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毛泽东与抗美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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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抗美援越
刘炳峰
“抗美援越”是继“抗美援朝”之后，中美两国的又一次战略较量。在这场非对称性的较量中，美国军队再次输给了中国及其所支持、支持的国家和人民。它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嚣张气焰、削弱了美国的综合国力、动摇了其世界霸主地位，而且极大增强了中国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并对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决策、指导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将其一生的政治智慧、外交手段、战争艺术和胆识魄力发挥到了极至，为抗美援越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朽贡献！
一、基于中国人民自身利益，毛泽东自始至终对祖国南大门的局势发展保持着高度警觉和关注，一贯支持越南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泽东对于我国周边局势的发展一直保持密切关注，并为维护我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了不懈斗争，做出了积极努力。
建国后仅三个多月，1950年1月胡志明便徒步17天穿越中越边界，后秘密乘车进京会见毛泽东主席，寻求中国政府对越南抗法斗争的援助与支持。在我国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毛泽东毅然答应向越南人民提供无私援助，支持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救国”斗争，并于1月18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就将其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不久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又从仁川登陆，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中国东北部边界一带面临严峻形势。但党中央和毛泽东从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出发，经反复讨论、运筹，在一方面号召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同时，另一方面毅然派出以陈赓、韦国清等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前往越南，帮助他们组织了一系列的战役和战斗，逼迫法国于1954年7月21日签署了停止在印度支那进行敌对行动的《日内瓦协议》，取得了“抗法援越”斗争的最后胜利。
然而，法国军队刚刚撤走，美国新殖民主义者便开始插手越南事务，妄图取法国而代之，并在东南亚地区拼凑了一个意在遏制、包围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
党中央、毛泽东对于美国等国在我南大门的军事行动极为关注，1954年8月6日毛泽东主席作出批示，要求对美“加以批评”。11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外交报告，强烈谴责美国策划“太平洋反共军事同盟”对东南亚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
1955年6月25日至7月8日，应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胡志明主席率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隆重而热烈的欢迎。这期间，在中越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明确宣布：中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通过南北普选实现国家统一的主张，坚决反对美国对普选协商的种种阻挠。同时中国政府作出决定：“以人民币8亿元无偿赠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协助他们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可是，随着美国军事顾问大量涌入越南南方，美国势力成为南越的真正主宰。这年10月，在美国当局的策划下，南越吴庭艳集团罢黜了亲法的保大皇帝，在越南南方成立了所谓的“越南共和国”，使南越成了美国新的殖民地。同时，吴庭艳集团还在美国的支持、援助下不断扩军，并组织了数十万人的武装部队，在越南南方进行大规模的“诉共”、“灭共”活动，镇压南越人民，充当美国在印度支那的鹰犬和走狗。美吴集团的行经，严重破坏了《日内瓦协议》中关于“在国际监督下，通过全越普选实现南北统一”的规定，极易引起越南国内的战乱，不利于中国南大门的安全与稳定。为此，中国作为《日内瓦协议》签字国，于1958年3月9日发表声明，对美国和南越当局破坏国际协议的行经表示“严重关切”，同时明确支持北越人民为促进越南和平统一事业所提出的具体建议。不久，南越人民开始兴起反对美吴集团的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美国向越南南方增派的的“军事顾问”不断增加。到1959年，美国在南越军事顾问团人员已达2000多人，并向南越运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同时，南越当局的武装力量也迅速增加，正规军达15万人，加上其它武装总计达35万余人。另外，驻越美军还在南越修建了大量海、陆军战略基地，并纵容和支持南越当局入侵中国的西沙群岛。
中国人民对美吴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60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随即便得到中国政府的率先承认。很快，在越南南方人民风起云涌的游击战的沉重打击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南越吴庭艳集团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
为了维护美吴集团对南越的反动统治，美国自1961年起开始对越南南方推行由美国出枪、出钱，武装、训练和指挥南越军队进行“反游击战”的所谓“特种战争”，同时扬言：将在18个月内“平定”越南南方。
