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松
文、图/符松
2003年新年前，也就是西方人的圣诞节期间，几位仍“流落”海外的同学回北京探亲，自然少不了和我们在北京的同学小聚一番。袁俊兄想的周到，先是在清华主楼11层上的教师活动室（俗称“教授俱乐部”）喝茶，畅叙二十几年前开始的同学之谊，而后安排在装修略有讲究的菏苑餐厅用餐。其中，在纽约华尔街J.P.Morgan工作的沈宁、余梅伉俪回北京较为频繁，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苏栋兄则是我15年前离开英国后的第一次见面。
自1979年7月7日我们38名学子赴英留学来，24年过去了，想当年我等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而今拖儿带女，各奔东西。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不过，大家现在还都正忙，聚少离多，分散了后也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独发幽思，倒是苏栋兄回美国后从斯坦福发来的一张老照片勾起了我的回忆，特别是24年前我们这一帮子走到一起的日子。
1978年12月的某一天，刚刚开始在清华大学念书没几个月的我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说是某天下午2点到工字厅集合去旁边的北京语言学院开会。会上，教育部宣布我们在座的来自北京各高校大约50名78级的学生被选上去英国留学，并于春季学期开始进行出国集训。尽管当时不停地听说学校有人要出国留学，但怎么也没和自己联系起来，一时没反应过来出国是怎么回事，好几天后才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此事。后来，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一位老师找我谈话，当时也没记清他的姓名，只是现在仍印象深刻。他谈得认真，我听得更认真----十几年后我作为清华的一名教师才和这位叫承宪康的老师有了深入接触。
不过不久后，出国集训的意识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在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春节很快到了。我决定不回家，一个人猫在宿舍，准备好好补补英语，父母也很支持。但当时流行的《英语900句》还觉得比较贵，买不起，现在也记不起来英语学习的效果如何。
我们的出国集训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北师大为我们专门设了一个留英预备班，聘了两位外教，都是美国人，女的叫Tina，男的叫白柯文，一位五代美籍华裔，基本不会汉语。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两人是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年轻，但教学水平一般。报到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有一两位学生没来，因此，48位同学组成了留英预备班。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北大、清华，个别来自北航、北钢、北邮等院校。除了自己我感觉个个都特棒，压力特别大，十分担心集训过不了被退回去，其实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当时我们一个宿舍共6位同学，都来自清华。其中，黄振宇兄是我们的班长，个儿大，有时被大家戏称为“大木”。袁俊兄是我目前在清华的同事，现在是材料系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学问做的是没的说了。后来在英国留学时，他和另一舍友曹山明兄和我同在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读书，分别学物理、电子和机械工程，也一起先后在Lexington Gardens和Princes Gardens同宿一公寓。袁兄毕业后去了剑桥读博，并接着在那儿晃悠了十几年。曹兄回国最早，1983年本科毕业后就回国，被分配在国家气象科学研究院工作，后跳槽至Motorola工作至今，“混得”如鱼得水。
