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木场

 

如果我父母亲留下来的照片还能找得到的话，那里有一张我刚刚出生时的照片。是一张我正在婴儿车中酣睡的照片，车中的我刚刚满月不久吧，看得出父母悉心照料，已经长得圆头圆脑地堪称十分健康。车旁是几个女孩子，穿着裙子，母亲曾告诉我，那是几个小学生，因为我们家边上有个小学，我父母为我拍照片的时候，那几个看热闹的孩子也很不客气地参与了。我绝不会记得婴儿时期的一切，印象来自这张照片和父母的言谈，却常在不经意间浮上心头，还带着模糊的形象。于是我想记录下一点有关于平民父母亲和我自己的一点真实生活，虽然我总把自己的童年当作童话来记忆。             我出生在南京，那时父母亲在政府的财政部工作，据说母亲的工作中还有经手国防军事拨款的一项，父亲曾开玩笑地说：那时有多少军费都从你手里过呀。他们是在抗战胜利以后，跟着政府从重庆回到南京，父亲在重庆时即在财政部工作，母亲是到达南京以后，考入财政部工作。那时父母亲刚结婚，婚后应父亲的亲戚姑丈邵力子（时为国min党政府参政）之邀，同住他在鸡鸣寺的大宅，那儿也是我出生时所居之地。“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虽然那儿有古寺相近，玄武湖侧伴，在我印象中只是一个地名，长大后多次到南京，却从不想去那一带看看，我愿意保留我心目中模糊的形象和色彩，不想在实地观看以后发现与原先印象不合而大失所望，因为，我已经有这样的经验了。              那时正是内战时期，国min党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政府已经开始撤退前期准备，父亲被派为专门押送财政部档案到台湾之人。当时我还在母亲腹中，父亲的任务中也未提及可以携带家眷，所以他考虑再三，辞了这份工作。在我出生后未久，父母因都被遣散失去了工作。他们都单纯地以为经历了抗战的流离颠沛以后，应该会有平静安宁的生活了，殊不知又要面临经历改朝换代的巨变。一对年轻夫妻，刚刚有了孩子，时局的剧变让他们无所适从，最后决定回阔别多年的杭州老家，一家人便搬回杭州。历史不可改写，时光也不会倒流，无法说父母当年的决定是否影响了日后的生活，那个年月确实动荡不安，外侮刚除内乱又起，政府变换之际前途又将如何，在年轻的父母心中都是茫然不可预测的事件，他们虽然在抗战这样的艰难时期中长大成人，面对新的时代大变革，政府的交替变换，许多人的命运随之大改变及许多不能以常理推测的事件将要发生……他们确实没有更多的主张。              父亲在杭州松木场买了一间小房子，记得小小的，孤零零地独立在村子的某一边。父母亲把家具与电器大多送了人，母亲的衣箱就寄放在外婆家里，松木场的房子只有两间房，一间是卧室，有地板，里面放了床，写字台，箱子，椅子等，外间是泥地，有烧饭的大灶头，有吃饭的桌子，碗橱，也放置农具等物件。那时的松木场完全是个小村子，住户不多，外面除田地外，景象有些荒芜，路上几乎遇不到行人。往古荡方向一眼望去，路两边都是大片大片的坟地，除了坟，几乎就是茅草，有半人高，在一阵阵风里无精打采地飘来荡去。松木场有的是水塘，大路没有，但小路、荒路、石子路、木桥、石板桥等数不胜数，村口最有气势的是两颗大香樟树，无论晨昏，都如擎天之势，茂密的枝叶伸展得就如华盖，只有大雾起时才显得影子模糊一点。那时还没有电，我记得我们家点的是煤油灯，那种透明玻璃罩子的灯，底座是略显暗绿的玻璃，可以看见煤油和灯芯，旁边有一圆形的捻子，一转灯芯升高一点，火就大一点，室内就会亮一点，所以我喜欢去转那个捻子。白天外面射来的阳光能使灯座的边缘有出奇亮点，即后来我画画中常常涉及的高光，这算是家中看起来最亮堂的东西了。               父亲在松木场安下家来，母亲就外出去找工作，她找到了绍兴茶厂的会计工作，需要居住在绍兴，从此便每星期回家一次，家里就由父亲独自料理。