在霉雨季节过后，就要收割早稻，并立即种上晚稻；如果收的不及时，早稻会脱粒欠收；更重要的是晚稻种得不及时呢（哪怕差一天），晚稻也会明显欠收。由于收，种的时间很急，农民称之为抢收抢种（双抢）。到了双抢季节，我们总要下乡锻炼，系里派定的任务是：要求我们劳动和改造思想双丰收。
下乡双抢，第一次参加双抢，我们是到绍兴的柯桥。大伏天，带了行旅，蚊帐，住在当地小学的教室里，一日三餐是在农民家里搭伙。
我与“一皱”小姐两个，一起分到一户农民家里；她来自上海，她说赤脚下地干活，是她人生第一回。大伏天，烈日似火，把土路和砖地都晒得发烫了，她赤脚一步都不能走，高温难耐，烫得她直哭，我说：“你回农民家，把鞋穿上，或在路边草上走”就不烫了。一步一扭的总算走到地里，要下水田了，她不敢赤脚下水田。
赤脚在烂泥地里“踹”，第一次是的确要有勇气的，因为脚在稀泥里很“肉麻”，全身起鸡皮疙瘩。好不容易，她下去水田了，又不敢走动，我说：“站着先适应适应再说，慢慢来”。谁知，站着不动，久了，叮上了几条蚂蟥，你想，脚在动它还叮咬你呢，何况不动呼？不动就更容易让蚂蟥叮上了，两腿上都有几条。这下，可把她吓坏啦，又哭又跳脚。这边有了动静，几个小青年就围了过来，看热闹来了。
因为我来自农村，高中以前下过地，有些经验。那个时候由于农肥农药几乎不用，蚂蟥特别多。蚂蟥这小东西，有两种，一种是旱蚂蟥，另一种是水蚂蟥，是软体动物，专门吮吸动物的血。吸住你的皮肤后，在它吃饱以前，绝不可能自动掉下来的。要弄它下来，还不能用手拉它，由于它的吸盘吸得很牢，一拉还会把肉都拉下来一小块的，一定要用手掌打才行。蚂蟥下来后，伤口还会流血不止，老人说，被它吸了多少血，就会再流掉多少血。而且，只要有了伤口，下一次如再被蚂蟥叮上，还会在上一次的老伤口里，有可能几条同在一个伤口上。对于没有见过此物，此情，此景的人，那是真害怕！
我告诉她，不要害怕，用手掌打，用力打！用力打啊！还是下不来！看来，靠她自己处理，恐怕不行；实在因为是“男女有别”啊，我不能亲自动手帮她处理去！咱免得有“男女授受不清”之嫌不是？又一想，蚂蟥打不下来，时间长了，不是更出洋相吗？
我正在犹豫为难之际，考虑怎么办的时候，谢天谢地，一个中年农妇上去帮忙了。人家到底有经验，三下五除二，花不多大工夫，总算把两腿上的几条蚂蟥“一网打尽”了，流血不止！吓得“一皱”小姐，脸色都变青了。几个来看热闹的小青年农民，在旁边像看戏一样，直发笑，那个农妇说：“啥好看！没有见过啊！滚！给我滚远点！还不干活去！”。才散开了
熬到中午回家吃饭。饭桌上有一碗菜，确实难住我俩了；我孩提时代，在农村好像是吃过的，但这时候闻到这味道，就恶心，直想呕吐。原料是一种有刺的野苋菜，越老越好，把它的主杆上的叶，刺去掉，光杆放在发臭的泡菜水里，浸泡多日，等到野苋菜的杆发酵后，取出洗净，放点油，姜，盐，饭锅上蒸熟，就可食用了。真是满屋臭气熏天，比臭豆腐乳的臭味，还要厉害十倍！
应该说吃还可以的吧。因为农民吃得很香，出于客气，他们还让着我们：“吃吧，这东西闻着臭，吃起来是香的！”，我嘴里答应，“好，好，不客气，我们自己来！自己来！”，可心里生怕他们为我夹到碗里来。在旁边闻到这味儿，就特别恶心，觉得连饭里，和其它菜里全是这臭味道啦。
大伏天气，农家闷热异常！甚至，家里比户外还难受，全身大汗，蚊子又来打扰，四害还没有除尽哪！江南水乡，农村的蚊子特别多！！脚上被叮得奇痒难受，搔扰得吃饭也不让安生，心里烦躁透了！加上那奇臭难闻的味道，恶心上撞，想吐啊！。。。你想我都这样难受，何况她哉！！
我是勉强忍住了，但对于“一皱”小姐，当然她也想忍啦，脸涨通红，没吃几口饭，伴随着让人听着都难受的，恶心发出的声音，在当场“哗”的---一声，全吐了，很不体面！我们很不好意思。我只能对东家说：她有点中暑了。于是赶紧让她回住地，下午休息。
就这样我们在乡下，戏剧性的锻炼了10来天。有了第一次，后来下农村，一皱小姐，也逐步老练多了，不再出那么多洋相了。
下厂革新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几个铁哥儿们为人正派，诚信，交往有度，经常在关键时候，帮助女同学（男同学也一样帮的），所以女生都知道“王志良他们几个是条汉子” ，她们也愿意和我们搭帮，知道会得到帮助的。这不？下厂技术革新，我和一皱俩，又分在一个厂-----杭州制氧机厂，俩人又分在同一个车间了。下厂，虽在学校同一城市里，但我们还是在厂里吃食堂，在厂里住集体宿舍，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说是这样有利于思想改造。
有一次，已经清晨0点多了，我们还在研究技术革新方案，那时，一皱她竟然睡着了，而且发出了“轻轻的鼾声”。我坐在她旁边听了正着急，为了不在人家面前丢面子，这时我也顾不得“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清”了，用脚捅她，总算醒了，她不好意思地，迷迷糊糊，一看便知没有睡醒，她装模作样地，继续参加讨论。