这年6月，以范文同为团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军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他们，并对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表示大力赞赏和支持。毛泽东指出：“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美国人没办法，是南方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要革命，美国人有什么办法？”给予越南人民以很大鼓舞。
但美国政府并不甘心就此罢手。1962年2月8日，美国决定将驻南越的军事顾问团改为“美国对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统一指挥“特种战争”，并将驻越美军顾问团增至11326人。
这年夏天，胡志明再次前来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双方领导人面对面分析了越南的目前局势，并应越方要求，中国作出了“向越南提供230个步兵营武器”的决定。这年9、10月间，毛泽东还先后接见了以阮文孝为首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以武元甲为首的越南军事代表团，一再重申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支持。
1963年3月，受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派，以总参谋长罗瑞卿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越南，双方就中国援越问题达成了具体方案。5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外交部长陈毅访越，并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中国是越南的后方。9月，越军参谋长文进勇率军事代表团访华，就“两军协同作战”等问题进一步达成一致。
这年8月2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吴集团的声明，再次表示：“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同时指出：“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走狗。但是，如果这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声明尖锐地指出：“死心塌地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
毛泽东的预言在两个月后便得到了充分验证。11月1日，美国再次策动军事政变，杀死了吴庭艳，以后又多次更换走狗或策动政府改组，致使南越政局更加动荡。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向南越增派援兵，援越物资也大幅上涨，平均每日达200万美元左右。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大量作战物资也源源不断地通过北越运达越南南方……中国人民的物资支持，对于越南南方顶住美国的入侵和对付其所谓的“特种战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南越人民的英勇抗击和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南越当局风雨飘摇，南越人民越战越勇，越南南方处处燃烧着“抗美救国”的熊熊烈焰……
二、随着“北部湾事件”发生和美国侵越战争规模的扩大，党中央、毛泽东在应越南人民的要求作出“抗美援越”战略决策的同时，号召中国人民加快进行“三线”地区的战略后方建设，做好应付外敌可能入侵的各项准备。
由于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支持以及南越人民游击战的沉重打击，由50多位职业军人掌管的南越当局无法维持南越局势，南越军队人心涣散，士气低落，逃兵激增，毫无战斗力可言。据统计，从1964年开始，南越军队平均每月开小差6000余人，后来增加到每月8000余人。在此形势下，中国和北越对南越人民的支持和支持也进一步增强。不仅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物资支持通过穿越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源源不断运抵南越；而且越南北方也开始进行派遣人民军直接进入越南南方参加作战的各项准备。
面对越南对美极为不利的局势发展，美国总统约翰逊宣称：“共产党中国愈来愈大的阴影笼罩着这场战争及整个亚洲。……对越南的争夺是它更大的侵略目标的一部分。”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罗斯托则称：“我们必须粉碎中国式的解放战争，否则，我们将在泰国、委内瑞拉和其它地方重新遇到这种战争。越南显然是美国在世界上的政策的实验场。”这里，美国政府将越南战争和中国联系起来，显然承袭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抗美援朝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的一贯政策。同时，对于美国越来越不利的越南形势，也促使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对越战争的升级问题，并将对越南北方的攻击和轰炸，看作是拯救南越的一个釜底抽薪的好方法。
1964年1月16日，肯尼迪总统正式批准了美国军方制定的对北越开展秘密战的军事计划即“34A行动”计划，并于2月1日开始实施。这个计划同时还包括一项“德索托”巡航行动，即派驱逐舰在东京湾（北海湾）进行“巡航”，通过炫耀其武力向北越人民施加压力。
“德索托”巡航和“34A行动”计划的实施，激起了北越人民的顽强抵抗和英勇抗击……由此导致8月4日美国以遭到北越抵抗和反击为借口，一手制造了“美国激烈轰炸北越和北越人民奋起反击”的所谓“北部湾事件”，标志着美国侵越战争的进一步升级。
早在“北部湾事件”爆发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便对中国周边尤其是越南局势的发展保持密切关注和警觉。1964年5、6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联想到我国的周边局势尤其是越南的局势，曾对“三五”计划没有“将国防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流露出不安情绪。毛泽东幽默地指出：“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半个月后，经过认真慎重的考虑，鉴于中苏关系的同时破裂和日益恶化，毛泽东决定改变我国“南顶北放”防御战略。毛泽东说：“敌人到处可以来，应处处备战，提高警惕”，并作出了在我国西部“三线”地区进行战略后方基地建设的历史性决定。党中央、毛泽东之所以调整我国的战略重点、作出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越南形势的忧虑和对苏联可能“趁火打劫”对我进行武装入侵的防范。