父亲何以为生？他租了村中的几亩庙产，地主是个和尚，村人都称他贼秃和尚，想必不是善类。父亲脱下西装，把衬衫当工作服，开始养鸡，养羊，种菜，除交租外，总算生活略为有余，他那时很愉快，觉得自由自在，大概年轻也是一个理由。父亲所种的菜，都委托村中的邻居王爹爹代他送到街市去出售，王爹爹自己种花，一直在街市卖花。记得我们搬离以后，妈妈和我还在小菜场中数次遇到过王爹爹，他是个慈眉善目的人，一盆盆的花被他打理得鲜活水灵。我还陪妈妈去过他的家，那时我十几岁了，我们到了王爹爹的家门口，一个幽静的白色围墙的小院，门前的荊树盛开着紫色的花，可惜大门上挂着锁，到访不遇。王爹爹是我们家在搬离松木场以后唯一还有来往的人。              妹妹小勤就是在松木场出生的，等妈妈的产假满了以后回绍兴上班，照料小勤的事就落在爸爸身上。爸爸养的一只印度羊不仅个子高大，产的奶也很丰富，羊奶就成了妹妹的主食。记得后来所有见了妹妹的人，都会夸上几句：这个孩子的皮肤特别白呢，白极了！父亲总是不嫌其烦地告诉人家：因为我用羊奶喂她的呀，所以皮肤就特别白了！言语之中甚为自豪。但是，他总要去地里劳作，地里的菜秧总需要人天天施肥浇水除虫，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因此良婶就来我家帮忙带孩子了。             良婶是绍兴乡下出来的，一手拎着一个网袋，另一手挽着一个有盖的圆篮，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儿子，被亲戚介绍到我家来。那时乡下人进城谋生的不多，她一定是家遭变故，才会带着儿子到杭州来找事情做。她人生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衫洗得有点发白却整洁，浑身看来十分利落，令人特别注意的是她梳着圆髻，用白色的头绳绕了一段在头发中，她一定是在为什么人戴孝。父亲愿意请她来家里带孩子，帮忙做点家务，但是我们家地方太小了，住不下再多的人，父亲就去向贼秃和尚请求，让良婶借住在庙里的厢房里。出人意料的是贼秃和尚那天格外地爽快，说他的厢房反正空着，一口答应让良婶母子借住在庙里。             松木场地方虽然小，却有一座灵卫庙是历经数朝遗留下来的，在小溜水桥东面，庙并不很大，已经颇有颓色，但是外墙之外还是用很体面的赭红木栅栏围着。但是村人都叫它朱金祝庙，因为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下，宋高宗弃城出逃。钱塘县令朱跸，县尉曹金胜、祝威组织军民迎敌抗战，在葛岭北麓湖上设下陷井诱敌，敌骑到此纷纷“蹄踺而踣，折者鳞叠，横尸山委”，一时令杭城的百姓大感扬眉吐气。后来金兵得奸细为导，由南边进入临安城，金、祝带兵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俘后慷慨就义。百姓们很是感念其忠义，连夜为他们收尸安葬，后又集资立祠祭祀。宋淳熙年孝宗赐庙额为“灵卫”，后来被百姓俗称朱金祝庙。我从没有进过那座庙，所以也无从猜想庙里供奉的是什么样的神像，既有庙产使之延续香火，想必是历来很受人们敬奉的。村人大概都不清楚如何几经变迁以后庙中人气零落，最后到了贼秃和尚手里，他既是当家和尚，连同那庙就成了我的记忆里隐约还有的一个模糊印象。              家里多了良婶和她的儿子，显得热闹多了。父亲有比较多的时间在外忙碌，我在家里呆不住的时候也会出去在门外走走，那时爸爸就叫恰里跟着我。恰里是爸爸在南京的邻居，一个英国人送给他的一只小狗，应该和我差不多大。当我可以独自走来走去时，恰里就是一条大狗了。它背部有深褐色的毛，项下却是淡得几乎是白色的浅棕，毛色铮亮，高腰细腿，样子和村里的土狗们完全长得不一样，平时它多数守候在家门口，和我坐在一起，有时会用它湿湿的鼻子触碰我的手。              