同宿舍最“神”的要数陈征远兄。他是1978年北京市高考最高分得主，家境优裕，却无聪明绝顶之辈的派头，毫无傲气，反而有些“蔫儿”。陈兄不善交际、言谈，和我却十分要好，常拉着我（有时也包括曹山明）晚上出去散步，从北师大一直溜达到北太平庄，并常坐在新影厂门前草地上神侃至深夜。所谈之事很少涉及当时的学习，而是各自的经历、周围的人和事。我所谓之陈兄之“神”，在于他不是我当时想象中的那种刻苦用功的书呆子，而是个性情中人，书读得很多，《红楼梦》好象读得也很熟，情感丰富而又脆弱，周围似有不少女友。那时，集训班有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女生。由于“文革”的原因，在我的中学时代，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十分扭曲，羞于往来，来集训班后则是玩命用功，希望顺利出国，不敢有旁的奢望，和女同学基本无任何接触。陈兄晚上则常和我对她们品头论足，逐个打分，发表高论，乃至几次邀我与他去楼上拜访女生宿舍。如果有什么秘密的话，这是当时我俩之间最大的秘密，一些具体细节至今我仍不能予以解密。不过，我对他十分佩服，出国对他象是平常之事，他对紧张繁忙的集训游刃有余，使我对“好学生”的认识一下子开阔了许多。留学英国后，我和他共12名同学被大使馆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安排在英格兰南部一个美丽的小镇，在当地的技术学院读大学预科（A Level）。陈兄大概由于过于自信，在英国的高考中没有再次成为我们之中的状元，有些消沉，我反而成为那一圈同学中唯一考了三个A的人，我俩的关系因而有些微妙，但仍十分密切。陈兄的大学是在利物浦大学念的，利物浦足球队当时称雄英伦乃至欧洲大陆，伦敦的阿森纳队和现在差不多，总在前几名，但好象永远与冠军无缘。但陈兄未能适应英国的大学生活，念了一年多后主动要求回国休息，尔后又回到英国继续念了一阵还是不行，学业未完就彻底回国了。我感动的是，他回国前我是他唯一要求见的人。见面也没什么好说，只是十分感叹。我当时只觉得还真是“侥侥者易折”。其实，陈兄回到清华后又生龙活现，学习又名列前茅，在某年的留美的CUSPEA考试中又是第一。目前，陈兄去美国已十四五年，但不知在何处得意。
同室最年轻的是杨志宏兄，但运气最差。他在集训尾声出国前夕时未能通过体检，“奥抗”呈阳性。好象有位王姓同学也是因此原因未能出国。不过，也有为学业的追求主动放弃出国的。1979年我们出国前，英国保守党女强人撒切尔夫人在英伦三岛上台执政，英国高等教育受影响颇大，外国学生开始要交学费，教育部因而也将留英名额压缩，约有8名同学要转去比利时学习，而我们也是唯一一批公派留英的本科生，赴德、法的则连续派了三批。当我们每个同学的专业也被指定下来时，彭桓武先生的公子因指定专业不合本人所追求的生物学，不服从分配而返回北大学习，令我等为其求学决心及彭先生教子之严十分敬佩。几年后，我们的彭同学终于如愿以偿，去美国学习生物了。彭同学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虽仅短短数月，他和我也无甚交往，但他对待科学的精神使我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他和一清华工物系教授之子姓张的同学在讨论某一学术问题时发生争论，相互不能说服对方，只得引经据典：“我爸是这么说的”，“我爸是这么说的”。各执己见，一时在同学中传为美谈。
1979年7月7日当我们终于踏上出国旅程的时候，心情无疑是十分激动的。然而很快，我们就投入了新的学习环境。在我驻英大使馆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安排下，我们38人被分成三个组，我所在的组共12人，去了英格兰南方美丽的小镇奇切斯特（Chichester）。该镇人口万余，花园景象，退休人居多，是个养老胜地。令我十分惊讶的是，该镇的一些和蔼可亲的老人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英帝国军舰上服役时来过中国。小镇中心是一天主教堂，颇有气势。据说，在英国有天主教堂（Cathedral）的地方方可称之为City，否则只能为Town。我们小组的头儿是李飞兄，人特聪明，个性豪放热情，但却独往独来，后在MIT获博士学位。1992年我有幸在美国做客座科学家（Visiting Scientist），曾驾车长驱美国首都与“老领导”李兄见面。李兄尽其地主之谊，使我对华盛顿特区略知一二。其时，李兄就职于弗吉尼亚的一高科技公司，仍做流体力学研究工作，和我同行，其学术权威勿庸质疑。本人曾数次邀请他来清华做教授，但始终未能动摇他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们是在Chichester College of Technology学习A-Level课程暨准备英国的高考。英国的教育体制与我大不相同。从我们的观点看，其教育体制、教育思想堪称保守、落后，应当大批痛斥之。英国的中学分Ordinary Level（O-Level）和Advance Level，类似我们的初高中。O-Level亦为公民义务教育，但A-Level的课程相当的“窄”，纯粹为高考指挥棒所左右。英国高考分得很细，不但文科、理工各考各的，就是理工类也可细到报考物理、化学、数学的试卷不一样，且只要求考三门。准备上数学系的可以不考化学，考两门数学（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和物理即可。我们当时选的是考数、理、化，印象最深的是化学试卷为三份，分别是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实验化学，分三次考，内容远深过我们大学的普通化学，按我们的现行体制来看是毫无“素质”、“通才”可言，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英国媒体也常有讨论，是否应在16岁的时候就决定终身职业。然而，讨论归讨论，英国的高考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英国人的素质似乎也一直为世人所称道----绅士淑女的故乡是也。更为要命的是，英国的本科只念三年，优秀毕业生可直博，最短三年，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24、25岁左右就可获得博士学位。这么快的人才培养值得深思。英国不讲什么通才教育，却一直因本科教育水平高于美国而自豪。
