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矮小，身高只有1.52，她瘦弱，体重只有37公斤；她头发稀疏，齿脱嘴瘪；她脸色蜡黄，步履蹒跚。无论怎么看，都难以在她身上找到美的痕迹，但事实上且有像片为证，60多年前，她确实是方圆几十里的美女。这就是我母亲，几十年来，她把她的美丽，精力和身体都奉献给了我的父亲和她的孩子及孙辈。
母亲出身于农家，她本该像其他农家女一样，嫁给一农夫，在偏僻的乡村终其一生。偏偏她是家里的幺女，受父母宠爱，得兄长怜惜；偏偏她生性倔强，要像兄长一样读书受教育，做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在绝食几天后，终得她父母允许，入学就读。小学毕业后，又在其兄长的资助下，考入财会学校。
毕业后进入公司，在那里遇到我父亲，结为连理。母亲娇小美丽，父亲一表人才，出双入对，令人羡慕，在公司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美好的时光总是结束得很快。母亲的苦难始于文革，文革爆发，父亲就因历史问题被监视使用，除了每天繁重的工作以外，还要接受没完没了的问话调查。母亲也因此而被下放去干粗活，不但如此，组织上还让她交代父亲所谓的罪行，并强迫她与父亲离婚以划清界限。这时，母亲又一次显示出她的倔强，无论组织上如何软硬兼施，她都不为所动，她认定我父亲无罪，她坚持要给儿女一个完整的家。
那时，我最小的妹妹只有三岁，吃住在保姆家，因为父亲的原因，保姆不敢再带，母亲只好每天早晨把妹妹送到一位农妇家，晚上接回来。妈妈每天要工作，下班后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学完后还要抄写大字报或接受组织谈话。回家以后又是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大堆家务。以前一家六口的衣服是付钱让人洗，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现在得由母亲来承担。每个星期天，母亲要用大半天的时间坐在洗衣盆前，才能完成全家一周内外衣物的洗涤工作。
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母亲生病了，她患了一种肠炎，每天都腹泻，严重时，一天腹泻十几次，时好时坏。各种检查，查不出原因，中药西药一概无效。美丽的母亲一下变成一个像飘在空中的衣裳架子，像一个会说话的骷髅。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大家都认为我母亲就此告别人世。但是，她骨子里的倔强让她活了下来。她活了下来，不但照顾我父亲，养大四个她的孩子，还协助养大了几个孙辈。
从此，家中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股股中药味，饭桌上多了一大堆各式药瓶。只要听闻哪位医生高明，她就毫不犹豫的去求诊，只要有人推荐什么偏方，就千方百计弄来吃。几十年来，她吃过的药，人们都说多得要用卡车拉；几十年来，那奇怪的肠炎如影随形，直到现在。几十年来，她撑着像纸片的身体，在家里飘来飘去为我们操劳。没有医生能给出明确诊断，没有科学能解释这一现象。我只能归结为母亲的信念。
因为父亲，我们在外面受欺负，受歧视。一直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邻居口中的好孩子，年幼而敏感的我为此发高烧，卧床不起，在身体上，头一次感受什么叫头重脚轻；在心灵里，头一次感受什么叫心如刀绞。（走笔至此，忍不住伤心的泪水长流。）是我那多病瘦小的母亲，在带我去医院的路上，义正词严地教训了那些堵住我们谩骂的小混混。那凛然正气，深深震动了我，有这样坚强的母亲，无形中给了我信心度过后来那些难熬的日子。
年幼无知的弟弟，对付欺负与歧视则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经常鼻青脸肿的回家，母亲虽心痛，但还要忍气吞声去安抚那些欺负人却还上门问罪的恶人，真是打落牙和血吞。
我妈和我爸有限的工资不但要养我们姐弟四人，我的堂哥因其父母早逝，住在我家。母亲还要顾及她早寡的大姐母女和在农村的二姐一家。她必须得精打细算才能平衡家里家外的开支。那时候，最深的印象就是好多晚上，母亲坐在那张我父亲用粗糙的木板打造的书桌旁，左手打算盘，右手拿笔，在一个小本上记下我家的生活流水账，小至几分钱的针头线脑，葱花蒜苗都不会漏掉。
文革几年，食品供应有限，母亲为我们得到充分的营养费尽心思。为此，她拖着病弱之躯，走几十里山路，到农村去买农民的鸡蛋，买农民的腊肉；用米面去换食用油，用我们家的酒票，烟票跟那些喝酒抽烟的工人换肉票。
只要听说那个商店有紧俏好看的尼龙袜，价廉物美的布料，不惜排队几小时去买，只为把我们打扮得更精神。而母亲为了省事省时间，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染成黑色。
在母亲八十大寿的庆会上，我女儿惊讶于外婆年轻时的容颜，我们才摹然惊觉，岁月的
冲刷，漂亮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历经磨难，美丽这个词语已与母亲无缘。但在我们心里，母亲永远都是美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