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改革涉及到中国经济的庞大骨架，必须涉及到深层次，才能让其恢复造血功能。
这一轮改革新在何处呢？
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发轫于农村，1984年的改革将其经验推向了城市，1992年的改革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1994年的改革又是全面市场经济改革的铺开，那么，这一轮改革的新意是，它将触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种种深层次问题，触及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的骨髓，从而重构其造血功能。
具体说来，这一轮改革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将涉及到法治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教育与科技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一系列与经济运行密不可分，对于缓解社会矛盾至关重要的领域。这一点都不奇怪，当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症结已经涉及到超越经济体系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可以说，影响中国经济的是政府行为的问题，是政府行政体系的问题。比如说，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中央政府某些部门紧抓权力不放，通过行政审批、专项拨款等方式，直接对地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从中寻租，这是政治层面的问题。而部分民众对市场化改革并不认可，担心在市场化进程中相对利益受损，究其原因，又是社会管理体制出现了问题。这是由于基本社会福利体制尚未建立，而市场经济发展的收益并没有通过适当、合理的政府干预加以再分配——其中涉及对超额利润的征收以及基本社会福利的发放，从而使得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部分短期失意者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偿。再比如，由于司法体制设计不合理，导致司法依附于行政，许多经济纠纷无法通过司法体系依法裁决，证券市场内部人舞弊、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金融市场内幕交易等行为不能得到司法体制的惩罚和纠正。再比如，一些基础教育、文化、卫生等政府必须大量投入的带有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使得这些原本为公益性的部门不得不在市场竞争中谋取利益，由此带来了公共领域的过分市场化。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仅仅在经济体制上做文章已经远远不够了。中国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的问题必须在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结合部下功夫。若这种软关节的问题不加以解决，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难以推进，社会民众的怨气难以化解，经济发展的长远动力也将难以维系。这就是这一轮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也是这一轮改革与之前改革的根本不同。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
对地方政府的改革将是一个关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产能过剩、土地财政、房地产调控、地方债务、税收混乱、中小企业进入困难等，都和地方政府有关，因此对地方政府的改革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
李稻葵表示，地方政府要从过去管得太多、过分干预转变为真正的帮助企业，而不是干预企业，这是真正的改革。
最近有消息称，为了解决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政府正在考虑上收一部分原属于地方政府的事权，并建立起地方税体系，这其中可能包括“营改增”范围扩大、遗产税开征、房产税扩大试点、资源税改革等内容。
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与新浪财经对话时表示，“十八大”时讲了财税改革的原则，目前政府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但是关于如何扩大地方政府财权的看法并不一致，预计“三中全会”时应该会对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细化，给出更具有导向性的方案。
李稻葵认为，扩大地方财权应该十分谨慎。房产税、遗产税等地方税的征收还需要反复讨论。“一个税收出来很容 易，但是再调整就很困难了。税收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牵涉到千家万户，牵涉到社会的稳定，所以房地产税也好，遗产税也好，必须慎而又慎。可以推，可 以改革，但是全面推开，一定要谨慎。”李稻葵说。新一届政府的改革重点中必然会包括财税体制改革，但和过去不同的是，对地方政府问题的解决单单依靠财税改革远远不够。李稻葵认为，这次财税改革肯定是关键，但肯定不止于财税改革。
中国经济急需三大改革
对当前经济形势判断上，学术界存有很大分歧，一派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增长时期，一派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有20年8%的增长速 度，只要在中长期内坚持投资即可。还有一派观点，认为当前经济减速有一定短期因素，只要通过改革调整，增速应该有所恢复。我个人是比较同意后者的观点。在 我看来，中国经济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我们传统的过去十几年行之有效的一套经济体制，现在已经不能够适应于我们新的增长点的挖掘，也就像一个身体已经长出了衣 服的框架，增长已经受到了衣服的限制。
为什么这么讲？我的观察是，当前经济形势从现象上看是冰火两重天，刚上任的一些地方领导热火朝天、大干快上，民营企业则说找不到投资方向，袖手旁观。如此一来，就导致我们正规渠道的融资量迅速上涨，社会融资总额增速远超GDP增速。
那么，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以民营经济为主要力量的投资主体受到了体制的约束，投资意愿减弱。我们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固定资产的形成效率正在下降，过去 每投一元钱基本上能够形成0.9元的固定资产，现在却只能形成0.7元的固定资产，究其原因，就在于民营企业家为了做一个项目，为了得到批准，他需要请客 搞关系，一元钱里有30%用在了这些方面，这就是我们的体制问题。
怎么办？还是要通过体制创新把这些不适合于新的增长点的体制扭转过来，释放投资者积极性，寻找新的增长点。具体来说，中国现在有三方面急需启动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在我看来，最缺的是广义公共产品，交通堵塞、食品安全都是公共产品。我的基本结论就是，未来增长点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过去我们的公共产品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可是地方政府没有财政税收，1994年改革以来政府除了卖地以外没有独立可靠的与经济发展同步的财政税收，所以在财政问题上，我们改革必须突破，必须到位，必须给地方政府一系列与经济发展同步的财源，以此来支撑地方的发展。
另外，解放思想，很多广义的公共产品可以通过政府与民营企业共同投资完成，在我看来，第一大增长点就是广义公共产品的大规模投入，而这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参与。
第二个需要改革的就是与城镇化相关的问题。城镇化没有一个模式，中国这么大，应该让不同的地区根据自己具体的情况进行城镇化建设，进行投资，包括土地 问题。以土地为例，在江苏昆山，虽然那里表面上并没有进行土地私有化，但实际上使用权已经私有化了，已经落实到了家庭，老百姓的经营思想理性度非常高，而 在湖南，如果要把土地全部归给农民，在我看来，第二天就会产生一大批没有土地的家庭或农民，他们的经营思想理性度不高，拿到地后很可能打牌输掉了。所以城 镇化不能一刀切，一定要因地制宜。
最后一个需要迫切改革的是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这么多年，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不密切，银行利润非常高，而实体经济利润微薄；第二个是广义货币存量居高不下。
改革是把金钥匙，这一系列的改革，总结为一句话就是，“通过改革释放生产力，寻找推进新的增长点”。这些是我们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