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戏就是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办的“世界人权日”游行活动，结果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事后党国以“叛乱罪”镇压收场。
当晚，这种场面出现：
其实开始游行走好好的，两个四路纵队并行：
事情已是历史，事件本身到底是游行民众先打警察还是警察先攻击民众引起的，多年来在同胞那儿争个不休。其实从反思的角度看，根本不重要。因为那个冲突是必然的。12月10日不出事儿，下一年1月10日也要出事儿；高雄不出事儿，台中、台北、嘉义也会出事儿。党外要组织，这本身是违反“戒严法”的；党国要维护“戒严法”的权威与党国的“尊严”，只能撞车。事后有许多人指责施明德办游行激进乱冲，其实是见木不见林。
是，那个游行组织的很扯淡。因为党国压制一切组织，所以党外的组织高手施明德的“组织”很业余，请看当天游行时施大侠的器材：
前导车兼指挥车上的施明德、周平德与姚嘉文（举火把者）。
就是这辆车，上万人的集会，就一个挎肩上的扩音喇叭发令，指挥员基本跟打酱油的差不多。
这是“演讲车”，站车前面的是吕秀莲。别总看不起吕女士，当年是正经的勇者。吕其实是党外运动的温和派，出刊物搞选举的路线，但是既然开始游行，吕全力投入，一路演讲，因此后来成了事件的“主犯”之一。
黄大佬在演讲车上号令三军。您没看错，车上挂着国父像，“党外”当然不买三民主义的账 ， 那个照片是用来避邪的门神。
从“美丽岛”开张后的几个月，“党外”与党国搓火已经几个月了。9月8日的开张酒会，就有“爱国人士”去闹事，喊出“打死黄信介”等口号。11月、12月，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两次被砸，屏东服务处也被砸，甚至连台北黄信介的家都被砸。事件前两天，党外人士堵到几个跟踪的特务，将其一顿臭揍。事件前一天，美丽岛高雄服务处的姚国建与邱胜雄被警察抓走打的遍体鳞伤。到了12月10日这天，演讲越来越冒火花，一会儿就把愤怒调了出来。黄信介大概看苗头不对，就在演讲车上用话筒宣布“活动结束”，从车上下来就被情绪激动的民众在后面踢了两脚。现场乱套了。
乱套其实是必然。游行、集会的领导结构本身就是松散的；指令系统根本不存在；没有纠察体系；游行的目的从来就没说清楚。施大侠的“组织”都干什么了？把人叫来，事先将火把买好并运到地方，向高雄警察局申请了集会许可（被拒绝了）。简单说就是把许多对党国不满的民众给凑到高雄的大街上。愤怒、人潮、大街，这是后来众人（包括许多与施一同坐牢的党外同志）说施激进乱来的的根据。
与当时党外的混乱相反，党国可是有备而来。装备精良，组织完好，国家机器不是开玩笑的。下面是党国派往现场的“镇暴车”。车前面是持盾的警察。
远看，车的威力不清楚，来一张现代版的详解，就知道镇暴车的厉害了：
活动周边有几十辆镇暴车。
一边是愤怒无序的民众，一边是准备好的国家机器，“高雄事件”的警民冲突是在数难逃。唯一庆幸的，事件中没死人。小蒋大人事先有令，军警宪特当天一律不许带枪（小蒋大人对民主的贡献，许多细微之处见真章）。
是不是有组织不失序的游行更好？当然了。问题是党国有戒严法，不可能给你一个有序组织的空间。戒严法不许组织，没组织“党外”一团乱麻，一团乱无法向戒严法挑战。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碰上施明德的神勇就不是哲学问题了。没有施大侠这种“第一次”的碰撞，同胞们可能现在还在宋楚瑜总统与马英九副总统的领导下幢憬几年后台湾头一次总统直选的美图。除非一路跟着党国走，只要是碰撞，高雄事件的冲突可能是最小的社会代价。不能拿2006年的施明德返回去要求1979年的施明德。2006年的倒扁红杉军是在民主环境内考验民主的力道，1979年是在与党国争民主最小的空间。1979年的施明德就是有2006年施明德的全部智慧，那个冲突也无可避免。
事发后，党国把事件定位为暴徒叛乱。为什么要有“报禁”？因为党国要控制“真理”。这是事后剪报：
1979年12月13日开始大规模抓人。前后一共抓了150多人。其中还有个惊险片的刺激情节。13日清晨抓“要犯”。正好林义雄夫妇、施明德夫妇房子租在一起，施楼上，林楼下。前一晚陈菊与吕秀莲也借宿在施家。原本党国可以把四个要犯一网打尽。结果施明德居然在特务的重重包围之下“从后山跳悬崖险路脱身”（真是从二楼平台跳下去跑的）。证明关键时刻还是军人给力（施曾是国军少尉）。施这一跑让党国颜面尽失，于是发动了全台湾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最后施成也江湖败也江湖，被自己自认的密友、曾经的“狱友”出卖而被捕。这是26天之后的次年1月8日了。
捉到主犯中的主犯施明德，党国志得意满，准备开庭判案，一举把党外这些反叛给打回石器时代去。就有了美丽岛大审判。党国没想到的是……
下篇介绍：美丽岛---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