良婶看管着我们，我却不知怎么总有独自活动的机会，虽然大多在家门口玩玩，但也有几次走得稍微远一点。一日我就走到了塘边，那里有许多女人在洗衣服，她们一边叽哩哇啦地说话，一边用一根棒子敲打衣服，再在清水中漂洗，然后拧干，放入篮子里，再挽着篮子回家。衣服在水花中出没，一层层的波纹向池塘边缘退去，形成奇突的规律，我会痴痴地看上好久，一步一步地走近她们，好像是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就这么很偶然地我接近了水边，走到最下面的一级石阶，脚下一滑，我掉到了水中。             女人们哇哇地叫了起来，穿着棉袍子的我像一只小船般地向池塘中央飘过去。有人慌忙拿来一根竹竿，想把我拨过来，却一失手把我往更远的方向拨了过去。我的记忆中仿佛看见我自己漂在水面上的情景，却没有寒冷的感觉。塘边的人叫得更响了，但是女人们都束手无策，渐渐的连竹竿都碰不到漂在水面的我了。这时恰里跳入水中，快速游到我身边咬住了我的衣服，然后我就转了方向，慢慢地向水边靠近，直到岸上的人够得到我，七手八脚地把我捞起来。这次遇险我居然没有任何受凉感冒，只能算是有惊无险，只是让急忙赶来的父亲在冬日里出了满头大汗。从惊恐中回过神来，父亲立即伸手抚着那条狗，当晚就奖励了恰里一大块肉。从此在父亲的眼里，恰里是一条忠实的狗，颇有分量的家庭成员。             邻居家把用过的一只立桶送给爸爸，这是木头做成的一个圆桶，下大上小，中间隔开，下层便可放进一只火熜保暖，上层有一横木板可坐，也可站立。立桶已经比较旧了，颜色发暗，木质变得异常光润，泛着淡淡的褐色，单独看去就似一个小碉堡。到妹妹能够站在立桶里的时候，良婶就老是把她放在立桶里，自己转身去外面做什么事。我就常常守在立桶旁边，和她一起晒太阳。恰里陪着我，我们在门前的太阳里可以玩很久，妹妹看着我们也会大笑，她在立桶里左右摇摆，不时摇着她带了天蓝色的无指手套的小手。阳光照在她的一头黄毛上，亮晃晃的十分耀眼。当阳光有些刺眼时，让我看着所有的东西都似镶着五彩的边，迷离又炫目。我眯着眼四处看，空气里好像有许多透明的小点在浮动，妹妹的身影有些模糊起来，待我走近一些，我看见她的手套上沾上了黄黄的东西，原来她是大便了，尿布也松开了。我一看就紧张，马上急得跑出去找良婶。              我们家离那座庙一定是不太远的，我跑几步就到了庙门口，恰里本来在我身后跟着我，突然冲到我身前，望着庙前的一堆人叫了起来。庙门前右侧堆了一堆砂石，大概是要修理房子用的，这时砂石上却有两个人在扭打。旁边有一些人在围观、起哄，多数人都把手拱在一起插在衣袖中取暖，也有人指指点点地说：这贼秃不是好东西！我看见良婶滚在地上，使劲扭住和尚的棉直裰领子，一只脚使劲地往和尚身上踢过去，和尚俯在她的上方，粗大的手掌掩住了她的脸，另一只手则抓住她的双手。良婶奋力一踢，和尚的身子蜷缩起来，良婶又翻到了和尚的上方，边上的人笑起来，大声喝采，尖声怪叫都有，我看见她的衣服已经翻起，露出了一截身体的皮肤，磕在砂石上，很快出现了红印。我见到这样的场面不知道怎么办，左转右转不能走近一步，就瘪着嘴想哭，突然和尚又把良婶翻到底下去了，狠狠地举拳挥手。她忽然痛喊出声，和尚粗大的眉毛下眼睛瞪得如同铜铃，十分凶恶，我哭叫起来：不要！不要！恰里似箭般地射出去，顿时前面一阵混乱，尘土飞扬，等我看清楚，良婶已被人扶了起来正在痛哭，和尚也站起来了，整整衣襟对恰里怒目而视。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笑起来了：好狗！好狗！再三打量着恰里，两只凶眼眯缝起来，点点头，又摇摇头，噣着嘴巴然后慢慢回身走进庙里。              晚饭时，爸爸就劝说良婶：这个和尚的话不能相信呀！你去王爹爹家住几天吧。我已经和王爹爹商量好了。良婶则苦着脸说：我的钱……，没有了……。