英国高考填报志愿类似我们现在的研究生报考，需要去各个考生所申请的大学面试，国家小自然好操作。1980年我们绝大部分同学顺利考进英国大学，我和另外10名同学进了帝国理工学院。帝国理工的本科教育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导师制，虽不及牛津、剑桥那样历史悠久，但对学生影响深刻，学生在小范围内与先生交往，一些专业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在清华大学本人亦曾利用职务之便试行导师制，颇有收获，为此曾在《新清华》撰文赘述。
大学生活本应丰富，而我则埋头苦读，虽也乘暑假之机畅游欧洲，卢浮宫、凡尔赛、威尼斯、佛罗伦萨、冷战时的东西柏林、维也纳、地中海滨等等都去过，对中西欧各国的文明有所领略，但毕竟数年寒窗，当考完最后一门功课时，不由得躺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长舒一口：今生再也不用考试了。毕业前我已经计划好了去曼切斯特大学理工学院直博，而英国的直博生是没有课程要求的。如今，我常对我的一些只会读书的博士生说，念书是念不出博士学位来的，可学校的奖学金考核就看成绩。如何培养人，各国历来不一样。我的博士生涯由两位国际著名湍流学者指导，一为Launder教授，现已是英国的“两院院士”（皇家学会和皇家工程学会会员），另一为Leschziner教授，现是皇家工程学会会员，他们在帝国理工时原是师徒，我则是Launder教授的徒孙辈了，由Leschziner指导。不过，前者是一典型英国伦敦人，后者则是受德国文化影响很深的瑞士犹太人，说着带有德语的英语。一次，在我们三人讨论会上，忘了什么原因他们二位讨论起德国和英国的大学教育来。Leschziner认为德国培养出来的人基础好；Launder认为英国的制度使青年人25岁获得博士学位，使他们在25-35岁的最佳创造期内没有学位的束缚。Launder还认为，每个国家教育体制上的缺点都在其传统中得以修正。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牛津剑桥历八百年而不衰的原因吧。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保守”是有贬义的意思，上上下下不都在喊“创新”吗？我倒以为自己比较幸运能窥视“保守”。其实，牛津剑桥八百年历史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来说十分平常，岳麓书院不是有千年学府之称吗，可是历史安在？我们就是缺少一些“保守”思想，没有继承、修正、完善我们的传统。牛津剑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就讨论讨论神学、宗教、哲学等等，并无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工程进入大学也就一百多年。比较而言，岳麓书院当年传授的知识则先进多了。
总之，留学改变了我们的一生。然而，在我们国家自1978年以来发生的变化中，个人经历不过是大浪潮中的些许浪花、泡沫，真正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国外留学10年（加上后来一年在美国工作），客观上使我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来观察中国自1978年后一步步的持续发展，思考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
人们常说，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国近代史为什么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作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努力。有从国家的政治体制上来思考的：君主立宪者有之，保皇者有之，废除帝制者更有之。事实上，中国人民在1911年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制的国家体制。