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致柴玲——一封迟复的公开信

丁子霖：致柴玲——一封迟复的公开信

柴玲女士：

对于你不久前发表的公开信《我原谅他们》，我早就应该答复了，只是因为“六四”周年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突发事件，如：“六四”难属轧伟林先生于绝望中自缢身亡，“六四”工运领袖李旺阳先生“被自杀”，再有“六四”屠杀帮凶之一陈希同《自述》一书出版引起争议等等，以致对你的答复一直拖延至今。

尽管我忙于它事，但我心里总是惦念着你在公开信里说的一些话。一日不作答，一日不得安宁。有话要说而不说出来，就有一种对不起“六四”亡灵，对不起已故难友之感。

柴玲女士，这二十多年来，你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和社会生活中一直转换着各种面孔，而且令世人瞠目咋舌。最近一次的转变你让我彻底失望了。

在“六四”屠杀前，我因“文革”而厌恶政治，对“八九”学运也就很少关注。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太在意你在广场上的一言一行，尽管那时你已担任了天安门广场绝食总指挥一职——我还不知道有那么一个职位呢。

首次令我注意到你的是：我“文革”前的人大语文系学生高瑜女士于1990年秋从秦城监狱获释后，得知我的儿子在“六四”中遇难，前来看望我，并告诉我她被捕和坐牢的情况。她在那次谈话里提到了你。

她说，在1989年5月底，她刚从深圳出差返京，便受到人大常委胡绩伟先生委托，抱病前往广场劝说学生撤离广场返校，以避免即将来临的危难。据她讲，在天安门广场穿过层层纠察队组成的封锁线，她找到了你、王丹、吾尔开希（？）等学运领袖。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七八个小时才说服你们几位同意撤离，并为你们代拟了撤离广场的声明才回家。可是后来由于你的翻悔，李禄的反对，撤离最终未成。而她也因此番“介入”于6月3日政府大开杀戒之前被捕。

紧接着就是6月3日夜晚戒严部队突进北京城，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你知道吗？也正是6月3日那个可怕的黑色周末，我的儿子蒋捷连因惦着留守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这是他的原话）的安危，才挣脱我的拉劝，走出家门奔赴危险与死亡的。其实，在那一夜，又何止蒋捷连呢！研究生袁力、周德平，大学生段昌隆、吴国锋、孙辉，中学生王楠、叶伟航，北京市民杨明湖、杨燕声……一个个都是在开枪后自愿离开家人或学校去与你们共安危的。

高瑜告诉了我她那次“劝说”失败的缘由，但那时我在内心对你们这些广场的“坚守派”并无怨恨之心。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6月3日晚屠杀发生时你一直坚守在广场，6月4日凌晨你是含泪带领队伍撤离广场的。所以，当我此后在外电中听到你与封从德一起脱离虎口成功逃生到了海外，我还为你们庆幸——尽管当时我自己正深陷于丧子之痛而难于自拔。

柴玲女士，你还记得吗？1994年我的第一本书《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中文版在海外出版不久，你曾往我所住的中国人民大学家中打来电话。在这次通话中，你一开始便用了大概是广场上惯用的语调说：“丁阿姨！我是柴玲！柴玲！”我感到十分意外。你又说：“我从你的《”六四“受难者名册》这本书上看到你儿子的照片，我想起来了。我曾见过你儿子的。”我认为这绝无可能。因为连儿虽数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当过维持秩序的纠察队队员，但怎么可能进入核心圈接近当时的领袖人物呢？你却十分肯定，并且告诉我，你的贴身保镖就是人大附中的学生，也就是连儿的同学。你说连儿曾去广场找过这位同学，因此你就有机会见过他。最后你还说：“我刚从波士顿一家中文书店里见到你写的书，我买下了书店里所有的十几本书，你能同意由我来翻译成英文吗？”我当即表示同意。

在那次通话中，你在对我慰问的同时，还向我诉说了你自己的不幸。你说：“其实这不只是你一家的不幸，我也很不幸。我流亡海外后，姥姥去世，也不得回家奔丧……。”

数日后，我去中关村看望许良英先生，谈及你来电，并要翻译我的书。许先生告诉我：柴玲在大屠杀之前的5月末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说她“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而她自己“要求生”。我听到这样冷血的话大为震惊，不知如何应对。我想起儿子6月3日夜晚挣脱我的阻拦奔赴广场去与大哥哥大姐姐共患难，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和辛酸。

我苦于找不到你。此时我想到了刚刚赴美不久的张亚来先生，于是立即给张去电，请他设法联系上你，收回我同意你译书的承诺。

这是我至今不敢忘记的一件事，也是我第一次对你的失望。

此后，虽然听到关于你的种种传闻，我都不置一词。我总是对身边的友人表示：这些学生领袖还年轻，前面的人生路程还很长，无论是经商、从政、还是皈依宗教，我都尊重他们的选择。只有在我得知你的前夫封从德先生为你那番“期待流血”的言论作出辩护之后，我才委托刘青先生向小封转达我的异议。

