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有可能是共产党吗？
一、胡宗南的出身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
胡宗南1896年5月12日 （农历三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镇海的一个贫寒人家，三岁时随父辈迁居于浙西距孝丰县城西十里之鹤鹿溪。中学时受朋友资助就读于湖州中学。毕业后做了几年的 小学教员，后到上海，在朋友家开的毛竹行做店员，属于半无产阶级。适值黄埔军校招生，胡宗南毅然投笔从戎，由朋友资助路费，到广东投考。因身材矮小（身高 不足160厘米），体格 检查时即被淘汰。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听其谈吐慷慨激昂，富于革命热情，亲笔批准其参加考试而被录取。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胡宗南在共产党员胡公 冕任团长的北伐军部队里任营长。胡公冕离任时，保举胡宗南接任团长职务。后胡宗南与胡公冕义结金兰（一说不是金兰之交，而是师生关系，胡公冕的女儿称胡宗 南“大哥”）。
从胡宗南的家庭出身到青少年时期的这段经历来看，胡是极易接受共产党的影响的。
二、胡宗南的个人品质和生活作风
胡 宗南平生不近女色，戎马倥偬，直至抗战开始，已过不惑之年，尚未婚配（有资料说，胡在离家之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过一位农村妇女，胡从戎后，其妻 因精神病去世）。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出面将孔祥熙的二千金介绍给胡宗南做太太（一说介绍人是宋美龄），孔祥熙也是喜在脸上，乐在心里。如果胡宗南 答应了这桩婚事，那么，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必是囊中之物。这对于一个家境贫寒、地位低微出身的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胡宗南并未选择送到身边的攀 龙附凤的机会，而是写信给陈立夫，婉言谢绝了。他在信中写道：“国难当头，正我辈军人抗敌御侮、效命疆场之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胡宗南放弃了攀龙附凤的机会，却在抗战胜利前夕，经特务头子戴笠介绍，与一个军统女特务相恋，在其占领延安后与该女举 行婚礼。戴笠与胡的地位相比，只能算是个小人物，与权、财、势煊赫一时的陈立夫相比，更是相距甚远。如果介绍人是宋美龄，那就更不得了。而那位女特务更是 不能与身为“皇亲国戚”的孔家二小姐同日而语了。
胡宗南在个人婚姻问题上做出天壤之别的选择，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不论其是否有着深藏的政治方面的背景，至少有一点，胡在婚姻方面所表现出的个人操守是不凡的。
胡在“国军”中以清廉著名，时人称之为“廉洁可风”，胡手下的大小军官也常以胡的清廉自夸。
象胡宗南这样能够严格操守、粪土权势的人，是极易倾向共产党、极易接受共产党的信仰的。
三、胡宗南与共产党人的关系
上文说过，胡宗南由于共产党员胡公冕的保举，做上了北伐军的团长，胡宗南并与胡公冕结下了金兰之交。
胡公冕参加过辛亥革命，192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在莫斯科受到列宁接见。1924年按照中共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奉命参加筹建黄埔军校的工作。北伐期间先后担任北伐军团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副官长（一说曾任东路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胡公冕被列入被通缉的“共党首要”名单。大革命失败后，胡公冕在浙南组织革命武装打游击，任红十三军军长，1932年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抗战前夕，国共合作后出狱（一说由于邵力子保释，于西安事变前出狱）。胡公冕出狱后拟赴延安，过西安时被胡宗南留下，胡宗南竟委任胡公冕做了甘肃省平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宣侠父是中共早期党员，黄埔一期生，因反对蒋介石的军阀作风被开除，是唯一被开除的黄埔一期生。抗战前宣任中共华南工委书记，抗战前夕受中共派遣做了“反蒋抗日”的李济深的秘书，后出任反蒋抗日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部长。抗战初期宣侠父到西安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旋即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参议，1938年7月被军统特务秘密杀害。就这样一个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的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抗战开始后，胡宗南在西安筹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竟找到宣侠父，拟一起再创黄埔辉煌。被宣侠父拒绝后，胡宗南还要向“校长”推荐他出任军队政治工作厅厅长。