知识分子则大多在进行文化的反思，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因，“五四”运动中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知识界至今仍有人在问，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产生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遗憾的是许多人忽略了西方文化在发展民主与科学的同时，亦建立了法律与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简单的政治危机，它有着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痛心疾首反思的思想基础。“文革”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近代史中对传统文化否定的一个继续，也是这段历史的终结。因此，1978年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真正开端，这是它的历史意义所在。然而，中国何时回归、继承、张扬历史，形成自己的保守主义，路途则还遥远，也许我们只会不断创新，或者说继续革命，就如同一个朝代总是被另一个推翻一样。
回到现实，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一些人中曾有这样一句话，“早回国不如晚回国，晚回国不如不回国”。当时，滞留海外的华人学者来访有如国之上宾，智者来临，而他们的同学，50年代回国者，则被许多人遗忘，有的忙着“落实政策”。这句话可说是十分准确。1998年在改革开放20年之际，本人曾觉得可以将这句话反过来说，“不回国不如回国，晚回国不如早回国”，并写到：
改革开放二十年，故国神州有新颜；
燕山骤雨昨日梦，花开花落清华园。
以前出国叫淘金，现在不少人回国来淘金，出去淘金的已多是一些民工了。五年又过去了，国内国外的、或者回不回来的现在看来都一样。想干事业，中国外国都可。全球化的进展，国界开始模糊起来，许多人已经在空中跑来跑去，拿了不少航空公司的优惠。但想在国内发展，晚回国就是不如早回国，否则，年龄一大，牵扯也多，位子也未必理想，高不成、低不就，还真是不如不回国，在国外安度余生呢。(作者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航天航空学院副院长、航空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博导、长江计划特聘教授）
《神州学人》
文、图/符松
2003年新年前，也就是西方人的圣诞节期间，几位仍“流落”海外的同学回北京探亲，自然少不了和我们在北京的同学小聚一番。袁俊兄想的周到，先是在清华主楼11层上的教师活动室（俗称“教授俱乐部”）喝茶，畅叙二十几年前开始的同学之谊，而后安排在装修略有讲究的菏苑餐厅用餐。其中，在纽约华尔街J.P.Morgan工作的沈宁、余梅伉俪回北京较为频繁，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苏栋兄则是我15年前离开英国后的第一次见面。
自1979年7月7日我们38名学子赴英留学来，24年过去了，想当年我等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而今拖儿带女，各奔东西。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不过，大家现在还都正忙，聚少离多，分散了后也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独发幽思，倒是苏栋兄回美国后从斯坦福发来的一张老照片勾起了我的回忆，特别是24年前我们这一帮子走到一起的日子。
1978年12月的某一天，刚刚开始在清华大学念书没几个月的我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说是某天下午2点到工字厅集合去旁边的北京语言学院开会。会上，教育部宣布我们在座的来自北京各高校大约50名78级的学生被选上去英国留学，并于春季学期开始进行出国集训。尽管当时不停地听说学校有人要出国留学，但怎么也没和自己联系起来，一时没反应过来出国是怎么回事，好几天后才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此事。后来，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一位老师找我谈话，当时也没记清他的姓名，只是现在仍印象深刻。他谈得认真，我听得更认真----十几年后我作为清华的一名教师才和这位叫承宪康的老师有了深入接触。
不过不久后，出国集训的意识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在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春节很快到了。我决定不回家，一个人猫在宿舍，准备好好补补英语，父母也很支持。但当时流行的《英语900句》还觉得比较贵，买不起，现在也记不起来英语学习的效果如何。
