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上海南市城隍庙附近有个大饼摊。大清早，就有街道居民和附近小菜场里买菜的人到大饼摊头前，排起长长的队伍，手拿铝锅、淘箩、竹篮、搪瓷杯、塑胶盒等器具，来买豆浆、油条、烧饼、粢饭。在人人缺粮少油饥肠辘辘的自然灾害期间，这片饼香油热的狭小天地几乎成了当地小市民的世外桃源。
在大饼摊上干活的有三个人：陆德财、杜兰芝和陶月娥。陆德财红光满面，体格健硕，双手使劲搓揉着一大块面团，两臂的肌肉结实发达。他一边熟能生巧地做出一个个豆沙烧饼和葱油烧饼，一边得心应手地照料着火热炉膛里烘烤着的饼，既要烘熟，又不可烘焦。杜兰芝皮肤黝黑，瘦骨嶙峋，站在陆德财身旁，相帮做油条。她把他掰分好的小面团拉成长条，用筷子在上面压一下，双手捏紧长面条两头甩一下，做成油条，放进滚烫的油锅里煎。她还要兼顾包粢饭与盛豆浆，粢饭中间夹根油条捏紧包牢不可散开，豆浆盛在买客带来的各种器皿里不可泼撒。陶月娥大眼圆脸，身材丰腴，看管着油锅。她手持一双长筷子不时地搅动下锅的油条，直至油条变成金黄色，捞起，放在铁丝网篓里滴油。同时，她还要招呼买客，负责收钱，钞票一定要数点清楚。自古以来，铜钱银子最重要，不论是资本主义旧社会，还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只是当今陶月娥务必还要记得收粮票，越发忙得不可开交。
那个年代经济失调物资匮乏，全国普遍实行粮食限量配给供应。每人凭户口地区、年龄大小、轻重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干部级别高低、阶级成份优劣等情况定量，并按定量发给粮票。陶月娥不但算钞票，还算粮票，而且不可算错。一只烧饼收一两粮票；一根油条收半两粮票；一团二两的粢饭中夹有一根油条，所以总共要收二两半粮票；一勺豆浆也要收半两粮票，因为大豆也算粮食。粮票的种类繁多，有上海市粮票、郊区粮票、外地粮票、全国粮票等等，而且每年所发粮票又有不同的图案和颜色，陶月娥老是紧张兮兮怕搞错。特别是在给买客找头时，无论是钞票找头还是粮票找头，识字不多的她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在尚无计算机和收银机的岁月，全靠心算再三核对，力求准确无误。由于大饼摊隶属街道地区集体事业单位饮食行业管理部门领导，如果陶月娥多找钱或粮票给买客，将对饮食行业上级党的领导难以交待；由于来大饼摊光顾生意的大多数是锱铢必较的升斗小民，如果陶月娥少找钱或粮票给买客，买客就要谩骂她笨头笨脑，甚或诬蔑她存心揩油手脚不清爽。
貌似单纯的大饼摊，三个从业人员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寻常。
解放前，在淮北乡下，杜兰芝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她父母逼不得已，把她卖给陆德财家做童养媳。陆德财虽然不情不愿，却难以违抗父母之命。
解放后，陆德财理直气壮地对杜兰芝说：“现在新社会，共产党提倡自由恋爱，我全心全意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婚姻法，决定退掉旧社会订下的童养媳买卖包办婚姻。”
童养媳杜兰芝痛哭流涕死活不从，“德财哥，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只有你这座靠山，如今你抛下我，叫我今后如何做人？”
陆德财不为所动，“你与我并没圆房，你还是黄花闺女，可以自由自在选择你满意的对象。我要去上海大城市里谋生计，从今与你一刀两断，各不相干。”
杜兰芝擤掉鼻涕，擦干眼泪，“既然你如此铁石心肠，我也不必再苦苦哀求，不过我还是留在家里照顾爹娘的饮食起居，你可以放放心心无牵无挂地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