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訾非
6
初中的时候他和玫是同班同学。玫上小学的时候跳过一级，于是就赶上来了。
他记得初二那年元旦，同学们自己制作贺年卡，然后交换，这是班主任想出的主意。那时送贺年卡显然太过时髦，市面上还没有现成的贺年卡卖。在那时的涂门它们还完全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热衷于送实在的物品：水果、烟酒、罐头，或者其他要狠狠心才能掏钱买下的东西。送出去都是要有回报的。
他们的班主任二十出头，大学刚毕业，很有些浪漫情怀。于是他们就自己做贺卡，写上祝贺的或者自勉勉人的话。
他在卡片上写的是“鲲鹏之志”，在空白处画了一只鹰。他和玫交换了，玫的贺卡是她用钢笔画的修长的竹子，技法在他眼里是完美的了。那时她就已经想成为一个大画家，毕加索、凡高之类的。当时大家对未来都有不低的憧憬，连他们的班主任也是如此。班主任在那之后没多久就离开了中学，去干更有前途的事去了。但他后来死了，死得颇为奇怪。一辆摩托车撞了他一下，速度并不快，撞得也并不重，送到医院两天后突然死了，那是九十年代的事了。
八十年代初涂门还是一个低矮的城市。高层建筑只有两个：一个是酒厂烟囱，另一个是火葬场烟囱。酒厂烟囱立在涂河边，镇日吐着馊乎乎的白烟；火葬场的烟囱立在市郊，在一座水库的北边。因为高，人们在涂门城里抬眼便可望见烟囱顶端飘出的不祥的黑烟。
大家抱怨说，他们的自来水遭了污染，有死人的气味。
然而那烟囱依旧无动于衷地立在那里，任由青烟袅袅上升。
那时候涂门已经由一个区级县升为省级市，市政府内的巨大语录碑已被炸掉。
春天，玫常常去水库的坝上写生，面朝东南方向，背对火葬场隐约的烟囱――在湖水氤氲的雾气和反照中，烟囱含混不清，反倒没有在城里看得清楚。
玫送的那只贺卡，让他成了被嘲笑的对象。没有别的男生和女生护送贺卡，只有他这么做了。寒假后开学，几个同学还惦记着，问他，贺卡哪去了？他老实回答：放在家里了。这几个家伙笑得更猛了。
在学校后门外，有一大片蚕豆地，初春开了层层叠叠的蚕豆花，白花瓣上有大团的黑点儿，望去就像无数窥视的眼睛。那年春天她画了无数蚕豆花瓣，片片都是忧悒的眼睛。她翻《芥子园画传集》，说：为什么古人总是画梅花啊、兰草啊、竹啊、松柏啊，为什么不画一朵蚕豆花或者一束麦穗呢。她画了一大丛开花的蚕豆，参加学校的绘画比赛，当然没有得奖。美术老师说它缺乏寓意，色彩也不够丰富。他看过得奖的那些画，果然都是些梅兰竹菊，要么就是些画得色彩斑斓的水彩画。
玫没有得奖，显得很失落，就来问他：“我画的真不好？”
他说他不知道，他说得奖没什么好不得奖也没什么不好。他应该鼓励她才对，说完他就后悔了。但即便现在，他仍然难以说出鼓励的话来。何必去参加那种比赛呢，人到了最无聊的时候，也不会忘了搞个比赛什么的；有些人总想去做别人的主，最好根本别去招惹他们。
7
他对柴柯说，在他很小的时候，最早有记忆的年纪，他以为，人是不会变老的，孩子永远是孩子，父母永远是父母，爷爷奶奶永远是爷爷奶奶。一切都是眼下的那个样子，天上的日月星辰也是如此。
他说那时他一点儿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那时他内心还没有萌生出一种把自己都想超越了的冲动。但是到了青春期，看着父母一成不变的观念和生活，内心里就充塞着鄙视和悲苦。
孩子永远是孩子，父母永远是父母？人，顶着一个名字，其实不停地在背叛着自己啊。从一个安于现状的小孩子到一个寻奇逐异的青少年，仿佛摇身一变，根本就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人在不同的年龄，该给自己戴个不同的名字，甚至姓氏也应该改吧。