过不多会儿，她的“瞌睡虫”又上来了，又被我捅醒。几次后，因为人家也在不断打哈欠，我就只好提出建议说：“实在很晚了，大家也很累，我们休息一会儿吧？”。才算解围。
下厂结束回校，大伙已经有一周多没见面了。等不到“熄灯夜话”时间，4—127室的“新闻发布会”就开场了，大家的话特别多，抢着报告新闻哪，内容极其丰富。不知谁提了一句：一个挨着一个轮流。于是大家聚精为神，按序进行。一会儿哄堂大笑，一会儿寂静无声，惊喜一场。
轮到我发布新闻了，我便宣布了“。。。一皱小姐睡觉打鼾，鼾声斯文。。。”的爆炸新闻。冷不防老陶 来了一句：“老王，一皱小姐睡觉鼾声斯文，你是怎么知道的？？？还听得“格能清爽”(上海话--这样清楚)。。。。老实交待吧！！！。。。”。哈哈，哈---，全寝室大笑过后，你一言我一语，激烈异常，简直就像演出了一场连本“西厢记”。弄得我非常尴尬，非常不好意思。
你说我也是啊，不接受“教训”。上次下乡到绍兴的柯桥双抢，一皱小姐两只脚上的蚂蟥，明明是中年农妇帮忙打下来的，这情况谁都不知道，是我给大家报告的新闻呀，最后大家起哄，故意“张冠李戴”，硬是变成了“。老王轻轻地为一皱小姐，拍下了“三寸金莲”上的几条蚂蟥！。。。” 。
我有嘴难辩啊，不辩驳吧！就是默认，辩驳吧，则越描越黑，最后，落得个“。。。老王真有福！。。。打下蚂蟥后，她给你皱了几次啊。。。” ，真委曲，冤枉啊，但大家非常开心！。
这次下厂，又把事情讲给大家听了。躲，还来不及呢！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主动送上门(说明咱心中无鬼！坦诚！) 。给全寝室带来一通开心！这就是大家的初衷。
寝室里的这些琐事，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这种不带任何利益色彩的，纯真的同窗友谊，我是记忆犹新，珍贵永远。
毕业分配 ， 五年的同窗友谊，是真挚的，深厚的，终身难忘的。尽管有时相互有点磕磕碰碰；政治运动中，也相互认真得有点不尽如人意，但这也是难免的，俗话说：“牙齿和舌头还经常磕碰呢” ，可贵在纯真。虽已到不能再说“童言无忌”的年龄了，但毕竟还都是个大男孩大女孩嘛，所以相互不会，也不该记仇的，不应该耿耿于怀的，同学是一种缘份哪！不是兄弟姐妹而胜是兄弟姐妹 。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最后班里连告别性的茶话会也没开，草率的照了一张毕业照收场。在照毕业照的时候，由于当时几个同学到市里去了，同学们不全，怎么照？班里说，不全也照！通知大家了，没有照上的，只能自己负责！崇明蟹等2--3人吧，就是没有进入毕业照，终身遗憾哪！照相后，一个个被告知分配地点，大家就各自回老家等待当地的报到通知了。
半个世纪了，沧海桑田。还留有当年毕业照的，大概微乎其微了。但我还完好的保留至今，并且把它保存在web网页上，还主动给一些同学发去，“送货上门”，或等待同学们索取。有的同学收到我的邮件后，便高兴得立即打印成相片，给没有上网（不会上网）的同学们寄去了。
毕业分配完全暗箱操作；在那个年代嘛，纯属正常，并不奇怪。但谁分到哪里？哪个单位？总得让大家相互知道吧！或事后寄报到通知时，附一份花名册，便于今后相互联系啊，因为我们是五年同学啊。大家不会认为去苦地方，就是“发配冲军”！更不会闹事，不是吗？不知害怕什么？来了个一散了之！
实际上大家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因为受灾，国家处于困难时期(非常时期)，总会有人留在“天堂”，有人要去灾区的，谁去谁留都很正常。可现在一散了之，简直就不让相互知道去向！这就极不正常了，为什么不能当众宣布毕业分配结果？或事后不能告知各人下落呢？似有不可告人之嫌啊！？总之，把同学们估计得太低了！不近人情！
刚工作时，我们的工资都很低，都很穷。上有老，下有小的，不要说打长途电话费用困难，就是市内电话也得精打细算。再说那年月，通信还很不发达，交换机全是手动的，没有直拨电话。厂里市里省里都是手动交换机组。厂内通话，手摇机接通总机房，再人工接线，接通内线或外线，外线最多3--4条(视企业大小各异)；打市里或长途，必须从市，省，再到目的地，一级级人工接线，所以特别慢。打私人长途还得到邮局填表，然后等待接通，在邮局隔音室听电话。
那个时后，一般人家里是装不起电话的，电话是权力，地位和财富的像徵，虽然有这样流传，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总觉还很遥远。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只在电影里见到过手摇机和人工接插机吧。抱歉，说远了！