大家所熟知的共产党员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工作了十二年，被胡宗南倚为心腹，并保荐熊赴美国深造。据熊向晖回忆，1940年时，熊曾接到中共地下党要“保护胡宗南”的指示。1947年9月底，中共西安地下党负责与熊向晖联系的王石坚被捕叛变，此时熊向晖已在美国读书。据沈醉的《军统内幕》说，在胡手下工作的几名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后，胡宗南要军统不必过问，由他自行处理。胡“自行处理”的结果，除其电台台长戴中溶被关进监狱，其余如熊向晖等全都安然无恙。胡宗南甚至继续向在美国读书的熊向晖寄生活费。1949年熊向晖回国见到周恩来，在谈到王石坚被捕一事时，周恩来轻松地说，当时并不担心熊等的安全。
类似上面所述事例，胡宗南“关照”中共党人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虽然没有确切的资料证明胡宗南就是共产党，但胡宗南对中共“情有独钟”则是可以肯定的。
四、令人费解的陕北“戡乱”
解放战争初期，胡宗南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此时受胡宗南指挥的正规部队约四十多个师（后改为“整编旅”），计四十五万人左右。胡奉蒋介石“重点进攻”命令，于1947年3月12日轰炸延安，3月13日胡军十四个整编旅约二十五万人（一说为十四万人，另一说为八万人）兵分两路向延安发动猛攻，3月18日夜（19日凌晨）占领延安，至8月20日沙家店战役，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宣告彻底破产，历时仅五个月。不能不说胡宗南是“党国”的亡国亡军的“罪人”。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胡宗南在军事上的指挥和“国军”在战场上的表现有许多令人不解的地方。毛主席是3月18日晚饭后撤离延安的。而毛主席前脚走，胡宗南后脚到，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行前，周恩来讲：金盆湾有一股敌人要由拐峁迂回包围延安。且不说周恩来如何“未卜先知”，金盆湾位于延安东南，拐峁位于延安东北角，两地相距不过百里，而胡军从3月13日开始进攻，五天竟未走出百里路程。连当时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感到，如果敌人进展迅速，估计此时已经占领了拐峁，毛主席就要舍车上山绕小道走，也许还会发生战斗。结果，一切平静，什么也没发生。
胡宗南占领延安当天，中央社发出消息，说毛泽东带领少数警卫人员，乘二辆卡车（事实是两辆小车，一辆卡车），向延安东北方向逃窜。中共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自3月14日起在延安东北方向的瓦窑堡播音坚持到了3月28日。按 照常理，“一心”要抓住共党首脑机关的胡宗南应促军向东北方向急追才对，但胡宗南却说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在安塞（位于延安西北偏北），命刘戡统六旅之众向安 塞进军。又派出两个旅到拐峁，不是追击，而是“挖工事”。直至3月25日，此时距毛主席撤离延安已经七天，参加挖工事的一个旅才进到距延安东北七十里的青 化砭，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解放军一举歼灭，连旅长也被活捉。据当时在毛主席身边的人回忆，早在撤离延安之前，毛主席就已经制定了在青化砭地区歼敌的计划。 青化砭战役就像是胡宗南给毛主席献上的一份礼物。
青化砭战役，暴露了解放军主力的 方位。“一心”要寻找共军主力“决战”的胡宗南却仍然不向东北方向进军，借口中共首脑机关要过黄河，命部队向东占领距延安近200里的延长，然后向北占领 延川、淸涧。而此时毛主席已由距延安东北近200里的瓦窑堡向西进发了。毛主席在向西进发时，还定了一个“行军计划”：一天走五六十里，十五里一小休，三 十里一大休。轻轻松松，和走闲路逛大街游山玩水差不了多少。直到毛主席离开瓦窑堡七天后，4月3日，胡军才由清涧姗姗来到瓦窑堡。
毛主席在距瓦窑堡西北约100里 的王家湾安安稳稳地住了将近两个月，每日看电报、发电报，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在此期间，发生了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解放军歼灭“国军”两个旅，并一 举收复胡军的战略补给站蟠龙。五十多天后，胡军才扑向王家湾。毛主席在撤离王家湾时留下一个排负责阻击敌人。而这个排竟打退了胡军三个旅三个多小时进攻， 并胜利完成阻击任务。这真是战争史的奇迹，可惜，直到现在，尚未发现详细描述这场阻击战的资料。一个排阻击三个整编旅，真不知惨烈到什么程度，但据当时人 写的回忆，好象也没有什么。毛主席撤出王家湾，在王家湾以西二十多里的小河村又住了四十多天。四十多天后，胡军的“快速部队”才向小河村“猛扑”过来。
从毛主席撤离延安到沙家店解放军 歼灭胡宗南的整编三十六师，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毛主席的活动范围极其狭小，西距瓦窑堡一百里，北距瓦窑堡二百里，几乎就是直角的两条边，而且在瓦窑堡 以西安住了一百天之久，每日无线电波不断。胡宗南果真发现不了“中共首脑机关”吗？如果说胡宗南在军事上的指挥令人费解，那么，我们从上述事例中却可以看 出，他与毛主席的配合竟是那样地丝丝入扣。如果胡宗南不是共产党，我们还有更合理的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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