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一直到上学离开老家，我们镇上的派出所，就一直在我家街的对面。先是在一套民宅内，在我家右斜对面，后来盖了一栋楼，在我家左斜对面。再后来，派出所变成了公安分局，迁地盖了很大的楼房，围墙圈出很大一片地。这些都不是我想说的，今天要写的，是派出所占据的那套民宅的主人，陶家婆婆。
陶家婆婆，是我在镇上认识的婆婆中最喜欢的一位。也许是我接触她的时候已经十几岁，有了一点点辨别人的能力。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说话真诚，待人友善，和蔼可亲。
解放时，陶家婆婆家房子整栋被公家占用改为派出所，她被重新分配到别处住。分去的地方，离她家不远，是从一工商地主家没收的房子，分配给好多人家住，类似于一个大杂院。都说陶家婆婆人缘很好，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和她紧邻的邻居，是母女俩带着女儿的一对儿女，母女两人是出了名的凶，谁惹她们不高兴，就会被破口大骂。她家小孩和同学有什么矛盾，大人都会去帮着骂人。但陶家婆婆能和她们长期和睦相处，换了别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后来，运河拓宽，新建大桥，那地主家的房子被拆了，陶家婆婆再一次搬家住进新楼，被安排进新公房。那房就一间，在二楼一排房的最西面的拐角处，门和窗都朝西，正对着新建的大桥桥墩。夏天西晒，热散不出去，晚上无法入睡。每年夏季，她都临时借住在我前篇文中提到的我家右隔壁邻居婆婆家，因婆婆太多，我称呼她为“新楼上婆婆”。每每见到她，我叫她一声，她总是笑嘻嘻地唤一声我的小名，和我说上几句，语速慢慢的，印象中她从来不说衣服漂亮之类的客套话，实实在在的话语给人以温暖。
新楼上婆婆的娘家是农村的一个大户人家，离镇上不是很远，夫家在镇上算得上有头有脸，她丈夫的哥哥，在外又当官又有产业。她丈夫是家中留守老家的那一位，镇上有店铺，乡下置了地。听说新楼上婆婆是个非常勤劳的人，什么事都亲历亲为，起早贪黑，一点不像人们想象中有钱人家的太太。她家遭受过一次劫难，丈夫遭人绑架，赎金很高，她一下子拿不出来，过了很长时间才大难不死被赎回。回家时，身上长了很多疥疮。绑匪是谁不知道，扣押地点也不知道，只知道被押在一艘小船上，只听得见水声，清晨能听到远处的鸡叫声，仅此而已。
他们把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培养到大学毕业，没有一个留在家里守业的。两个儿子解放后都成了比较有名的专家，其中一个在考古界很有地位，女儿是我们那条老街的第一位女大学生，做学生时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后在一军事院校任职。她的女儿，是我们老街女孩的骄傲，一直到我考上大学，还有老人提起，我们街上第一位女大学生，是陶家的女儿！
像他们这样的人家，乡下有地，解放时给定了地主，文革时逃脱不了被批斗的命运。解放后，婆婆曾到儿子家去帮着带过下一代，可能是气候不适应，得了关节炎，孩子稍大些她就回了老家。文革开始婆婆在家遭殃时，子女也自顾不暇，不敢当然也无法把她接走。形势稍缓一些后，哥姐会派和政治最不沾边的小弟回来从山西回老家看她。再后来，在武汉的女儿会偷偷地潜回家一夜，夜车回来，第二天早车就走了，尽量不让人知道。
新楼上婆婆本身没有什么特殊性，倒是很有代表性。在我们那小镇，解放时很多人家的房子给政府占用，大多数是店面房，依然开店，住家全部从后门进出；还有一些房由政府征用租给在镇上工作的非本地人住，往往原来的一家住房住进两家甚至更多家；还有一些房子，被作为政府机关用房，比如镇政府，派出所等等，所在地都是原来的民宅。
新楼上婆婆将子女送出去读书，也很有代表性。我们镇上的有钱人家，都会把子女送出去读书，普通人家，会送子女出去学做生意或学手艺。对于大多数人家，就我祖父那一辈，往往在外的子女多于留在老家的子女，没有子女留在镇上的，也不在少数。有的父母，子女在外参加了地下党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后，才知道女儿嫁了个共产党高官；有的父母，子女参加了国民党也不知道，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我还有个儿子----”，若干年后，他的儿子才从台湾回来，哭倒在父母的坟前；有的父母，在第一批中国赴联合国人员名单中找到了儿子的名字，才知原来儿子在做外交工作，可直到去世，也没见到那忙碌儿子的身影；------。父母把儿女送出门，给他们插上翅膀，远走高飞，他们就很难再回到父母身边了。
和我们街上的好多老人一样，新楼上婆婆的晚年，虽然不缺吃少穿，虽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没被置于死地，但她们所属的阶级，注定了她们是被压制的一类人，内心是不欢畅的。新楼上婆婆还没进入老年，就被赶出了家门，只能住在她不喜欢的地方，让住哪里就住哪里。等到落实政策，政府退还房子的时候，婆婆已80多了，被查出患有绝症。婆婆没有什么抱怨，只是说：“我没福气，眼看可以回家住了，可我等不到那一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