“北部湾事件”爆发后当天（华盛顿时间8月4日下午，太平洋时间8月5日上午），1964年8月5日夜里，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在中南海进一步研究了越南局势和中苏边界形势。面对中苏关系的紧张、恶化和美国对越战争的进一步升级，毛泽东感叹道：看来，“要两个拳头打敌人了”。并鉴于中国的实际处境，党的高层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作出了“不管有多困难，对越南的援助必须继续坚持”的重大决定。即是说，不管我国北部边界受到苏联怎样的威胁，我们仍要继续坚持反对美国在我南部边界一带制造的紧张局势。
1964年8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以及首都各大报纸均全文广播或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暴行。8日，首都百万群众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游行示威。10日，首都举行10万人的盛大集会，声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谴责美国对越南的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黄文欢等出席了集会。在此前后，中国的上海、福州、呼和浩特、拉萨和海南岛等地，也相继举行了共有2000万人参加的抗美游行示威。至此，全国上下处处涌动起“抗美援越”的滚滚热潮！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前来访问的越南领导人黎笋时，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方面的援越抗美的坚定立场，并就美国会否进攻北越发表了看法。毛泽东认为，现在看来，美国马上进攻北越的可能性不大，“美国、越南和中国几方面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同时，他还表示赞同越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采取巧妙办法，不去惹美国的决定。黎笋表示：“我们的人民和军队情绪这么高，打得这么英勇，就是心里时时刻刻都想到后面有中国的支持。”
这年的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随后，中国政府宣布，中国的核武器主要用来防御，并作出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但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仍然召来了美苏两国的恐慌和污蔑。苏联“鹰派”代表人物格列奇科叫嚣：“中国人发射核实弹明显是冲着苏联来的，这是一种严重的挑衅！”并极力主张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美国总统约翰逊虽一度因中国拥有了核武器声称不与中国作对，但随后又称：“即使共产党中国最后发展了一支可靠的核力量，也不会影响我们对付共产党中国侵略的决心。”但无论如何，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击美国侵略、支持越南人民的勇气和信心！在此同时，中国人民以“备战、备荒、为人民”为主旨的“三线”建设，也在在中国西部地区有声有色地大规模展开，举国上下掀起了加强国防建设、反对“美苏两霸”新高潮……
三、党中央、毛泽东在支持和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中，反复运筹，再三权衡，力争好的结果，做好最坏的准备，通过尽力满足越南人民战略物资上的需求和加强国内的战备工作等一系列工作，最终将战事限制在了越南境内。
美国军队轰炸北越、蓄意制造“北部湾事件”的目的，在于挽救南越局势，避免投入美国的地面部队，同时希望北越不再支持南方。但其结果却事与愿违——美国对北越的狂轰滥炸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激发和坚定了北越人民反击美国入侵、支持南越斗争的决心。
1964年底，北越正规军第325师95团抵达南方，同时对在“北部湾事件”中遭到破坏的“胡志明小道”，进行了修复、加固和加宽等改造，使中国制造和援助的武器弹药（包括许多重型武器）得以大量地输入南方……
在中国，面对极为不利的国际和周边形势，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对斯诺这样说道：“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有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然而，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得到的却是美国对越战争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始终认为：“河内在战争中不断增长的自信，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它最近已经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因此，随后不久美国便不断对中国方面进行露骨的威胁，并不断派飞机入侵和轰炸我国领土、侵犯中国领空。当然，美国对我国东南沿海和中越边界一带的骚扰、破坏和轰炸，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空军的坚决反击和沉重打击。中国空军、海军及广州、昆明部队也曾一度进入战备状态。
1965年2月10日，首都北京举行了150万人的集会示威。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当时，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高高飘扬，标语处处林立，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标语。天安门城楼前还有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这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笑吟吟地看着游行的队伍，并不时地同北京市市长彭真、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越南驻中国代办黄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明芳等亲切交谈，同声谴责美国约翰逊政府的强盗行径，表达了中国人民永远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的坚强意志。
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抗议置若罔闻。3月8日和9日，美国政府在一方面命令美军实施“雷鸣行动”、继续大规模轰炸北越的同时，另一方面悍然派出了3500名海军陆战队直接进驻越南岘港。这是美国第一次派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标志着将“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后来美国政府又多次满足侵越美军的增兵要求，向南越大量派遣地面部队。据统计，到1965年底，侵越美军已达184300人（1966年底，增至385300人，1967年底，增至485300人，1968年年中，达到525000人，1969年1月，入越美军达到顶峰——542400人）。
