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上海光头小伙平安用摇滚乐演绎的《我爱你中国》深深地打动了导师们，这样一首老歌新唱，竟让四位导师中年纪最轻的杨坤转身，并将平安收入麾下。
平安唱得的确不赖，用另一个导师庾澄庆的话说就是：“叫人起鸡皮疙瘩的声音”。
其实，真正叫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这首歌的原唱，电影《海外赤子》插曲。
这部产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电影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女青年黄思华有一副清脆婉转的歌喉，部队文工团的音乐家们都非常赏识她。但因为她是华侨的女儿，有“海外关系”，故被阻于艺术殿堂之外。文工团团长派政审人员去华侨农场了解黄思华的家庭情况。早年思华的父亲黄德深在南洋就为祖国的抗战捐出全部家产，49年又毅然将儿子留给岳父，自己带着妻子回国参加建设。文革中黄德深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女儿思华也因此不能参加部队文工团。留学英国的哥哥回国探亲，想带妹妹出国，思华却坚定地回答：“我不能离开妈妈——我的祖国”。 “四人帮”被粉碎，思华获得了艺术生命……。
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是革命的“样板”，今天读来不能不叫人脊梁骨冷飕飕的。的确，背着一个“海外关系”，谁还有希望实现自己的追求和梦想呢？难怪那时国人不知道“歌星”是何物，只有几个会唱样板戏的钱浩亮。
无疑，专制是压制人才的罪魁祸首。
难怪最近音乐人高晓松放言：“汉族无音乐”，“汉族在能歌善舞这一单项上可排名倒数第一”
不是吗？当我们每每说到“能歌善舞”，对应的就一定是“少数民族”，但是汉族人就真的没有音乐细胞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看看当今的《中国好声音》，哪一个草根歌手不是呱呱叫？“黄色歌曲”、“靡靡之音”的大帽子早就没有了，如今别说海外关系，就是唱“反动歌曲”《一块红布》、《红旗下的蛋》、《盒子》的崔健，在歌坛上还是响当当的汉子——“ 突然我一脚踩空了， 我操这一个洞他妈的还挺深的，顺着洞里一直往下走，越走越深越宽阔……”
退回《我爱你中国》的年代，崔健早成了一把灰，装到盒子里去了。
《我爱你中国》从慷慨激昂的女高音到变声的男摇滚，时代还是进步了。但中国的文明之路，竟走了几千年！
其实我们汉人还是很善于歌舞的。《山海经》载：“帝俊有子八人，始为歌舞”；《诗经》中的诗歌，原就是舞曲歌词。而据学者们考证，古代汉人的服装，本来就是用来载歌载舞的——长袖善舞嘛！
究竟是什么让汉人变得如此羞涩、拘谨和扭捏？ 当其他民族的人们在篝火旁纵情歌唱，翩翩起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四肢僵硬，身躯不知如何律动，伸出的手只知道去抓一块烤熟的羊肉。吃，才是汉族真正传承下来的文化…… 。
追究起来，我们只能怪孔老夫子了。
《论语》有云：“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非乐无以成礼，非礼无以正乐。 老夫子还是喜欢音乐的，可是“乐”一定要服从“礼”，“乐”是为达官贵人们服务的，连“八刖舞于庭”都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的罪恶，“非礼勿动”，唱歌跳舞自然不是一种表达个人情感的行为了。
孔夫子的话用毛夫子思想演绎起来就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文艺被加上了条条框框，还能有生命力吗？精神受到压抑的民族，艺术肯定不会昌盛的。
当然，中国历史的客观原因——异族的入侵，进一步将汉人的音乐天赋扼杀了。自东晋灭亡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的统治时代，连鼎盛的大唐，其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都是鲜卑人的后代，汉人还有啥好“歌舞”的呢？
至此之后，汉人的情感就失去了宣泄的渠道，只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做官成了唯一追求。于是，汉人也就成了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民族音乐和舞蹈的民族。
一个音乐和舞蹈匮乏的民族，自然不会看得上从事这种行当的人，“吹打”和“歌者”是和“妓”属于同一类的“下九流”，即使到了民国，“戏子”的地位和鸦片贩子也相差无几。
如今，虽然我们还没有一流的交响乐和交响乐团，但是当我们看到刘欢能和莎拉·布莱曼同台在北京奥运这个大舞台上歌唱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说，中国的流行音乐也有一席之地了。
只要我们有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文化，中国人的歌声就会响彻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好声音》不但能在荷兰，在英国，在美国，在中国同样能唱响。
中国毕竟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学和艺术种子深深地植入我们民族的基因之中。可是，即使在当今这样开放的社会，为啥音乐得到了解放，而我们的科学技术还远不如人呢？
审视一下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我们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