又不停地落泪，哭了很长时间，后来王奶奶来了，温言相劝好久才把她带走。             几天以后，爸爸吃惊地发现恰里受了伤，腿部流着血。他心疼地拿出红药水和纱布，把它的伤口用盐水洗净了，涂上药，再用纱布包起来。爸爸告诉我，就在门口晒太阳，不要离开家门口，不要到外面去，因为有坏人要打死恰里。隔日，王爹爹也来了，告诉爸爸要当心恰里，听人说和尚到处嚷嚷着要吃狗肉呢。他叹着气：这个贼秃坏透了，骗了良婶的钱，也骗了良婶的人！酒色财气，什么都不缺！             往后的日子里我就呆在家门口，再也不离开家一步了。我又发现了好玩的东西，在爸爸打开抽屉的时候，我看见了亮晶晶的一片，趁着爸爸转过身，赶忙伸手一捞，一把抓住了一件冰凉的东西。我走到外面，摊开手，看见一只精致的金属丝缠绕的花，中间嵌着一粒大大的浅蓝色的石头，它透明晶莹，在阳光下闪着虹彩的光芒，这是妈妈的一只别针，可比煤油灯到灯座亮得多。我把它放在口袋里，到门口晒太阳的时候就拿出来玩，看它折射的光点集聚在我手心里，衣服上，随着我移动而忽大忽小，好像把我领进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从此，我脑子里容纳了这样的奇彩，日后恍惚有悟：原来世间还另有一种可以看见的东西，完全有别于我们日常见到的花草树木，茅舍瓦屋，行人车辆……这种视觉的感应，也许就一直延续到我将来的生活之中。             当地里的菜青葱一片，油菜花也开了的时候，我们家来了个陌生的访客。这个人穿着制服，个子高大，说话十分和气。他自我介绍姓王，想找爸爸谈谈天。爸爸泡了一壶茶，和他就坐在菜地边的石头上聊天，他说着话，一边从地头拔起一小把虽然干枯，却依旧饱满的狗尾巴草，在手中编织着，一会就做好了一只毛茸茸的小狗儿。他把小狗儿给了我，叫我拿着玩，黄绿相间的草编小狗在阳光下显得毛发贲张，丝丝纤维都因阳光的作用而闪烁，似真似幻，乐得我兴高采烈，如获至宝，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玩具，一辈子都记得的事。             爸爸称他为王同志，后来听爸妈谈天才知道他是这一带的民警。王同志是来劝爸爸加入共产党的，并说国家建设刚刚开始，需要大量的人才，爸爸应该出去参加工作。我父亲的思想究竟如何，我从来没有深究过，我只听说过他对共产党早有了解，从前在重庆时，与他同龄的表叔北平叔叔一直要他陪伴着去新华社看书看报，时日不少，后来北平叔叔去了延安，叫他同行时他没有去。解放后北平叔叔在上海当了某学院的党委书记，父亲也觉得没有什么可羡慕的。（许多年后，北平叔叔在文革中被殴打致残，父亲反而庆幸当初没有跟着他去延安。）他没有什么野心，思想并不复杂，深心以为不参加任何党派是最合理的。现在王同志找上门了，尽管语气和缓，隐隐地却有一种压迫感传递过来，让他觉得安逸地抬头望天，白云苍狗悠悠，下地种菜，一片绿意盈盈的日子也许不会长了，听王同志说，这一带将要开发建设，政府已经在附近圈了一大片地，开始建造一个很大的花坞了。            这天晚上，爸爸发现恰里不见了，因为已经几次发现恰里身上有伤，都是因为贼秃和尚想捉住它，被它挣扎着逃脱回家，他不是不担心的。晚饭时间已过，都不见它归来，他着急地团团转：大概是出了问题了。爸爸在村子里找了很久，首先就是到庙里找贼秃和尚，但是贼秃和尚一口否认了：没见过！没有见到哇！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却又和颜悦色地装得十分无辜。爸爸虽然不信他，却也无法，他在庙门口呼叫恰里，却不见任何动静，只好失望地沿着村子寻找，直到月亮升高了，照得小村子一地清泠泠的，也没有见到恰里的影子。             从此我就不能跑到外面玩了，爸爸告诉我，没有恰里陪着，哪儿都不能去！因此我最远就是走到门口，不能越过数尺外的小水沟。