针对美国扩大战争的行动，越南南方民主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分别在9日和10日发表声明，强烈控诉并表示坚决抵抗美国的侵略暴行。接着，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坚决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越南人民保卫祖国的正义立场，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进行到底。
同时，面对美国的猖狂侵越和对中国边界一带的狂轰滥炸，中国人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3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指出：假如美苏同时对中国开战，我们也是做了准备的。他说：“即使美苏合作，再加上印度、日本、菲律宾、南朝鲜和蒋介石一起来，我们也做了准备的。”4月2日，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美国总统转告了三句话：（一）中国人民不会主动的挑起对美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是要履行的；（三）中国是做了必要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它将进得来、出不去。周恩来总理补充道：（四）战争一打起来，就没了边界；中国决不会坐以待毙，美国也不可能通过轰炸政策从根本上解决越南问题。中国政府的这四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无疑会使头脑发热的美国政府清醒一些。
在这同时，毛泽东还多次命令对于美国飞机深入我国境内对我国边界及内陆地区进行的轰炸、破坏和骚扰活动，进行坚决打击，并号召国内进一步加强了战备工作。这年4月13日，毛泽东批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稿。指示稿中指出：“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局势的发展。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不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批准了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重新拟就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提纲》，正式作出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至此国家的经济建设重点由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转到“备战，备荒”上来。1965年9月1日，毛泽东在致胡志明的电报中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决心同越南人民一道，为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并肩战斗到底！”
四、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使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不能自拔；美军在一方面认真研究“毛泽东战法”的同时，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体面撤军”、结束对越战争的可能性。
随着美国对越战争的升级和扩大，越南战争实际变成了美国人的战争。相反，西贡政府军大都消极避战，逃兵与日俱增。而美国战斗部队大量地进入越南，对越南南北方造成了极大灾难和破坏。尤其是美军对越南南方的狂轰滥炸，以及为“剥夺越共兵源”而人为制造的“自由开火区”无人地带，造成了极其巨大的难民潮流，占南越人口20%以上、达350万人的农民，纷纷流入城市及其近郊，这被当时给美国政府提供咨询的美著名政治家塞谬尔.亨廷顿称为用“美国主持的城市化革命”挫败“毛泽东主义激进的农村革命”。
越南人民不堪忍受美国对越造成的痛苦和灾难。在此情况下，1965年4月，受胡志明的委托，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率越南党政军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向中国政府提出扩大对越援助规模和派出地面部队的请求。这时，毛泽东主席不在北京，国家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政府接待了他们，同时表示：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都尽力帮助。接着，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便分别作出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尽一切努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同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等还秘密前往越南，同越南领导人具体研究援越物资的种类、数量和运输等方面的问题。
1965年5月，胡志明亲自来华会见正在长沙的毛泽东主席。胡志明到长沙，除了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外，还掏出了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地区需要抢修、抢建的12条公路的示意图。
毛泽东对越南局势十分清楚，爽快地答应了胡志明的请求，并要周恩来尽快落实这件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迅速部署成立了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杨成武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支持越南领导小组”和以杨成武、李天佑为组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支持越南小组”，分别掌握中央的援越方针和重大任务的决定以及具体的组织实施工作。接着，从1965年6月5日傍晚开始，中国的援越部队包括工程兵、铁道兵、导弹部队、高炮部队、后勤保障人员和扫雷兵等共计8万余人，携带着全部的武器、装备和器材等秘密开赴越南，和越南人民一道，担负起了支持和抗击美国侵略的艰巨任务……