直到有一天，也许五十，也许六十，我们又叫回原来的那个名字，沿着某种轨迹又回到起点。这也是会发生的吧。
8
八十年代初的涂门，难看得很彻底，还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气质：半梦半醒，慵懒，杂乱，冷漠。当然要想从记忆的仓库里寻找吉光片羽，也并非全无可能。他不会忘掉糖的滋味。涂门的糖，想想那些名字，也会留下口水：搅糖、切糖、酥糖、香糖……。小女孩们喜欢用两根细竹棍搅起鸽蛋大小的淡黄色的糖稀，拉开它，纠结它，再拉开它，再纠结它，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她们是以成年妇女编织毛衣的耐心和执著重复这样的动作的。这动作附着在性别之上，编织，纠结，缠绕，假如一个男人也醉心于这样的动作，那该多么奇怪。
可是上初中的女孩子们若是搅着这种糖进教室，就会招来嘲笑了。它被不无道理地视作儿童们的游戏。来涂门插班初中的玫，有几次就情有可原地成为笑柄。
众目睽睽之下，黎红着脸接过了那根竹棍儿，舔了一口。那是他第一次尝到搅糖的滋味：柔润、光滑、细腻，还有轻微的辛辣。质地比蜂蜜硬，又比奶糖柔软。甜味不可避免地扩散开来。
麦芽糖被做成一张大饼的形状，直径盈尺，厚寸余，放在圆形的砧板上，用纱布蒙好，卖糖的老人挑着它和一只木椅颤悠悠地走街串巷。当、当、当地敲他的铁铲，老远都能听见。碰上买主，就稳稳地放下木凳，从容安顿好砧板，揭开纱布，取一二寸宽、半尺长的刀片立在糖上用手扶好，另一只手持着一把小锤，轻轻敲打，就像地质学家小心敲取一片云母石。慢慢地，一片带着小孔、刀口整饬的糖就被敲打下来了。卖糖老人的动作一丝不苟，跟这个慵懒粗糙的县城大异其趣。黎禁不住猜测，涂门或许曾有过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那时有精致、有美感。大概小县城的黄金时代已然逝去了，那些娴熟的动作不过是遗漏下来的精致的碎片。
黎每每希望那刀片放得靠后一些，这样被敲下来的那部分就厚实了，但他同时又希望那糖片能薄一些，薄薄的一片上，天然的小孔镂空出好看的图案，放进嘴里，它会像一朵云彩悄悄化掉。
冰棍的滋味纯正：凉、硬、甜、清香，没有多余的味道。包装也简洁，不记得冰棍纸上是否有图案，如果有，也一定不花哨，不会像香烟壳或火柴盒。香烟或者火柴，他也是无法回忆具体的图案了。只有这么一种印象――确切地说，应该是评价：图案莫不煞费苦心，仿佛没有它们，就不成其为香烟或者火柴。他非常郑重地回忆，却不能让那些图片的印象进入脑海。只记得香烟壳是光滑的，而火柴盒粗糙得多，有的是过于粗糙了。他唯一能回忆起来的，是大前门香烟：灰色的古怪的建筑（或许是深蓝色的），大而无当，却又不失稳重。他对这类建筑的模样向来谈不上好感，却不知为什么深深记住了，或许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他碰见过与大前门有关的不能忽略的事情，或许只是在某个令他兴奋或者高兴的时刻，他不经意地瞥见一盒大前门香烟。有的让人念念不忘的记忆，其实就是在不经意的一瞥之间印上脑子里的。这样的例子所在多有：在他和玫二十多岁重又见面的那些日子，最清晰最突兀的记忆是一条毛巾。一条干燥的毛巾，摸着还有些刺手，他记住了它，比那么多鲜明的、重大的、欲望的或危险的事物还记得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