我想，那时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在家门口等到妈妈回家来。每逢星期六，天色还没有黑，妈妈似乎总是从晚霞的红晕里走回来的，天是金黄色带着一点玫红，染得我的感觉暖洋洋地，每次妈妈的归来让我雀跃非常，扯着她的衣袖叽叽咕咕地讲上很多话，把家里的所有事都告诉她，当然，恰里没有找到，是首先告诉妈妈的大事。晚上，爸爸就开始和她商量如何安置两个孩子，他得出去找工作了。恰好妈妈的工作也有了变动，中国茶业公司将把她调入杭州的公司工作，他们决定，待爸爸工作落实以后，搬到城里居住，暂时把妹妹送到乡下的奶妈家里去，我已经快五岁了，以后可以送入幼儿园。良婶自和贼秃和尚厮打翻脸以后，一直神情郁郁，闷闷不乐，又不想再见到那个恶和尚，也早萌去意，答应最迟待到爸爸找好工作以后，她自离去。             几天以后，爸爸就开始整理家中物事，他不久就要去城市建设局上班，顿时家中东西都打起包来。唯一让他不安的是，这么多日子了，恰里一点音讯都没有，他让我每日里都到门口去看看，看恰里有没有出现，跑回家来，可是总也没有它的踪影。自从奶妈接走妹妹以后，爸爸就把印度羊卖给了村里的人，把农具都送给邻居。有位邻居大概一时感激，悄声告诉爸爸，他见到恰里曾被贼秃和尚打得半死，浑身伤痕，最后连走路都很困难了，后来勉强逃开了，算起日子来，大概就是王同志来访的那一天。父亲说：也许恰里被打坏了，躲在哪儿养息吧，动物都有自我疗伤的本事，也许那天它好一点了，就会回家来。             后来爸爸到贼秃和尚那儿退租，他回来时一脸厌恶地说：那和尚真正腌躜，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怪味，酒气熏人，连带那庙里都是一股怪味道了，真正是冒犯了菩萨，如此佛地不清静，那里还有点出家人的样子！            等到父母所有东西都整理好了，恰里还是没有回来，爸爸焦急起来，妈妈就劝爸爸：我们再等几天吧。于是爸爸就到外面，毫无目的地乱走，往茅草丛、灌木丛和坟地里去搜寻，古荡，西溪都找遍了，终究没有见到恰里的影子。等他沮丧地回到家，王爹爹已经在家里等着他了。             庙里的怪味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几个好事的小伙子，跑到庙里去找和尚，越到里面就气味越重。最后发觉在和尚就寝的禅房里气味最浓重。他们大声地问和尚：亏你住得下去，你房间里有什么东西藏着？和尚一脸无辜地反驳：天地良心！我这儿清清爽爽，什么都没有。小伙子们走到他的床前就站住了：就是这里了！他们嚷嚷着左右检视，虽然床上一席一枕一被单，极其简单，床下也只放着一双鞋，什么都没有，可是臭气依然熏人。临了大家觉得气味是从地板下面出来的，必须撬开地板看看，起先和尚还不愿意，又经不起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只好勉强同意了。            地板撬开以后，恰里也找到了！大家纷纷议论：这贼秃和尚打狗打得太厉害了，这条狗很有灵性，自知活不了了，就故意钻到和尚的地板下去死在那儿。这是狗的报复！这和尚是自作自受了！从恰里失踪那天算起差不多过了半个月了，父亲见恰里死去很难过，沉默了很久，仔细钉了个木板箱子，在松木场村外的坟地里好好地安葬了恰里。             然后，我们就搬家了，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他推着车出了村子，我一直回头看，回头看，直到那两棵大樟树越来越小，村子也越来越远了。我们搬到靠近西湖边的清波门，在荷花池头二号安下身来，此后，我们就得开始像城里人那样地过日子了。后来，松木场一带造了许多房子，建了大学，再也找不到那个小村子的一丝影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