然而，就在中国秘密出兵援越的同时，侵越美军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却正躺在床上，拿着一本约翰逊总统推荐的小红书津津有味的读着，这就是《毛泽东论游击战》。因为自威斯特摩兰将军参军36载以来，还从没遇到过自1964年6月20日担任美驻越军司令后所遇到的“挠头事”，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游击战。作为一名将军，他深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所以想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寻找对付共产党游击战的妙计良策。殊不知，就在他潜心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时，他的敌人也在密切关注着美方的动向，并正将部队派往越南，更为棘手的挠头事还在后边。
这年的10月2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军代表团，他在进一步研究了越南局势后指出：“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他鼓励越南同志说：“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么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的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高一点。……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胜利！”
在毛泽东的鼓舞下，随着美国对越战争的升级，中越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也在升级。据统计，至1967年止，侵越美军已达65万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费用每年达300多亿美元，但始终平息不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怒火。相反，中越人民越战越勇。中国援越部队在中国援越地面炮火的掩护下，构筑国防工事，修建机场、洞库，架设通信线路，修筑公路、铁路……仅一个工程支队就修建、改造铁路正线577公里，新建铁路桥30余座，隧道14条，铁路站20个，架设通信线路1023公里，铺设水底通讯电缆近8公里，合计总开挖土石方和采砂石近千万立方米，且质量全部优良。中国援越部队各项工程任务的圆满完成，有力地保障了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急切需要。与此同时，中国高炮部队和各工程支队还在越南境内直接对敌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美军飞行员42名，给予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以极大支持。另外，中国人民空军部队在此期间，还在中国边界一带击落侵入我国领空的美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20架，击落美入侵战术战斗机8架，击伤2架，有效保卫了中国的领空、领土安全，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
1968年1月31日至2月7日，越南南方人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春季攻势，10万武装士兵同时对南越的36个省、5个大城市、64个区府和50个“战略村”发起攻击，并重点袭击了包括总统府、美国大使馆在内的美军、政府首脑机关、电台、仓库等要害目标，给侵越美军和南越政府军以空前沉重的打击，美国舆论为之哗然。
鉴于美军经过3年的地面作战，不仅没有消灭南越人民武装，反而被南越人民打的焦头烂额、狼狈不堪的状况，1968年3月3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有限度地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并愿意与越南进行和谈，同时声明将不参加1968年的总统竞选，并解除了侵越美军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职务。
北越对约翰逊的讲话迅速作出积极反应。4月3日，北越政府发表声明表示，随时准备派遣代表团与美接触。5月13日，越美双方开始在巴黎举行会谈，但谈判一开始就因美国拒绝无条件停止轰炸而陷入僵局。这年11月，范文同总理率越南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接见范文同时指出：“我是赞成边打边谈的。”从此，越南战争进入到了又打又谈的新阶段。后来，随着1969年尼克松总统的上台，美国政府才开始调整其亚洲政策，积极谋求“体面”结束越战和改善对华关系的可能性。
五、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深陷“泥潭”，强烈感受到中国在其背后的巨大分量；毛泽东巧妙利用美苏矛盾，向美国反馈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缓和，开创了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
196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尼克松在竞选总统时，如同当年艾森豪威尔威尔允诺结束朝鲜战争一样，向美国公众许诺将尽快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对他的顾问们说：“我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战争是没法打赢的。”在他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又说：“我将访问中国，如果中国肯给我签证的话。我们认为我们今后8年内将看到同中国的对话。……不然的话，它将成为悬在我们头上的剑。”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赢得了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的美国民众的选票，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的第37任总统。在其就职前的演说中，尼克松含蓄地向共产党中国和毛泽东发出了改善双边关系的呐喊，同时表示“尽快并且尽可能体面地结束战争。”
