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王朝与社会经济发展：农民起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推翻腐败黑暗的旧王朝，二是新王朝的建立者大都能从前朝亡国中吸取教训，推行开明的政治经济政策，从而使新朝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并且超过前朝的水平。大家都知道唐太宗时有贞观之治（627-649年）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安定、武功鼎盛、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而贞观之治的出现就是唐太宗吸取隋炀帝灭亡的教训，善待百姓，励精图治的结果。隋朝本来是一个经济繁荣，国力鼎盛的大帝国。据估计隋朝当时储备的粮食和布匹够用50年，但在隋炀帝的折腾下，十几年功夫庞大的隋帝国就土崩瓦解，隋炀帝本人也被部下砍了脑袋。唐太宗李世民借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也就是说，君王是舟，老百姓是水。水可以承载舟，也可以倾覆舟，所以统治者要善待百姓。他又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常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国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唐初在总结农隋末民起义的原因时认为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所以唐太宗要“去奢省费，轻徭薄役，选用廉吏。”为解决社会矛盾，唐太宗制定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为紧缩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唐太宗大力精简政府机构，裁撤庸员，使中央政府官员从2000多人减到只有600多人。在唐太宗的治理下，被战乱、灾荒破坏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史书记载，在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不到300万户，一匹绢能换一斗米。而到了贞观四年，一斗米才四、五分钱，牛马满山坡，人出行几千里都不需买粮食，沿途都有人免费供应。而且社会次序好的难以想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周边少数民族归附者有120万人，这一年全国被判死刑的只有29人。贞观6年死刑犯有290人，年末唐太宗让他们全部回家团圆，明年秋后再回来就死（当时处死犯人都在秋后，称“秋决”）。次年9月，那290个死刑犯全部回返，无一逃亡。在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的程度可能有媲美美甚至超过过贞观之治的，但就政治清明、吏治廉洁、官员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而言，贞观年间无疑是空前绝后的。史书记载，当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官员贪污的时期，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当然主要归功于唐太宗的英明，而这与唐太宗吸取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是分不开的。尽管唐太宗是杀兄逼宫夺取政权（玄武门之变），但后世历史学家并不苛责他夺权的非正统，而是赞颂他虚怀纳谏，赞颂他开创的贞观之治，为大唐盛世打下的坚实基础。
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面对农民起义和连年战乱的破坏，采取了“黄老无为”的政策，与民休息，不瞎折腾，对百姓轻徭薄赋。到文帝、景帝时（公元前179-141年）继续与民休息，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之治为汉武帝出击匈奴，开拓疆土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元朝后，面对满目凋零的社会经济，也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的鸟儿。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出身贫寒的朱元璋非常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他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打击贪腐的法律。官吏贪赃枉法者一律发配边地充军，贪污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砍头后把皮剥下来，塞上稻草）。在朱元璋的严厉或说是残酷的打击下，明初吏治腐败的现象得到扭转，“一时守法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在朱元璋的励精图治下，明初社会经济也是迅速恢复发展。开国仅仅24年(1392年),全国人口就达到6000万,比元朝最高时多了700万人, 政府税粮收入也比元朝增加近2倍,明朝的经济全面超过元朝.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明初的社会经济复兴和发展史说明，农民起义推翻一个腐朽落后的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中国社会常常以此为契机从大乱走向大治。
(2/22/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