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总是最喜欢过年了。那个时候物质贫乏，过年就意味着有新衣服穿有零食吃。我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工作的姑姑回上海过年，在市百一店给我买了一条纯白有很多花边的合身连衫裙，拿回家包装纸都还没有打开，父母就已经决定要去退掉换棉袄罩衫。后来看我哭了起来，他们才折中替我换了一件大好几号的草绿色军装，说大一些能多穿几年，军装又耐穿，长了个穿不下了还能给妹妹穿。后来姆妈又帮我在领子上绣了二块红丝绒，那件军装就更成了过年出客穿的好衣服了。
那年代过年才有配给供应糯米、白糖、芝麻、花生、核桃、瓜子之类的南北杂货，所以常常在过年前帮姆妈大扫除的时候，就已经清理出写字桌的抽屉，和妹妹两人一边一个，单等大年初一，祖父、祖母、叔叔、婶婶取代压岁钱而用糖果盆子给我们装的各类吃食，我和妹妹两人总是如获至宝地把玩良久，再用各种瓶子和罐头分门别类地装好，藏到抽屉里慢慢享用。我这人嘴馋自控力又差，所以我的吃食总比妹妹的吃得快。妹妹总是精打细算地要等我吃了两次才去开一次抽屉。大人们总是嘲笑我老鼠不过隔夜食，年年过年拉肚子，又一致不相信妹妹小小年纪那么有定力，为此好几次父亲趁妹妹走开或睡觉时去偷吃妹妹的定粮，妹妹也有本事每一次都能察觉三角包包法变了或是橄榄或糖粒少了，每一次她都在向姆妈汇报的同时，斜眼白我几下。
多年以后父母带了我们另立门户，可是每年过年的年夜饭，却一定是在祖母那里吃的。我现在对上海过年的记忆，多半是在祖母的老式石库门房子里。大年夜下午祖母的厨房就是一片噪杂纷乱，叔叔婶婶围着祖母给她打下手，常常是越帮越忙最后给祖母哄出来。我们小辈的顶多只有帮忙摆桌子、排椅子、放碗盏的份，因为家里人多，总是大人小孩分两桌。我算是长房长孙女，破例受邀坐大人桌，可是我却一惯人在曹营心在汉，敷衍不过几口就混到小孩桌上去插科打浑了，还冠冕堂皇地号称去管教弟弟妹妹。我记得有一年妹妹和堂弟弟拼老酒，妹妹酒量惊人，几杯绍兴加饭酒下来，就把堂弟弟吓得钻到饭桌底下去死活不肯出来了。
酒足饭饱之后，就和妹妹一起耍赖要住在祖母家，祖母总是排我们睡三层阁楼，新缝的被子总是刚刚晒过香喷喷暖融融地好入睡。大年初一老虎天窗的阳光极早地射进来，总是兴奋地一跃而起，楼梯一路跑下去，祖母和婶婶总是已经双手沾满了糯米粉，炉子上的水也煮得沸腾腾了，祖母的宁波猪油汤团是顶讲究的，一定是自家石磨磨出的水糯米，沥水滴干，芝麻是石碾子自己碾的，和上猪油绵白糖，一手一手捏出来的。
年初一吃过汤团，父母就来接我们去好婆家拜年了，好婆是纤巧精细的苏州人，年初一茶几上总是一排放了吃食，并且每样都取一份塞给你，瓜子是开口和合，长生果是长命百岁，芝麻是节节高，糖是甜甜蜜蜜，桔子是一团福，每样都有个讲头。一会吃午饭，满桌的精美的小菜里保准有黄豆芽，好婆说那是如意，每人都要尝一口的。菜虽然多，饭却也必定是要盛一小碗的，好婆说那是新年里捧牢饭碗，一小碗饭三口两口能就吃完，碗底下又照例有个荸荠，好婆又有说法，说那是元宝。
来了美国好几年，读书的时候，中国年总是已经开学了，忙起来就无暇顾及了。可是每一年的大年夜，却总有办法从别的州弄来鞭炮，驾了车出去漫无目地地开，找到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空地，就跳下车来放一百响，然后又不敢等到炮仗全放完就落荒而逃，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
到了美国来，象象样样地过阴历年，就成了永远的梦了。
（寄自美国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