半年后，1969年7月中旬，美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限制。同年底，又宣布允许美国拥有的国外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物资，部分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1970年1月20日，中美恢复了大使级会谈。9月27日，尼克松对美《时代》周刊发表谈话指出：“如果说我在世之前我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进一步明确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意向。与此同时，尼克松在一方面一度对越施加军事压力并坚持谈判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开始实施其撤军计划。1969年6月8日，在与南越“总统”阮文绍于中途岛会谈后，尼克松不顾阮的反对，宣布到8月31日为止从南越撤军25000人，同时宣布在今后几个月内将考虑进一步撤军。这是尼克松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撤军计划。6月19日，尼克松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宣布还将进一步从南越撤军。8月4日，基辛格在巴黎开始同越方举行第一次会谈。9月26日，尼克松在白宫宣布，美国将在1970年年底以前或1971年年中以前结束越南战争。
尼克松上任以来的一系列不寻常举动，通过种种渠道传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正如尼克松所期待的那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谨慎而艺术地向美国反馈了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时指出：“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何必僵着？”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随后，两国领导人又通过“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终于实现了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的正式友好访问，从此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并为以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不久，美越谈判便进入关键阶段。经过双方的反复磋商，10月8日，美越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1月7日，尼克松赢得了总统的第二任期，接着从20日开始，美越谈判继续进行。尽管期间曾在一些问题上多次出现反复，但经过多方努力，于1973年1月18日，华盛顿与河内终于达成一致，共同宣布：巴黎谈判将于1月23日完成协定的最后文本。
1973年1月23日，尼克松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巴黎和谈业已达成协议，越南停火将于1月27日开始。3月19日，美军全部撤出了越南国土。至此，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历时12年零26天的战争宣告结束。
1975年春季，越南军民对西贡反动集团发起总攻，取得决定性胜利。4月30日解放西贡，5月1日解放了整个南方。11月21日越南南北双方签署公报，决定实现全国统一。至此，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取得完全胜利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回顾越南抗美斗争史和中美关系史，可以看出：越南人民的胜利和国家统一，是同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的。在抗美援越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宣告：“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一再表示：“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夺取抗美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人民准备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因此，当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处于最艰难、最需要帮助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应邀毅然决然地派出人民解放军支持部队奔赴越南南方，与越南军民并肩战斗，直接支持越南人民坚持抗战和夺取最后胜利，并为越南人民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其它作战物资，间接但有力地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鼎立援助，要打败强大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据统计，为了帮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先后派出支持部队共计32万余人，伤亡了5270人（其中，牺牲1070人），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同时，还向越南无偿提供了总量达94亿余吨的武器装备和其它作战物资。包括：飞机179架，舰船145艘，坦克、装甲车、履带牵引车1044辆，汽车16333辆，火炮37500余门，枪支216万余支（挺），炮弹128887万发，压缩干粮、副食品15.3万余吨，以及大量工兵、通信、防化器材、装备零件、军需被装及其它物，总价值达200亿美元（当时价格）。1966年4月13日，越南领导人黎笋对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赞扬中国援助越南的功绩时说：“我们一直认为中国跟我们是最接近的，中国给我们的援助最大，而且是最充分的。……要是你们不给我们热情支援的话，我们恐怕要多牺牲二、三百万人才能取得胜利。”
另有新的资料显示：美国政府正是吸取了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一直怀疑中国与北越可能签有秘密协议，担心中国会象抗美援朝那样正式派兵参战，所以才一直不敢派地面部队越过北纬17度线，甚至对北越的空中轰炸也不敢扩大和大规模进行。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力支持，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不能自拔，才强烈感受到中国在其背后的巨大分量，加之苏联拉开与美争霸的架势等促动因素，使美国开始积极谋求改善对华关系。毛泽东从打破美苏联手反华局面、改善我国不利处境出发，也巧妙地利用了美苏矛盾，向美国反馈了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由此逐步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缓和，开创了中国外交新局面，使世界格局逐渐呈现出美苏中“三足鼎立”之势。
（2003-06-18 11:35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