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头就打、先发制敌”：张春贤视察反恐部队
来源：环球网-环球时报 2013-07-11
完善民族政策，促进边疆地区稳定
编者按：今年“6·26”暴恐案发生后，新疆局势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焦点。不少人把新疆的暴恐事件与民族政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有道理吗？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否需要做一些调整和完善？《环球时报》特别邀请研究边疆和民族问题的6位知名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新疆反恐与民族政策无关
厉声（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当前我们谈新疆稳定时，在很大程度上讲的是反分裂和反恐怖。我认为将新疆暴恐事件与民族政策挂钩并不妥。原则上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各方面复杂因素让它们呈现一定联系性。民族政策属于国家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施政。新疆的分裂和恐怖活动，从政治上讲是危害国家统一的敌对行为，从法律上讲是危害社会的治安犯罪。现在分裂势力正利用民族政策做文章。对新疆的关注度高并不意味着我们了解新疆，两者有差距。
新疆分裂恐怖组织就是想通过恐怖活动逼着政府“严打”，让尽可能多的维吾尔族人受影响，这样他们就拥有更多的支持者。恐怖是手段，分裂是目的。民族和宗教是分裂势力的两面旗帜，通过煽动、蛊惑民族对立和宗教狂热，达到分裂目的，故意将暴力恐怖活动标榜为反抗汉族殖民统治或反对异教徒压迫的斗争。
吐尔文江·吐尔逊（新疆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新疆的反恐形势与实行的民族政策没有关系。新疆的暴力恐怖活动主要是由于境外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影响以及社会管理中的某些矛盾长期相互作用而造成的。现行民族政策如果能够充分执行，应该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暴力活动滋生的土壤。
吴楚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新疆问题和民族问题现在总是贴上“敏感”的标签，就连国内学者自己的讨论都受到限制。但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没什么受限，这不利于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的对外话语权。
驻乌某反恐部队。。。该部组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
民族这个概念需要反思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中国历史上的话语体系中，并没有“民族”这个概念。鸦片战争后，列强为分化中国，开始把清朝属下的蒙、藏、满、汉等群体称为“民族”，按西方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理论，实际上是鼓励这些群体争取独立建国。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时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也是日本方面的建议，鼓动汉人反满。
按照列宁“民族自决权”的观点，每个民族都有自决和分离的权利。这实际上为后来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所以我感到我国对于“民族”这个概念的使用需要调整，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中国内部的汉、蒙、藏等不应称民族，参照美国的分类，也许叫族群更合适。在美国只有一个美利坚民族，内部的黑人、拉美裔、亚裔等，都是族群。
现有民族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现实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民族问题上进行反思，首先要在理论层面反思。按照现在56个民族的政治框架，大家都把自己的“民族”看做是最核心的身份认同，这就很容易把遇到的经济利益、治安、文化保护、语言教学等问题都解读为政治化的民族关系问题。其实，少数族群保护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就业和发展、分享资源开发等权利，都可以在公民权利的范围内得以保障和实现。
沈桂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民族的概念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文化共同体，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给了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以民族国家的想象。民族区域自治在某种程度上也提供了条件。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先把民族分出来，再挖掘民族符号，并力图在民族之间创造平等，协调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这种做法不利于整合国家认同感，或者说没有在国家层面推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我认为，民族不是发展的，而是变迁的，同理，民族理论不应是“发展”理论，而是“变迁”理论。
诺布旺丹（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在我们的主流话语中，有一些词语在有意无意地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区分开。如“唐装”、“汉字”、“儒学”、“国学”等，这些都是汉族符号。