我们的出国集训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北师大为我们专门设了一个留英预备班，聘了两位外教，都是美国人，女的叫Tina，男的叫白柯文，一位五代美籍华裔，基本不会汉语。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两人是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年轻，但教学水平一般。报到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有一两位学生没来，因此，48位同学组成了留英预备班。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北大、清华，个别来自北航、北钢、北邮等院校。除了自己我感觉个个都特棒，压力特别大，十分担心集训过不了被退回去，其实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当时我们一个宿舍共6位同学，都来自清华。其中，黄振宇兄是我们的班长，个儿大，有时被大家戏称为“大木”。袁俊兄是我目前在清华的同事，现在是材料系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学问做的是没的说了。后来在英国留学时，他和另一舍友曹山明兄和我同在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读书，分别学物理、电子和机械工程，也一起先后在Lexington Gardens和Princes Gardens同宿一公寓。袁兄毕业后去了剑桥读博，并接着在那儿晃悠了十几年。曹兄回国最早，1983年本科毕业后就回国，被分配在国家气象科学研究院工作，后跳槽至Motorola工作至今，“混得”如鱼得水。
同宿舍最“神”的要数陈征远兄。他是1978年北京市高考最高分得主，家境优裕，却无聪明绝顶之辈的派头，毫无傲气，反而有些“蔫儿”。陈兄不善交际、言谈，和我却十分要好，常拉着我（有时也包括曹山明）晚上出去散步，从北师大一直溜达到北太平庄，并常坐在新影厂门前草地上神侃至深夜。所谈之事很少涉及当时的学习，而是各自的经历、周围的人和事。我所谓之陈兄之“神”，在于他不是我当时想象中的那种刻苦用功的书呆子，而是个性情中人，书读得很多，《红楼梦》好象读得也很熟，情感丰富而又脆弱，周围似有不少女友。那时，集训班有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女生。由于“文革”的原因，在我的中学时代，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十分扭曲，羞于往来，来集训班后则是玩命用功，希望顺利出国，不敢有旁的奢望，和女同学基本无任何接触。陈兄晚上则常和我对她们品头论足，逐个打分，发表高论，乃至几次邀我与他去楼上拜访女生宿舍。如果有什么秘密的话，这是当时我俩之间最大的秘密，一些具体细节至今我仍不能予以解密。不过，我对他十分佩服，出国对他象是平常之事，他对紧张繁忙的集训游刃有余，使我对“好学生”的认识一下子开阔了许多。留学英国后，我和他共12名同学被大使馆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安排在英格兰南部一个美丽的小镇，在当地的技术学院读大学预科（A Level）。陈兄大概由于过于自信，在英国的高考中没有再次成为我们之中的状元，有些消沉，我反而成为那一圈同学中唯一考了三个A的人，我俩的关系因而有些微妙，但仍十分密切。陈兄的大学是在利物浦大学念的，利物浦足球队当时称雄英伦乃至欧洲大陆，伦敦的阿森纳队和现在差不多，总在前几名，但好象永远与冠军无缘。但陈兄未能适应英国的大学生活，念了一年多后主动要求回国休息，尔后又回到英国继续念了一阵还是不行，学业未完就彻底回国了。我感动的是，他回国前我是他唯一要求见的人。见面也没什么好说，只是十分感叹。我当时只觉得还真是“侥侥者易折”。其实，陈兄回到清华后又生龙活现，学习又名列前茅，在某年的留美的CUSPEA考试中又是第一。目前，陈兄去美国已十四五年，但不知在何处得意。
同室最年轻的是杨志宏兄，但运气最差。他在集训尾声出国前夕时未能通过体检，“奥抗”呈阳性。好象有位王姓同学也是因此原因未能出国。不过，也有为学业的追求主动放弃出国的。1979年我们出国前，英国保守党女强人撒切尔夫人在英伦三岛上台执政，英国高等教育受影响颇大，外国学生开始要交学费，教育部因而也将留英名额压缩，约有8名同学要转去比利时学习，而我们也是唯一一批公派留英的本科生，赴德、法的则连续派了三批。当我们每个同学的专业也被指定下来时，彭桓武先生的公子因指定专业不合本人所追求的生物学，不服从分配而返回北大学习，令我等为其求学决心及彭先生教子之严十分敬佩。几年后，我们的彭同学终于如愿以偿，去美国学习生物了。彭同学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虽仅短短数月，他和我也无甚交往，但他对待科学的精神使我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他和一清华工物系教授之子姓张的同学在讨论某一学术问题时发生争论，相互不能说服对方，只得引经据典：“我爸是这么说的”，“我爸是这么说的”。各执己见，一时在同学中传为美谈。
