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诸子百家中，齐国人邹衍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他的五德终始历史观远比当时各家普遍奉行的一味向往赞美先王先贤的狭隘史观博大，其恢宏的宇宙观也独步天下，很难为人理解与接受，加之后来的方士只学得一些皮毛，丢掉了精髓，于是在一般人眼中邹衍成了专门卖弄玄虚讨好权势者的阴阳术士鼻祖。
邹衍的著作，汉代以后基本遗失。我们已经不太可能全面了解和评价其人其事其思想。从《史记》可以看出，司马迁是相当欣赏他的。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对邹衍的描述与评价明显高于其他人，所用字数也最多。司马迁感慨，孔孟的学说对当时社会状况来说是方插头插不进圆接口，而邹衍的思想则是用煮牛的大锅来炖鸡。三国时学者谯周说：“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
其实，司马迁并不觉得邹衍的思想怪异，认为其落脚点“必止乎仁义节俭”，足以为确定人际关系所遵循。
我看司马迁钟情邹衍的原因，首先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司马谈在论六家的大纲中，将阴阳家列为第一，居于儒、墨、法、名、道之上。其次读了邹衍的著作《终始》《大圣》等篇十余万言后，被前无古人的宏大学术思想震惊了；最后佩服邹衍的说理方法：“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讲历史会从当下上溯黄帝直到天地未生；说地理则自中国推至人没有见过的海外。我们虽然看不到那些令人神往的具体内容，但从《史记》包罗万象的通史体例或者可以窥其一斑。
邹衍的著作失传了，不过，他的片断言行，我们还能从后人的书中看到。有些和司马迁的描述相互参照，能够呈现一个比较真实的面貌。我不太在意他的发达史，更留心他与其他学派的碰撞，从中可以考察古代士人的文化人格，以及当时学术环境的状况。刚好，他和公孙龙相遇了。
公孙龙是与邹衍同时的名家代表人物，提出了“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命题，极善于揭露对方的逻辑错误，对建立中国的逻辑学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一般人在其诡辩式的逻辑推理下，坚持不了几个回合，便被忽悠得找不着北了。如果安排公孙龙与思想“迂大而宏辩”的邹衍会面，讨论逻辑问题，一定是中国文化史上引人瞩目的大辩论，连想一想都让人激动不已。历史提供了一次机会，但司马迁仅仅留下了短短三十个字：“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絀公孙龙。”如果去掉人名，则不足二十字，这件事的详情几乎等于没说，着实令人失望。
所幸，汉代的学者刘向在《别录》中，记载得比较详细。当时，平原君确实想促成一场辩论，但是邹衍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可以说是义正词严，叫人无法辩驳：“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 如果不是文言文，而是白话文，人们会觉得邹衍说的跟现在许多辩论甚至吵架的场合常见的情景差不多，一点不陌生。两千多年来，不仅学术界，而且连坊间斗嘴，都始终保持被邹衍批评的路数，也算得上是中华传统了。这段话的大意是：辩论的目的是把问题讲清，把观点阐明，让人了解，不会迷失在混乱模糊之中。获胜的自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失败的也可从中悟出道理。这样的辩论才是可以进行的。而那些长篇大论花言巧语，把问题搞混，搞乱，偷换概念，误导别人，都是损害了真理。在激烈辩论中比着拼到最后一个收尾自以为胜利的作法，必然会损害做人的道德。
从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出邹衍有丝毫神秘性，倒是一个认真严肃，标榜道德，循规蹈矩的学者。和司马迁说的“必止乎仁义节俭”很吻合。
毫无疑问，邹衍的原则是没法否定的，有“至道”的意味。他对公孙龙使用的一些辩论方法的批评，也是中肯的。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应该承认，在学术界确实存在谦虚、谨慎、温良、知错就改的君子风范，与尖酸、刻薄、张狂、死不认错的小人习气。跟善于诡辩胡搅蛮缠的人辩论往往得不偿失。拒绝与这种人辩论，合情合理。
但是根据历史记载，公孙龙并非总是像邹衍批评的那样。他曾经运用逻辑推理原理在国际交往中为赵国争取权益。《吕氏春秋》说， 秦国与赵国订立盟约：“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不久，秦兴兵攻魏，赵魏历史渊源深厚，自然要去解救。秦王便使人责备赵国不遵守盟约。赵王自觉理亏，向平原君讨教。公孙龙给平原君支招：赵也可以派遣使者去责备秦，赵国与魏国友好，秦国却去攻打，这是秦国违背盟约在先。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反驳得精彩。另外，公孙龙批驳孔子的六世孙孔穿求学拜师的想法错误，也是从逻辑角度入手，可圈可点。孔穿想用拜师引诱公孙龙放弃“白马非马”说。公孙龙指出，之所以拜师，是因为智力与学识均高于自己，白马非马是我卓立于世独有的学问，放弃之后，和普通人还有什么区别，你拜我为师又能学什么呢？孔穿哑口无言。其实不谈别的，仅就“白马非马”来说，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对丰富和健全中华文明的思维水平大有补益。