新疆出事时，我在西藏牧区做调研。在非常偏僻的地方，居然有老头、老太太都接触过“西藏独立”的话语，其实他们并不明白“西藏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出生在青海省贵德县的农村。那是个汉藏混居的地方，相互都能说对方的语言。那时候，我们没感觉汉藏有什么区别。就是最近20年，媒体的宣传，给不少老百姓灌输了汉藏的区别。
“坚决保卫”彰显力量。
民族自治应向区域自治过渡
厉声：民族政策的框架形成于60多年前，今天世界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反思和调整都是需要的。但民族政策又是国家根本的大政方针之一，非常敏感，任何调整都必须慎重。建国初期，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改革开放后，形势变得复杂，境外渗透情况也趋于严重。苏联解体后，中国对民族政策曾有较大的反思。我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核心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其发展的趋势是逐渐从民族自治向区域自治过渡。如何完善民族政策，因为涉及复杂的利益分配，还需要各民族共同探讨，特别是需要听从民族群众和干部的意见。
民族政策是治本的工作，调整和完善好民族政策，为新疆反分裂和反恐工作提供更好的基础。当然，治标是第一位，控制局面是一切工作的前提，但一定要标本兼治，治标不能妨碍治本。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引领少数民族群众方面会起到关键作用，当地民族干部的威信非常重要。涉及民族的事务必须尊重民族自身的“觉悟”和“自愿”，我们不能包办，更不能替代。
吐尔文江：中国民族政策的发展走向，一方面不要再刻意强调少数民族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概念，任何试图“推动”民族融合的做法都只会导致相反的后果。最优选择是按政策执行，一切顺其自然。
对于当前的民族政策，首先，需要巩固制度自信，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动摇。其次，要尽快实现民族政策的法制化构建，使得民族政策能够具体、明确，便于操作执行。第三，民族政策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的现实情况在具体内容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吴楚克：从历史层面来看，民族问题是一个历史事实。有个现象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其主体民族有国家的，如朝鲜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对中国的认同感都比较强。藏族和维吾尔族境外没有国家，一些人存在分裂活动。从制度层面看，应明确提出区域自治，改变一个主体民族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当初，区域自治就是为建立各少数民族当家做主而实施的制度保障。
镇守北疆伊犁的WJ7师兄弟们是过硬的，值得信赖的。7师相比内地WJ机动师更野、更陆军化、战斗力更强悍。7师冬季拉练图。
发展问题与信仰问题
马戎：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当地少数民族被边缘化了，这反映在职业结构的变化方面。大量汉族人口进入新疆、藏区，对本地人的就业和文化生活等方面造成很大冲击。当地一些机关招聘、企业招工只愿意招汉人，反映出族群偏见，很容易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另外，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众普遍有宗教信仰的传统，一些部门和干部在处理与宗教有关问题时，有些对策和工作方法生硬、简单和粗暴，激化了矛盾，必须总结教训和纠正错误做法。民族平等和相互尊重应当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件小事上。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政府应多听当地群众的看法。
沈桂萍：我实地调查了喀什的一家民营企业新疆南达乳业有限公司，总结出一个“南达模式”，值得推广。浙江的两兄弟起初在喀什摆摊，后来开始做生态奶，工厂做起来后用当地工人，使用当地农民的奶源，深受维吾尔族职工的喜爱。因此，援疆要落实到当地，要培养当地产业工人，这样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才能真正让少数民族群众受益。
吐尔文江·吐尔逊：治理新疆的对策首先需要有一个国家层面和自治区层面的长期不变的战略，比如说20年。现在看到的教训就是治疆基本政策的反复变化。重点的对策包括加速促进社会公平政策的建立，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在新疆更加重要的是社会公平。建立法制化的社会管理环境，避免把政策当做法律去实施。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实现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措施。
诺布旺丹：各民族在价值观上存在偏差。如政府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没有问题。但这种发展强调的主要是物质上的发展。拿西藏来说，政府是给了西藏很多援助，极大地满足了物质方面的需求。可西藏人第一位的追求却是精神的信仰。这就是为何当下西藏社会经济尽管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社会事件屡有发生。 这里面存在着我们所奉行的无神论思想如何与有神论相协调等问题。不过，最近，这方面的政策有不少积极的调整。
演练打击暴恐的武警机动师官兵枕戈待旦。装备虽差些，还拿着81式自动步枪，但实战能力绝对一流。
图片来源：中广网、环球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