1979年7月7日当我们终于踏上出国旅程的时候，心情无疑是十分激动的。然而很快，我们就投入了新的学习环境。在我驻英大使馆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安排下，我们38人被分成三个组，我所在的组共12人，去了英格兰南方美丽的小镇奇切斯特（Chichester）。该镇人口万余，花园景象，退休人居多，是个养老胜地。令我十分惊讶的是，该镇的一些和蔼可亲的老人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英帝国军舰上服役时来过中国。小镇中心是一天主教堂，颇有气势。据说，在英国有天主教堂（Cathedral）的地方方可称之为City，否则只能为Town。我们小组的头儿是李飞兄，人特聪明，个性豪放热情，但却独往独来，后在MIT获博士学位。1992年我有幸在美国做客座科学家（Visiting Scientist），曾驾车长驱美国首都与“老领导”李兄见面。李兄尽其地主之谊，使我对华盛顿特区略知一二。其时，李兄就职于弗吉尼亚的一高科技公司，仍做流体力学研究工作，和我同行，其学术权威勿庸质疑。本人曾数次邀请他来清华做教授，但始终未能动摇他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们是在Chichester College of Technology学习A-Level课程暨准备英国的高考。英国的教育体制与我大不相同。从我们的观点看，其教育体制、教育思想堪称保守、落后，应当大批痛斥之。英国的中学分Ordinary Level（O-Level）和Advance Level，类似我们的初高中。O-Level亦为公民义务教育，但A-Level的课程相当的“窄”，纯粹为高考指挥棒所左右。英国高考分得很细，不但文科、理工各考各的，就是理工类也可细到报考物理、化学、数学的试卷不一样，且只要求考三门。准备上数学系的可以不考化学，考两门数学（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和物理即可。我们当时选的是考数、理、化，印象最深的是化学试卷为三份，分别是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实验化学，分三次考，内容远深过我们大学的普通化学，按我们的现行体制来看是毫无“素质”、“通才”可言，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英国媒体也常有讨论，是否应在16岁的时候就决定终身职业。然而，讨论归讨论，英国的高考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英国人的素质似乎也一直为世人所称道----绅士淑女的故乡是也。更为要命的是，英国的本科只念三年，优秀毕业生可直博，最短三年，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24、25岁左右就可获得博士学位。这么快的人才培养值得深思。英国不讲什么通才教育，却一直因本科教育水平高于美国而自豪。
英国高考填报志愿类似我们现在的研究生报考，需要去各个考生所申请的大学面试，国家小自然好操作。1980年我们绝大部分同学顺利考进英国大学，我和另外10名同学进了帝国理工学院。帝国理工的本科教育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导师制，虽不及牛津、剑桥那样历史悠久，但对学生影响深刻，学生在小范围内与先生交往，一些专业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在清华大学本人亦曾利用职务之便试行导师制，颇有收获，为此曾在《新清华》撰文赘述。
大学生活本应丰富，而我则埋头苦读，虽也乘暑假之机畅游欧洲，卢浮宫、凡尔赛、威尼斯、佛罗伦萨、冷战时的东西柏林、维也纳、地中海滨等等都去过，对中西欧各国的文明有所领略，但毕竟数年寒窗，当考完最后一门功课时，不由得躺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长舒一口：今生再也不用考试了。毕业前我已经计划好了去曼切斯特大学理工学院直博，而英国的直博生是没有课程要求的。如今，我常对我的一些只会读书的博士生说，念书是念不出博士学位来的，可学校的奖学金考核就看成绩。如何培养人，各国历来不一样。我的博士生涯由两位国际著名湍流学者指导，一为Launder教授，现已是英国的“两院院士”（皇家学会和皇家工程学会会员），另一为Leschziner教授，现是皇家工程学会会员，他们在帝国理工时原是师徒，我则是Launder教授的徒孙辈了，由Leschziner指导。不过，前者是一典型英国伦敦人，后者则是受德国文化影响很深的瑞士犹太人，说着带有德语的英语。一次，在我们三人讨论会上，忘了什么原因他们二位讨论起德国和英国的大学教育来。Leschziner认为德国培养出来的人基础好；Launder认为英国的制度使青年人25岁获得博士学位，使他们在25-35岁的最佳创造期内没有学位的束缚。