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邓公南巡

中山王错鼎铭文：“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淵”。《大戴礼·盥盘铭》云：“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中山王错鼎铭文警句，是警戒后人不可如燕王那样沽名钓誉而导致国破家亡。

基辛格说：“政治家的责任是对一个瞬息进行斗争，而且不要追求永垂青史”。

邓公南巡之时，中国正处在89以后受到国际制裁封锁时期，国内市场经济转型造成的矛盾重重依然纷杂难解。邓公南巡之时，正是苏联解体之日，国际对中国压力倍增。如果邓公想名垂青史，完全可以效仿戈尔巴乔夫，顺势抛弃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在国际制裁时期和转型重重矛盾前面，邓公也可以停止市场经济给个安抚人心。但是，邓公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市场经济改革。顶住左右两边的压力，为中国争得了三十年的腾飞。

邓公和毛公一样，如今都遭后人唾骂，因为他们在现实面前以民族大意为重，不追求名垂青史，在关机时刻选择了争取的政治决策。所有名垂青史的高帽，都是历史范畴的理想观念，在一定历史时期和环境是正确的，但沽名钓誉地不切实际地顺从这些高帽子，就如戈尔巴乔夫今天顶的高帽那样，就是放弃了政治家的责任。真正的政治家为理想奋斗但不为理想理念所迷惑，他们审时度势，选择切实可行的推进历史前进的路径。

耶稣受难之日，是他孤家寡人众叛亲离之时。连他最可靠的门徒彼得都三次公开抵赖是耶稣门徒。毛公和邓公也一样，今天也是孤家寡人。不同的是，耶稣受难之时，他信仰崩溃了，喊出了“上帝不要抛弃我呀！”的绝望的声音，而毛公邓公在家人被屠杀弹尽粮绝等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都没有丧失中国人民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耶稣已经复活了，而毛公和邓公还在十字架上受难。毛公和邓公把中国从东亚病夫推到世界国际舞台了，希望今天的中国政治家不要把今天中国的困难诿过于毛公和邓公在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艰难的选择。不要把今天两极分化诿过于邓公的改革开放，邓公解决了当时的困难，中国今天的政治家要作出今天艰难的选择，解决今天两极分化的问题。

在此中共十八大召开之际，中国的处境和邓公南巡时候一样，内部矛盾重重，国际环境危机四伏。政治改革是势在必行，但是，一定不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沽名钓誉，为一些左的和右的不切实际的人言所迷惑，把一个超级大国变为一个二等国家。国内两极分化严重，但是，市场经济必需经行到底，不可倒退。

回顾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体、一种制度，能够治理好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西方民主制度，不可能维护中国统一而不导致分裂。有人主张西方联邦制，为什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不联邦制？为什么南斯拉夫会一分为六？中国是一个小世界，世界是一个大中国。中国东西，有如世界南北。中国各省，有如世界各国。美国墨西哥两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国界就是昨日中国户籍制度分割城乡。如今世界战乱饥饿不断，现代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证明西方式民主不是可行的模式。西方民主制度要借鉴，市场经济不但要借鉴，而且要担起完善全球市场经济的重担。西方好的制度，好的市场经济机制要借鉴，但不能囫囵吞枣照搬，一定要和吃牛肉一样，把牛肉蛋白石分解为氨基酸，然后按照自己的基因重新组合为自己的蛋白石，这样才能吃牛肉长出人肉。中国腐败现象严重，就是西方市场经济的牛肉没有被分解氨基酸，而且，牛肉按照牛的基因在人体内复制繁衍，造成食物中毒，正如有人吃蘑菇中毒一样。腐败，是中国文化中了西方文化的毒，因为中国文化没有按照中国文化价值的基因重新组合西方先进制度的氨基酸，没有长成自己是先进制度。

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坚持改革开发，一定要把西方先进的事务按照中国的文化价值重新组合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

希望中国十八大以后的政治家，也和邓公南巡那样担当起政治家责任。政治家要担当起责任，就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未必能乐。有如毛公和邓公那样，不能指望名垂青史，而且还可能永远受难。作出当下的责任决断，不溺于今人和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