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妈妈吁了一口气，“唉，说起高曼曼，你们晓得吗？她的爸爸是民主党派人士，五七年百家争鸣时期向党和政府提意见，说错话，被划成右派分子。最近听她妈妈说全家要跟着犯错误的父亲到安徽山区去落户了，高曼曼也要一起去的。”
张媛媛叫道：“唉呀，高曼曼要去安徽？她不能再继续学芭蕾舞了？”
张妈妈拍拍女儿的背，“是啊，真可惜啊。”
过了几个月，高曼曼果然不再来芭蕾舞班上课了，她与沃伦斯基和小朋友们不告而别。直到二年后，时值一九六零年年初自然灾害起始，安徽当地严重饥荒饿殍遍野，高曼曼全家才被准许返沪。
张妈妈告诉芭蕾舞班的家长和小朋友，“高曼曼和家人虽然回上海来了，但全家人在上海已经没有户口了，发不到粮票，吃饭也成问题了。好几次看到高曼曼带着弟妹在小菜场捡拾菜皮，一阵心酸，眼泪也流出来了。”
随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大饥荒现象在全国各地旷日持久地蔓延开来，港澳通行证的批准率却出乎意料地提高了。芭蕾舞班中有很多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们陆陆续续离开了上海，出境去港澳了，沃伦斯基的生意登时清淡不少。
几年前就申请出境的钢琴师莱蒙诺夫和他的女儿娜塔莎也获准去香港了。
接着换了好几个钢琴伴奏。
一个是十八、九岁的男青年谢廖沙，患有肺结核和神经分裂症，面无血色，身子佝偻，阴沉孤僻，郁郁寡欢。寒冷的天气里只穿单裤、白衬衫，手指因寒冷而颤抖，琴声因颤抖而凄凉。
一个是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华西里，曾经加入俄皇的骑兵队与布尔什维克红军作战，千里沙场，饱经沧桑，肩膀受过枪伤。弹琴时歪着脑袋，僵着肘部，擅长弹进行曲，军事化节奏感强烈。
还有一个是五十出头的老太婆柳波娃，细眉红唇，香粉扑面，半老徐娘，风韵犹存。
卡秋莎散播内幕消息：原来老太婆柳波娃就是沃伦斯基当年在夜总会表演歌舞时的老搭档，也是长期关系暧昧的老姘头。柳波娃把简单的钢琴练习曲弹得欢跃花俏，裹着俄式花绸围巾的头摇来晃去的，很讨小班孩童们的欢喜。由于她老是穿件老式的黄狼皮大衣，孩童们背后称呼她为狼外婆。她在下课后并不离开舞蹈室，而是怀抱猫咪步上阁楼去。
沃伦斯基雇佣的中国女佣李妈随即把咖啡送到阁楼上。
一会儿，柳波娃在阁楼的扶梯口叫喊：“喂，李妈，我的咖啡怎么没有糖和牛奶？”
李妈年轻时在罗宋西餐馆做过多年女招待，长期和白俄老板、厨师、杂工等打交道，学得一口实用俄语。这时只见她不慌不忙地回答：“柳波娃大娘，我今天凌晨天没亮就起床去南货店排队买糖了，那儿的人多的不得了。很多小孩子在南货店门口睡过夜呢，我只能排在很后头，快轮到我时南货店里的糖已经卖光了。牛奶嘛，只订了一小瓶，每天清晨一送到，早餐时就被沃伦斯基先生喝掉了。所以喽，你就将就点喝杯清咖啡吧。”
柳波娃问：“晚餐吃什么呢？”
李妈答：“咸带鱼。”
“汤呢？”
“榨菜汤。”
柳波娃挥挥手，“那就快做吧，我饿得慌。”
李妈就在芭蕾舞班学生们换衣裙扎鞋子的厢房角落上放个煤球炉子，把洗净切成片的咸带鱼丢进油锅里煎炸。
霎时间，整个芭蕾舞教室充满咸鱼腥臭味，熏得学生和家长们个个捂住鼻子，哭笑不得。
李妈不好意思，“唉，我应该等你们大家换好衣服离开后才煎鱼的，可是那个俄罗斯婆娘饿了，催得紧，我没办法。”
李妈把煎好的咸带鱼放在钢琴上，转身去煮榨菜汤。
沃伦斯基走到钢琴边，用鼻子嗅了一下咸带鱼，“嗯，这鱼闻起来臭，吃起来可香了，可惜鱼身太小，像裤腰带一样细呢。”
卡秋莎全听懂了，翻译给周围的家长听。有个男家长不满地揶揄，“嗬，上好食品都送去给苏联老大哥吃了，中国小兄弟只能吃些下三烂的次货东西，让您白俄老爷子也跟着一起受委屈啦。”
卡秋莎没把男家长的话翻译给沃伦斯基听，因为她是有政治觉悟的社会主义新女性，懂得无关紧要的话可以口无遮拦地即兴发挥翻译一通，而牵涉到政治倾向议题的话语就不便搬弄是非节外生枝了。
卡秋莎近来的装扮已经改头换面，长波浪头发剪成齐耳短发，不化妆，素面朝天，身穿人民装，脚上一双黑布鞋。华东师大党委正在考虑她的入党申请，并有意要提拔她当外语系系主任。由于她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家庭，父亲在土改时被枪毙，使她在前进的道路上背负了沉重的包袱。但党委领导要她放下包袱，因为出身是不可选择的，而人生的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党的一贯政策是重在表现。
识时务者为俊杰，卡秋莎不但选择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而且还选择下嫁苏联专家语言学教授安德烈·波波夫利奥诺维奇，以便与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国际直接挂钩。
可是冰雪聪明才智过人的卡秋莎哪里会料到，六十年代初国际共运分崩离析，马列阵营风云突变，中苏两党两国反目成仇势不两立。中共批判苏共走修正主义歧路；苏共指责中共唱教条主义滥调。卡秋莎的丈夫安德烈在即将随着大批苏联专家撤回苏联时，让她作出命运攸关的抉择：是要跟随丈夫一起前往苏联呢，还是与丈夫离婚留在中国。
卡秋莎为了争取加入伟大光荣真确的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毅然决然与丈夫离异，带着女儿娜佳留在上海。（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