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押宝城市化的误失

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出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这给了许多看好中国经济的投资者巨大希望。在城市化的狂热信徒眼里，城市化不但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引擎，还能使中国的投资水平持续高企，甚至能推动中国成功转型为消费经济。

目前中国人口只有50%略多一些居住在城市，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的透露，如果这个比率要在下个20年增加到75%---意即发达国家水平，那么将需要有3亿农村人口进人城市--意即要把整个美国那么多的人口给城市化。

要容纳下这么多新城市人口，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里，每年都需要建一个上海那么大规模的城市。这将保证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能再火个20年，大宗商品和房地产牛市将会强势崛起。而且根据城市化信徒的逻辑，城市人口要比农村人口收入高，这样一来内需便会强劲增长，促使过度依赖投资的中国经济成功再平衡。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城市化似乎成了当下中国经济摆脱困境的万灵药。但事实却远非想象中那么美好。

首先，新的城市并不一定能引来大量移民。如果盖好一个城市，立马就有南来北往的人把它填满，那么中国就不会越来越多的出现鬼城了。笔者去年曾有幸去辽宁东戴河新区做考察，新区内到处都是漂亮的地产楼盘，但像样的实业却几乎无处可寻。笔者仔细观察了一下，绝大部分楼盘附近鲜有像样的超市或幼儿园，可见入住率非常之低。一起同行的人不少是北京的高级白领，都非常喜欢东戴河的环境，但是附近没有像样的实业，就近解决不了就业，因此几乎都异口同声的说不会在东戴河买房。漂亮的城市盖起来了，如果没有像样的就业机会照样引不来移民。更可怕的是，有些地方还没开发起来，房价就被地产商炒得一塌糊涂，更是不容易引来移民了。

为什么天南地北的人都喜欢去北上广发展？并不是因为那里的城市修得漂亮，而是因为那里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十分可观。“种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城市的梧桐树绝不是亮丽的楼盘和卓越的基础设施，而是就业创造力极强，发展空间可观的实体经济。如果有了这样的实体经济，城市化不用国家花一分钱，自己就能搞起来，这是欧美许多著名大都会的历史经验。所以城市化应该是实体经济发展良好的过程中自然生发的事情，而绝不能作为对抗经济不景气的手段，因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大量移民一旦进入城市，却没有像样的就业机会提供给他们，那么城市化就会导致贫民窟现象和贫富悬殊的恶化，这样一来内需是无法得到促进的。

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经验，城市化之所以推动了经济的巨大发展，其根源除了伴生了大量生产率极高的实业，还在于其解放了社会流动性。在经济学里，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转变的过程叫做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社会流动性可以通过代际收入弹性和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等指标来衡量。

 

在西方社会大规模城市化之前，其主要人口和土地之间存在依附关系，因此社会流动性极低，一代人的经济实力很大程度上由上一代决定。城市化将这种固化的社会结构彻底打破，西方经济从此走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这不难理解，只有经常流动的水才是活水，才能带来生命力，不流动的水往往是臭的甚至是有毒的。

 

那么中国城市的社会流动性何如呢？根据澳洲国立大学和堪培拉大学去年的一份研报，现时中国城镇人口的父子间收入弹性为0.63，父女间收入弹性为0.97，这表明了中国的城镇乃是全世界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地方。从近代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城镇极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火药桶，在城镇社会流动性明显改善之前，城市化的速度必须得到有效控制。

 

不错，城市化确实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增长，但这样的增长若想持久，社会流动性的僵局必须首先打破，必须激活就业创造力极强的实体经济。而要做到以上两点，就必须弥合户籍制度制造的城乡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必须打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国民收入的过度垄断。户籍制度束缚了人们在就业、教育、医疗、退休、住房等方面的公平机遇，必须予以彻底革新。具有国资背景的垄断企业占据了国家企业总利润和工资收入的大部分，但提供的就业给予却极为有限，国民收入分配的重心必须转向就业创造的主体---中小型实业。

 

美丽的道路和亮丽的楼盘是看得见的，但这些硬件并非城市化的精髓，其精粹乃在于充满活力的社会流动性和发展空间巨大的实体经济。

原文发表于【IT经理世界】9月5日刊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