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是和文森特同一届的学生。因为他是美国本国学生，我没有参与他的电话约谈。但是听招生组的同事讲起过这个特殊学生：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以同等学历申请入学，因为SAT成绩和个人的申请文章都极其出色而被破格录取。内森进校后我和他一直没有什么交集，直到他上大三。也许是比同级学生年长，又有不少社会经验，内森在那一年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他给我发来个电邮，说是听说我在文革时被送到农村插队落户八年，因此没有高中文凭，文革后才进的大学。他想采访我，为校刊写篇报告。我同意了，这才认识了内森和艾米莉。
在约定的那个下午，内森来到我的办公室。那是个中等身材的男孩，有点瘦削，浅棕色头发蓝眼睛，一副邻家男孩的模样,看上去既不“酷”，也绝对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女孩，那倒是个让人看了眼睛一亮的美女。红棕色的卷发，灰绿色的眼睛，睫毛又浓又长，看上去好像有些中东血统。她身材不算很高，但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绝对的玲珑有致！内森介绍说女孩叫艾米莉，大二学生，是校刊的副主编，和他一起作采访。那天的采访后来成了一篇挺励志的报导，登载在校刊第一版。就是说我们当年在农村当农民时如何自学，如何给村里的孩子办小学，如何给农民办夜校，文革后又怎么考上大学云云。好像多年后还有当年的学生提起这篇文章，说印象非常深刻。
那以后内森就算和我认识了，有时他会来我办公室请教个什么问题，或者就是聊会天。 我慢慢知道了他还不长却挺坎坷的人生。内森小时家庭挺幸福的，父母恩爱，收入不高但两人都有稳定的工作，所以经济上也不算太拮据，他的学习成绩也不错。但在他13岁那年，母亲患上一种怪病，无法正常工作了。一开始他父亲为他母亲治病尽心尽力，容忍他母亲因患病而造成的坏脾气。两年后，治病花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他父亲再也无法忍受他母亲的歇斯底理，就在某天扔下内森母子不告而别了。母亲病着，父亲走了，家里断了经济来源，15岁的内森完全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他怪母亲的病，但又同情母亲的苦，不忍象他父亲一样扔下母亲不管；他恨父亲的绝情和不负责任，但又无处发泄此种仇恨。于是他成了个“愤怒少年”。他辍了学，靠打零工维持自己和母亲的生活。他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母亲无家可归，住在慈善机构开办的收容所里。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帮派，打架斗殴，发泄愤怒；吸毒贩毒，麻醉自己。这种“醉生梦死”的日子他过了整整五年。五年中内森多次目睹母亲为自己拖累了儿子而流的眼泪，几次想要“迷途知返”，但却迟迟找不到“返”的方向和途径，直到他遇到一个宗教界人士。在那位宗教界人士的鼓励和帮助下，内森脱离了帮派和毒品，开始艰苦的自学过程，最终被我们学校破格录取，成了大学生。我问起他的母亲，内森说他母亲还是住在收容所里，靠救济度日。但因为看到内森走上正途，成为大学生，心情变好，歇斯底理症不常发作了。只是病仍无治愈的希望，需要内森常常打电话去宽慰。
和内森不同，从那次采访后艾米莉再没来过我的办公室，直到她大四修我的课。我曾向内森问起过她，内森说因为两人不同级也不同系，除了学生会开会或者搞活动，他不常见艾米莉。这倒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内森在说到艾米莉时哪里有点不对头，好像想回避，又好像希望我问。不过我不便深究：这个年龄段的男女青年之间的关系敏感而暧昧，当老师的不该掺和。
大四那年春季学期的一个下午，内森来到我的办公室。因为他已被哈佛的教育学院录取，秋季就要到那里读硕士学位了，我正准备向他祝贺，却发现他完全没有那种该有的意气风发或兴高采烈的样子，反而显得有点落寞，有点沮丧。我等着他开口。觉得他挣扎了好一阵子，才颇为困难地开口问我：您还记得艾米莉吗？我说当然啦，她怎么啦？又迟疑了一会儿，内森说：她有男朋友了。艾米莉有男朋友了？太正常不过了啊。内森有什么好沮丧的呢？！内森的态度多少证实了我的直觉，就是他和艾米莉之间“有故事”，但这“故事”是什么呢？内森告诉我说，其实他和艾米莉在学生会里经常一起搞活动，接触还是很多的。那次采访我后不久，有天晚上会议后艾米莉把他留下来谈了一次话，很清楚地告诉他自己喜欢他，希望做他的女朋友。我说，那么漂亮优秀的女孩，你不喜欢吗？内森说，喜欢得要死！可是艾米莉生在一个经济条件很优裕的家庭，从小受到父母的严格管教，我家的情况你知道，我怎么面对她的父母？而且我父亲的离家出走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我一直不能确定我可以建立一个正常的家庭，我会完全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所以我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艾米莉的表态。现在我被哈佛录取了，我觉得我可以给她一个承诺了，她却告诉我说上学期在西班牙做交换学生时爱上了一个西班牙青年，心有所属了。我知道这事对内森的打击有多大，但这不就是人生吗？很多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没有后悔药可吃的。感情亦然。何况我也很理解内森当时的犹疑和担忧。我对他说，你的路还很长，谁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你？好好祝福艾米莉吧，她那么坦诚地告诉你她的新感情，那是把你当作知心朋友，不要辜负了她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