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瑞：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 [转载]

作者：李成瑞尚长风发布时间：2009/09/05 来源：国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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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部门及其出版物和官员个人的观点

中国民政部官员在2005年9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怎么掌握，也不会更正，也不会再公布这个事情。”[1]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净减少1000万，1961年又比1960年净减少348万。[2]《当代中国的人口》指出：“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超过平常两、三倍”。[3]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提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4] 《中国人口（总论）》认为，“1960年到1962年3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约为1858万人。” “同时，这几年里妇女又大都因病停止生育，所以1960年和1961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5]《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据正式统计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就比上年减少1000万”。[6]

薄一波说：“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7]万里回忆道：“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8] 胡乔木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去湘乡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江大队看了一下，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江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在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来死亡三万人，去年死亡二万人”。[9]田纪云指出：“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 [10]廖盖隆认为，“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11]

原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考虑到文件没有完全反映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还要“再加二百五十万”。[12]卢跃刚据来源于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说法，认为四川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800万人[13]。原安徽省亳县人大、人委办公室副主任梁志远回忆道：“全县农村71万人口，据多点调查推算，死亡人口达20万人以上,人吃人多处发生。”[14]原万里身边工作人员吴象，在凤凰电视台表示：“三年困难，饿死3000万人。”[15]

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

1986年，蒋正华主要依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参考其它相关资料编制了1981年中国人口的完全生命表建立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得出：“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人。”[16]也有研究者对蒋正华的研究提出质疑，[17]韩钢表示：“个人对两千万以下的数字都持怀疑态度。”[18]

李成瑞指出：“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李成瑞认为，在1958-1963年间:“超线性死亡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19]

曹树基认为：“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20]

彭希哲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2300万，另外损失人口数为2500万[21]

金辉认为“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他还认为总计损失人口数为6000-70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中，男女比例约为5∶2。[22]

李若建认为三年困难时期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数在1530万-2470万人之间，另外损失人口数在3000万人以上。[23]

葛剑雄认为， “三年的大饥荒造成的人口过量死亡至少要超过1530万”。[24]

丛进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2700万人，总损失人口数达4000万人左右。[25]

吕廷煜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26]

国外专家研究成果

1981年，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安斯利·科尔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为1650万。[27] 1984年，他又根据新的资料，认为超线性死亡人数2700万，即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为 2700万。[28]

约翰·艾德（John Aird）于1982年提出:中国在1960-1961净损失人口数至少为2300万。[29]1984年，杰拉德·卡罗特（G Calot）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为2700万，另外由于饥荒少出生2900万人。[30]艾希顿等人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3000万人，总计损失人口数大约为6300万人。[31] 班尼斯特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为3000万，另外损失人口数达3300万。[32]

费正清认为有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在饥荒中丧生；[33]莫里斯?迈斯纳则指出：“一些观察家估计，与饥荒有关的死亡人数多达1000万到2000万。”[34]麦克法夸尔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有1600万到2700万。伯恩斯坦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1500万。洛莫估计 “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2700万。”[35]

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估计死于饥荒的人数为“数以百万计”。[36]世界观察研究所于1984年估计，饥荒夺走890万人生命。[37]

其他社会舆论的代表观点

楚汉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高达2700万人”。[38]康健指出：“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近100万人！”[39]徐明认为河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200多万人。[40] 马钟嶽认为：“在那场大饥荒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41]范眭回忆道：“与省内其它县相比，隆昌县死人算是比较少的，……这个50万左右人口的县，一年多时间就减少了四分之一人口。”[42]

丁杼表示：“若相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非正常死亡数是三千五百多万。若以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为依据，则非正常死亡为四千四百万。”[43]

2005年11月香港《争鸣》杂志的文章，将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估计为4687.5万人。[44]杰斯珀·贝克（Jasper Becker）称：“体改所根据党的内部档案提出过一个报告，认为有4300万到4600万人死于饥荒，而党内高级会议上谈到的饥荒死亡数字高达5000万到6000万。”[45]英籍华裔女作家张戎宣称:近3800万人在大跃进和饥荒中饿死或累死。[46]上述这些说法已经被证实是编造的。

陈必红认为，“不仅没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二千万，一千万，甚至一百万都没有。” [47]张宏志认为，“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48]

关于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原因的探讨

主流观点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主要包括“左”倾错误、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三个方面。[49]

对于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原因，最早有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说，以及刘少奇指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

田纪云认为：“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50]

金辉认为完全在于人祸。[51] 王洛维也持相似观点。[52]陈东林认为当时确实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价是恰当的。[53]艾希顿等也认为,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都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54]《当代中国的人口》也持近似观点。[55]网络研究者“老田”坚持认为饥荒主要是“天灾”造成的。[56]

林毅夫认为，一方面农民失去了退社权，被迫吃大锅饭，劳动积极性下降，导致粮食产量下滑；另一方面，我国当时采取的粮食优先照顾城市的政策也是造成大量非正常人口死亡的重要原因。[57]罗平汉认为公共食堂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引起了粮食产量降低。[58]彭希哲认为饥荒是由食物短缺、食物获取权丧失和食物消费方式改变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59]张欣（Gene Hsin Chang）等认为公共食堂导致的非理性消费是最主要原因。[60]杨大利也持类似观点。[61]伯恩斯坦认为，政府从农村征购过多粮食，导致了大饥荒。[62]武力认为1953年实施的统购统销政策为超量征购埋下伏笔。[63]周飞舟认为地方政府救灾不力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64]

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较早觉察到情况，但仍应“负主要的责任。”[65]丁抒称，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的错误决策。[66]杰斯珀·贝克（Jasper Becker）认为毛泽东应对饥荒负责，他说刘少奇、邓小平等努力减轻了饥荒。[67]张百奇坚决反对把饥荒的责任归于毛泽东。[68]鲍尔则在互联网上赞美“大跃进”和“文革”。[69]英籍华裔作家张戎称：毛泽东导致7000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70]

（李成瑞，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尚长风，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

[1]《民政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国减灾工作情况》，网易网。http://news.163.com/05/0922/12/1U8LJU980001124L.html。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3]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74页。

[4]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5]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619页。

[6]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873页。

[8]《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4月30日，转引自：田纪云: 《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9]中共湘乡市委党史组编《中共湘乡地方史（1949-200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转引自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

[10]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11]廖盖隆：《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炎黄春秋》第2000年第3期。

[12]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13]卢跃刚：《大国寡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14]梁志远：《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炎黄春秋》2006年第3期。

[15]吴象：《农村改革亲历记》。凤凰卫视网。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6585395806011392/20041230/478412.shtml。

[16]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中国人口年鉴（1987）》，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17]曹树基：《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

[18]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上）》。观察与思考网。http://yqdht.bokee.com/926833.html。

[19]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0]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21] Xizhe Peng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3, No. 4. (Dec., 1987), pp. 639-670.

[22]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第4、5合期。

[23]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若干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

[24]葛剑雄《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2页。

[25]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页。

[26]王瑞璞等主编《共和国经济大决策》第1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65—666页。

[27] Ansley J. Coale ，Population Trends,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7, No. 1. (Mar., 1981), pp. 85-97.

[28]G. McN. Reviewed Work(s):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by Ansley J. Coal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0, No. 4 (Dec., 1984), pp. 745-746.

[29]John S. Aird，Population Studies and Population Policy in Chin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8, No. 2 .(Jan.,1982),pp276-297.

[30]彭尼?凯恩：《1959-1961 中国的大饥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