记得1997年“六四”大屠杀的决策者邓小平去世，那些日子我被国安局看守在家中。一天中午，一男一女两位BBC记者居然乘着看守的疏忽溜进了我家中，采访我对邓逝世的看法。短短数分钟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人们说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功，你原谅他的“六四”屠杀吗？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二是：你如何评价柴玲在“六四”屠杀前“期待流血”的言论？我的回答是：邓小平犯的是“罪孽”，学生领袖犯的是“过错”。我心里有一本账，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大概是出于亡儿生前对广场上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眷恋的尊重吧，在漫漫长夜的凄风苦雨中，我内心一直期盼着你们这些当年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们能真正站出来澄清一些事实，或对某些错误言行真诚地认错、道歉——不仅仅对我们难属，而且也是对关心和爱护过你们的全国民众和国际社会。

然而，“六四”屠杀五周年、十周年、十五周年、二十周年，一个又一个纪念日过去了，现在已经是二十三周年了，我又等来了什么呢？

我等来了你的公开信：《我原谅他们》。你“原谅”的是邓小平，是李鹏，是冲进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的官兵。我认为你作为当年的学生领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尤其是在“六四”惨案二十三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

我要问柴玲女士，你在两年半前信奉了基督教，便以一位基督教徒的名义，决定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宽恕那些“六四”屠杀者，不是在罔顾事实吗？二十多年来，中共政府发言人年复一年地重弹对“六四”事件“党和政府早已有明确的结论”的陈词滥调，不仅从未对他们犯下的反人类罪道过歉，而且为了“维稳”还变本加厉地对“六四”难属、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实施严厉的人权迫害——继“六四”动用机枪、坦克之后又实施了酷刑、重判，甚至给戴上“黑头套”往死里狠打。今年“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轧伟林先生因无法承受平反“六四”的漫漫长路而自缢身亡；湖南邵阳工运领袖、“六四”23年来坐牢22年、在酷刑摧残下双目失明、双耳失聪仍表示“杀头也不回头”的李旺阳先生，在医院中蹊跷地“被自杀”。为什么你不看一看这一桩桩血泪事实呢？

请问柴玲女士：天安门母亲抗争二十三年，把达成的共识归纳为“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难道按基督教伦理道德要我们抛弃这三条，莫名其妙地去“原谅”当年大屠杀的刽子手吗？要知道，这二十三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除了那些监视、管制我们的公安警察外，没有哪一位共产党官员同我们“天安门母亲”有过任何接触，没有哪一个官员与我们说过任何一句话，更不用说对当年的大屠杀表示一丝一毫的歉意了。你要我们“宽恕”、“原谅”他们，无论从崇高的宗教信条出发，还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伦理出发，你问问他们能接受你的“宽恕”和“原谅”吗？不可能！这是绝对荒唐的！

我对你真的失望了。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儿子，以及所有“六四”亡灵的血真是白流了，要知道那是一条条年轻、鲜活的生命呵！学生领袖与芸芸众生都是人，人的生命都是等值无价的。我实在难以想象，当年你说出“我期待流血”，今天竟说出“原谅他们”。从当年的冷血到今天的无原则宽恕，这华丽的转身究竟说明了什么？你的是非价值判断又错到了何种地步？

不错，“六四”难属曾在2001年的《天安门母亲的话》中说过：“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作为一个群体，我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我们爱自己的儿女、爱所有的孩子，我们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

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和仇恨”，却换得了“对道义与责任的承担”；我们“以爱来化解仇恨”，这是有前提和原则的，那就是联络尽可能多的人来更有效地来制止暴行和杀戮。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这就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的结论。

历史老人真会嘲弄人世间的那些弄潮儿。不早不晚，就在“六四”二十三周年之际，同时出现了“六四”当事人的两种表演：一是“六四”屠杀的帮凶陈希同出了《自述》一书，把屠杀的罪责往死人邓小平、李锡铭身上推；一是你发出了“原谅”邓小平、李鹏和戒严军人的公开信。这种效果大概是你发表公开信时始料未及的吧！

你皈依基督教才短短两年，就有如此惊人之举，是否符合基督教教义，自有教会信徒评说。我虽不是基督徒，但从小学三年级起至初中三年级就读于上海及苏州教会小学与中学，中学旁边就是教堂，自幼受到基督精神的熏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人与责己”。每间礼拜堂里都辟有一间小小的忏悔室，那是教徒每周向牧师反思自己的不当言行的空间。作为基督徒的柴玲，你曾去忏悔室反思过自己“六四”前后的言行吗？

最后，柴玲女士，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认为你的《我原谅他们》的公开信，是对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八九天安门精神”的背叛，是对“六四”英灵的莫大亵渎。作为“六四”的守灵人，我无法保持沉默。

丁子霖

2012年6月28日于京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