Launder还认为，每个国家教育体制上的缺点都在其传统中得以修正。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牛津剑桥历八百年而不衰的原因吧。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保守”是有贬义的意思，上上下下不都在喊“创新”吗？我倒以为自己比较幸运能窥视“保守”。其实，牛津剑桥八百年历史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来说十分平常，岳麓书院不是有千年学府之称吗，可是历史安在？我们就是缺少一些“保守”思想，没有继承、修正、完善我们的传统。牛津剑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就讨论讨论神学、宗教、哲学等等，并无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工程进入大学也就一百多年。比较而言，岳麓书院当年传授的知识则先进多了。
总之，留学改变了我们的一生。然而，在我们国家自1978年以来发生的变化中，个人经历不过是大浪潮中的些许浪花、泡沫，真正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国外留学10年（加上后来一年在美国工作），客观上使我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来观察中国自1978年后一步步的持续发展，思考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
人们常说，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国近代史为什么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作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努力。有从国家的政治体制上来思考的：君主立宪者有之，保皇者有之，废除帝制者更有之。事实上，中国人民在1911年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制的国家体制。知识分子则大多在进行文化的反思，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因，“五四”运动中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知识界至今仍有人在问，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产生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遗憾的是许多人忽略了西方文化在发展民主与科学的同时，亦建立了法律与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简单的政治危机，它有着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痛心疾首反思的思想基础。“文革”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近代史中对传统文化否定的一个继续，也是这段历史的终结。因此，1978年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真正开端，这是它的历史意义所在。然而，中国何时回归、继承、张扬历史，形成自己的保守主义，路途则还遥远，也许我们只会不断创新，或者说继续革命，就如同一个朝代总是被另一个推翻一样。
回到现实，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一些人中曾有这样一句话，“早回国不如晚回国，晚回国不如不回国”。当时，滞留海外的华人学者来访有如国之上宾，智者来临，而他们的同学，50年代回国者，则被许多人遗忘，有的忙着“落实政策”。这句话可说是十分准确。1998年在改革开放20年之际，本人曾觉得可以将这句话反过来说，“不回国不如回国，晚回国不如早回国”，并写到：
改革开放二十年，故国神州有新颜；
燕山骤雨昨日梦，花开花落清华园。
以前出国叫淘金，现在不少人回国来淘金，出去淘金的已多是一些民工了。五年又过去了，国内国外的、或者回不回来的现在看来都一样。想干事业，中国外国都可。全球化的进展，国界开始模糊起来，许多人已经在空中跑来跑去，拿了不少航空公司的优惠。但想在国内发展，晚回国就是不如早回国，否则，年龄一大，牵扯也多，位子也未必理想，高不成、低不就，还真是不如不回国，在国外安度余生呢。(作者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航天航空学院副院长、航空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博导、长江计划特聘教授）
《神州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