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他比郭沫若更悲剧
枫苑梦客曾写过一篇《郭沫若的悲剧值得同情吗？》的博文，对中国20世纪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郭沫若的一生作了有价值的分析回顾。文章激起了山哥和许多其他博友的共鸣与感叹。不过我当时便暗自太息，比郭沫若更悲催的文人大有人在。著名中国哲学史大家冯友兰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冯友兰（1895-1990）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乃晚清进士。他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门下，1923年获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多家大学教授。1931-1934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大力推崇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和主导地位，抗战爆发后哦系西南联大名教授之一。
冯友兰一贯热心政治。曾在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中多次发文鼓吹，并任国民党西南联大负责人。49年后积极拥共，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公开自我批判超过百次。文革开始后受到迫害，但批林批孔中反戈一击，高调批孔，为女皇抬轿，向江青献媚，成为梁效的顾问。
“四人帮”倒台后受到批判审查。梁漱溟曾因其文革中作为拒绝冯友兰90大寿的邀请。可见冯友兰的晚年备受羞辱。
与在批孔运动中有所坚守的郭沫若相比，冯友兰的人格见识显得更加等而下之。
冯友兰
“文革”时的污点 是懦弱还是媚骨？（zt)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
宗璞著 新星出版社 2010年4月版“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冯友兰是个复杂的存在。他的成绩有目共睹，可是晚年成为梁效”顾问的污点又常被人诟病，有人说这是“媚骨”，有人说这是冯友兰生性“懦弱”。在这本宗璞历年回忆父亲的文章结集中，宗璞不仅自己写了多篇记述这段历史的文章为父亲辩护，还收入了李真反驳何兆武批冯言论的《满纸荒唐言》以及宗璞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陈洁采访的采访稿《宗璞：我的父亲冯友兰》。
诚然，冯友兰“文革”中的悲剧是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生态下，将冯友兰的晚节不保批评为“媚骨”可能过于严厉和苛刻，对于这位老者，我们确实应该更多一些同情和理解，但是倘若因此就轻描淡写地说这是“组织调动，能不去吗”，或者“不仅我父亲，其他‘梁效’的人，大家也应该理解”，那似乎就有点黑白不分。“梁效”还只是耍耍笔杆子，可是如果将笔杆子换成枪杆子呢?宗璞又将冯友兰1920年代批评孔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与冯友兰在“文革”时期写的《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联系在一块，说冯友兰早在二十年代就批过孔。是不是这样，我想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如果冯友兰一贯反孔我们也无话可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那“为往圣继绝学”的信念又作何解释?继的是哪方面的绝学?老庄还是释迦?
在我看来，冯友兰“文革”时期的转变，与他一贯提倡的“和谐”之道也不无关系。和谐，就不是鲁迅似的勇士之道，也不会像马一浮、熊十力一样以死抗争，既然自己的意见不能被领袖所接纳，而且似乎反而让自己变为了“全民公敌”，那还不如和谐牺牲一下自己。试引一段冯友兰在《冯友兰自述》中的文字作证：“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写了两篇发言稿。这两篇发言稿，在会场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
和谐，也可以说是妥协，确实可以让冯友兰一家明哲保身免除厄运，却不免让冯友兰的人格力量大打折扣。宗璞改鲁迅诗曰，“积毁难销骨，长留纸上声”，我只改一字，“积誉难销骨，长留纸上声”。我们应该理解这位老人在“文革”中的无奈之举，但是不能就此完全原谅冯友兰晚年的一些错误举动。冯友兰自己说“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这句诗和江青无关，就真的无关了么?他写这句诗时究竟有没有一根政治弦我不知道，但其他《咏史》诗中大量为秦始皇和法家唱赞歌的诗句又作何解释?难道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无关?
确实，在“文革”初期，冯友兰一家被无休无止地批斗陪斗，刚刚做完前列腺手术，插着管子就得出院，还得接受批判;寒冬时节，想要有件御寒之衣都没有，只能找一个破麻袋裹住身子……读《冯友兰自述》和相关的冯友兰传记，读到这段往事，我常常感动、难受几至落泪，在强大的国家政治机器面前，知识分子的命运犹如螳臂当车徒唤奈何?(大家比较忽略的，恐怕还有“四人帮”倒台以后冯友兰于艰难环境中写的检讨，这些检讨恐怕也难说是冯友兰的真心话吧?)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
“我们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自己的见解怎么样，就怎么说，怎么写。这就叫‘立其诚’。”“立其诚”，难矣!在评价已逝的古人时如何“立其诚”?唯不“积毁”、不“积誉”而已。海德格尔、庞德、未来主义的很多诗人都曾附逆，可将文学、哲学成就与其政治立场区别对待，冯友兰亦然，一是一，二是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