世上的许多事情，正确与谬误、光明与阴暗、君子与小人，同时同体并存，差不多是通例。邹先生一方面入木三分地批评了辩论中的歪风邪气，另一方面他强调的“害大道”“害君子”，也暗含了杀机，让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假如不再上纲上线，我赞同邹衍提出的基本看法。为此，更应该贯彻自由、公平的原则深入探讨，否则如何廓清思想迷雾，明辨是非，提高认识水平？拒绝与公孙龙辩论，有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之嫌，起码对公孙龙个人有欠公允，不利于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错，与人“不争”（如老子），不愿与人提出的荒谬命题争论（如杨朱），拒绝与人学术交流（如邹衍），都是个人自由，本无可挑剔。邹衍批评辩论中抢着发声压倒对方的作法有违君子道德，可谓一针见血，然而他自己一开始就不给人发言机会，颇有点五十步笑百步。这一点同样是不可取的。不知司马迁记载简略，是否隐含“春秋笔法”？
也许我不该以小人之心揣度，国人见过太多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常用高尚掩饰卑鄙的人，习惯把人往坏处想，总是不问结果，而去臆测动机。我也不能免俗，忍不住猜想邹衍拒绝辩论，可能并非口头说的那样漂亮，而是担心口才不如公孙龙，没有必胜的把握，害怕丢面子，影响声誉前途。故而首先抢占道德高地，造成俯视逼人不战而胜的有利局面。真是如此，邹衍表述的就是策略手段，而不是学术规范。平原君门下的食客们听了，“皆称善”，也许是由于对公孙龙的优厚待遇与屡战屡胜的成绩嫉妒恨。很可惜满座一边倒，无人出来为公孙龙说句公道话。也许邹衍没有任何阴暗心思，只是看不惯公孙龙的诡辩嚣张。可是无论邹衍和支持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很糟，客观上起到了施展邹衍的影响力诋毁公孙龙的作用。
这次拒绝，对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影响深远。至少表现在三点：一、沉重打击了公孙龙，使其一蹶不振；二、名家的声誉受挫，几乎阻断了中国逻辑学的发展之路；三、制造了学术道德的制高点，开了学术垄断的先例。为以后学术垄断和高擎政治伦理宝塔镇压异端，提供了样板。如果把学术争论推到道德乃至政治的高度，势必失去百家争鸣局面。万马齐喑与诡辩忽悠相比，我宁取后者。
说起来，战国时学术界的环境还算较为宽松，存在着不同发展倾向。一些比较宽容能够倾听不同意见的权贵，和士阶层比较端正的学术态度，在史料中多有反映。如刘向《新序》记载了邹忌被齐宣王任命为相，稷下学宫以淳于髡为首的七十二人不服气，认为邹忌何德何能，光靠跟大王聊了三天，就捞到这么大的油水，非得出点妖蛾子，叫他难堪。于是一帮人结伙至相府，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一连问了三个乍听鸡毛蒜皮，细想包藏玄机的问题。邹忌态度谦卑地一一简要作答，句句不离改革国政时弊，让淳于髡等人心中折服，不再继续发难。走的时候，双方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邹忌牛了，而淳于们则恭敬起来。
争强好胜是人们常有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是在争鸣中保持平和宽容心态更让人赞赏。认识正确不容易，这需要智慧。而能向正确低头，放弃错误尤为难得，这更需要见识和勇气。战国时百家争鸣，虚心求教，敢于服输，能够服输的学术环境如果一直延续下来，中国必不是今天的模样。
然而，后世发展起来的是邹衍严厉批评的恶劣招数，与他开辟的排斥异己的道路。特别是后者，值得关注。从他唱高调扣帽子拒绝与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到荀况“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修身》）再到韩非的“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显学》），经秦的焚书、汉的独尊，终于反右与文革冻杀了百花，基本延续了这条路线，先从道德上当头一棒，再割喉钳口禁止抗辩，并日益蛮横专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往往贴靠军事、政治肌体，在伦理道德的面具后面，散发着腾腾杀气。由此，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害大道”“害君子”者，必须加以围剿，让其无立锥之地，无申辩之机。其始作俑者邹衍大概也没料到，由于五德终始说不是一个静止而是循环往复的系统，带有一点革命性，多年后，自己的著作也遭封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