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妈听着秦先生对她妹妹，即我小姑妈的命理解析，觉得前半部分说准了。我的祖父解放前是上海滩的大企业家，开有棉纱、纺织、印染、织机等工厂。小姑妈于一九四零年出生，正值家业振兴，大富大贵之时。解放前夕，她九岁时跟着她的祖父母，即我的曾祖父母迁居香港，流落英国殖民地，不与她父母同住。后来我的曾祖父母相继在香港过世，小姑妈便于十六岁时回到上海。小姑妈在香港时学过芭蕾舞，又弹得一手好钢琴，真是多才多艺。她在上海大学读物理系本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又升讲师，称得上学有专长，事业有成。她后来所嫁的丈夫陶福生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下工厂劳动时认识的工宣队师傅，比她小三岁，浦东人。公婆是闸北工厂里的产业工人，还有个小叔没读什么书，混在码头打零工，经常打架肇事。
陶福生中专技术学校毕业后就进电机厂当技工，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出身无产阶级红五类家庭而被捧为造反派负责人，又以工宣队领导干部身份被派遣进驻大学，当上了高校师生的师傅。他带领一批助教和讲师下工厂劳动，在叽叽嘎嘎的车床和轰轰隆隆的锅炉之间与徒弟之一的小姑妈谈情说爱，山盟海誓，私定终身，喜结良缘。秦先生说小姑妈的姻缘对象并非门当户对，这句话一点没错。可是，后半部分所述却完全不合事实。
大姑妈疑惑不解，“喔哟，秦先生，你说的亲家财力庞大，如指的是我妹妹娘家，则我父母家在经过抄家和扫地出门的冲击后已经家道中落，今非昔比，如指的是我妹妹夫家，则更错得离谱，夫家公婆退休后仍住在闸北棚户区，妹夫本人不过每月几十元技术工薪资，哪来飞黄腾达？”
秦先生淡淡地表示，“我说你妹妹的姻缘对象并非门当户对，意思是她娘家没钞票，夫家财气旺。”
大姑妈还想反诘，只见秦先生已闭目养神，不屑开口。
我看了一下手表，谈话已过了半小时，便对大姑妈耳语，“每算一人，收费一元，限半小时，时间已到。”
接着，大姑妈念了自己的生日时辰。
秦先生又精神抖擞地十指伸屈拨算，口中念念有词，静默片刻，徐徐发话，“你长你妹妹五岁，现年四十五，从小承欢父母膝下，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知书达理，名门闺秀。姻缘定数，并蒂般配，门庭焕发，命带贵气，在娘家发娘家，到夫家旺夫家。一旦时势逆转，娘家夫家一齐贫富起落，仍是门户对等，不相上下。”
大姑妈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客套寒暄中，她要听有的放矢，一针见血的警示预言，便急急地插话，“可不可以先请算算我有没有‘驿马运’？”
秦先生喝口茶，润喉清嗓，亮声明言，“目前没有，要待到若干年后的冬至节气，会逢贵人相助，飘洋过海，远走高飞。你天涯人生有一重要关口，要顺利过此关口，必须切记，需要完成命中注定的大事。你这一生一世要与两个男人结婚，你现在已结过一次婚了，你还会结第二次婚，好像还有第三次，不过我算来算去你命中只有两个男人，那么，这第三次是与谁结婚呢？连我也百思不解。”
大姑妈听得惶惶惑惑，迷迷糊糊，再想请求指点真切，拨开迷雾，只见秦先生又正襟危坐，默不作声了。我们知道时间已到，便连连称谢，收拾好录音机，告辞离开。
迈出秦先生的家门，外面天黑，晦暗得伸手不见五指，雨又滴滴答答地下个不停。我和大姑妈雨夜摸黑在郊外污泥四溅的乡间小路上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大姑妈满脑子盘旋着命中再婚之说，心慌意乱，脚一滑，摔了个四脚朝天，我快快扶起她，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回我的校舍。
大姑妈到我宿舍坐定后，打开录音机，再次聆听秦先生的命理解语，并把录音带倒来倒去，反反复复地边听边琢磨。我还复制了一份拷贝，是要送给小姑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