所以，想假公济私给同学打个长途电话吧，得半天一天的等，嗷嗷直嚷，还相互听不清，搞得满世界都知道你在干什么。於是只好利用出差，花了几年的时间和工夫，相互通信转告，才弄清了每个同学的下落(工作单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的。
“未盖棺，先定论”， 当初进校，我们小班有男女生26名，先后故去了4位，1个因病中途休学，1个自动退学离校。如今虽有些已病病歪歪，在顽强的与病魔抗争着，但还都健在，还有20位。年龄最小的同学，今年也已经75岁了，都年事已高，退休多年，在家颐养天年了。
俗话说：盖棺定论。系指对一个人的最终评价，要入木盖棺之后，这样才能定论。免得黑字刚刚落在白纸上，或者话音刚落，情况就剧变了，这多么难堪！说某某同志是个好同志好领导好党员，廉洁奉公，大公无私。。。，过不几天，成了大贪污犯，进了牢房了。刚说的写的等于白费，这不仅不严肃，没有信誉和权威性，而且是罪过。这在生活中是常有的！！所以说要盖棺才能定论。才不会带来风险。
然而，我们这里的基本情况不同，都已退休多年，再往后，大家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了，所以，可以给他们“未盖棺，先定论”。因此，在这里，让我们好奇地来关心一下，当年并未被看好，甚至被整了的那些先生们，他们后来的事业和人生轨迹究竟如何？他们活得怎么样？恕不在此和盘托出；因为，我并非倡导以当官论成败！在这里只作为史实记载而已。所以，只能把大家关注的焦点，最有代表性的，最典型的写上。
我们的小班一共出了15个（全班的一半多）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最高职位厅级。健在的同学们，全部为遵纪守法的良民，没有一个落伍的。
在4个班里，我们班走上领导岗位的绝对人数最多，比例也最高，高级别的最多，最突出，在几班里绝无仅有；而且多少有点戏剧意味的是：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几乎都是当年不被系里看好的，所谓“政治上不求上进”的“老油条们”。
据说，后来系里在某个时候，曾一度对我们班进行过专题研究----为什么这个班级里，竟出了那么多领导干部？？？大家在事业上都很有成就！？没有一个给母校丢脸的！？
到底研究了没有？结论如何？研究后，他们是否接受了教训？痛改了偏见？更好的教书育人了？我可全然不知了。
我们4--127的寝室成员8条汉子中----出了一位化工博士；5个县团级以上干部；还有两个是任设计院的副总工程师
当年挨整的，内定为右派指标，后又变成白旗对象的，差点成了右派分子的两个同学： 老陈---当了湖南某著名大学分校的校长，直到退休，几年前已故，享年72岁.
2001年，56届“进校45周年”校友活动时，我在母校见到他了，他精神很好，身体还不错。当我们(老陶 同学也在场)谈起相互这些年来的情况时，他还那么健谈，思维敏捷，滔滔不绝。对于个人的升迁，人家非常歉逊，非常得体的说：“。。。老光兄啊，我出了校门，碰到好人了！！。。。” 。言犹未尽，意犹未尽啊，大家心心相照了。
老陶--当了若干年6000多名职工，中央大型企业-----行政一把手，今年77岁。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我们四个铁哥儿们中的林---雅号---阿度，是我们大小班里唯一的化工博士。
他大学毕业分配被塞到一个福建(支援灾区)的小厂三明，因为有海外关系，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头。假如当初要是能将他放在一个研究单位，我想凭他的聪敏才智，不会没有大作为的！可惜了。
60年代末---70年代初，阿度到美国依亲(他的父母兄妹都在美国)，在美国深造了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某化工公司高就几十年，直到2005年退休，定居美国将近40年了，有孩子一女一男，都在美国工作。今年75岁。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转瞬间，我们几位铁哥儿们，都已是古稀之人了，大学时代的友谊，却一直保持到今天。除平时电话或e-mail聊天外，逢年过节，我们总要通电话相互问候。
10年前，刚来加拿大时，阿度俩口曾从美国开车到加拿大，我们（赵，王，林）曾在多伦多聚会过一次。离校几十年，未曾见过阿度，夫人们也是第一次见面。见面当时，大家高兴热烈的场景，在异国他乡啊，确实终身难忘。我们几个同学之间的深情厚谊，已经深深的扎根于我们几家的下一代了。小的们之间，从小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好似亲姐妹，亲兄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