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周一良教授誕辰100周年
周一良教授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出身
于名門望族。其曾祖父周馥清末官至兩江總督
和兩廣總督。其父周叔弢是一位實業家和收藏
家，1983年，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
席。周先生祖籍安徽，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
東省青島市。 據百度介紹， 他八歲入塾，習
經、史、子書，后加修日文、英文。1930年入
北平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1931年入北平輔仁
大學歷史系，1932年轉入燕京大學歷史系。19
35年畢業后入燕京大學研究院肄業一年。1936
一1937年 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
員。1939年，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遠東語文
系，主修日本語言文學，并學梵文。太平洋戰
爭爆發后，兼在哈佛大學陸軍特別訓練班教日
語。1944年獲博士學位。1944一 1946年任哈
佛大學日語教員。1946一1947年回國任燕京大
學中文系副教授。1947一1949年任清華大學外
文系教授，1949一1952年轉任歷史系教授，并
曾兼任系主任。1952年 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
授，兼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亞洲史（后
改亞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曾
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的 《人類科學文化
史》第三卷編委會編委、中國史學會理事、中
國日本史學會名譽會長。
周一良先生 國學根底深厚、通曉多種外
語，學貫中西。主要學術成就為：對魏晉南北
朝史有深入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著有《魏晉
南北朝史論集》和《魏晉南北朝札記》等；關
注并研究中國佛教史和敦煌文獻；與吳于廑教
授一起主編了四卷本《世界通史》，此書獲得
1988年國家教委高校優秀教材一等獎；對日本
史和亞洲史的貢獻尤多，主要著作有：《東學
党一一朝鮮的反封建反帝斗爭》、《日本明治
維新前后的農民運動》和《關于明治維新的几
個問題》等。
周一良先生屬于文化大革命頭尾受到嚴重
衝擊的老教授之一。“文革”期間，他因“反
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反共老手”、“美國特務”和“老保翻天急
先鋒”等罪名被揪斗、抄家、關進牛棚。查封
“梁效”后，由于他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
判組做過咨詢工作，再度受到批斗審查，歷時
三年之久。按周先生的說法，“這次政治審查
來自官方，與紅衛兵之為群眾運動又不同，其
壓力之兇猛而強大，空氣之緊張而令人窒息，
遠遠在‘文革’之上。”除了有組織的批判和
審查之外，還有來自社會上的詬病。文學研究
所的舒蕪寫了《四皓新昹》，譴責四位老教
授，其中一首是指向周先生的：
“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
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
周先生對這種無中生有 的攻擊，持理解的態
度。隨后又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上寫著“無恥
之尤”四個字。上款稱“周一良道兄”，下署
“一個老朋友”。周先生對這樣的謾罵，亦能
淡然處之，付之一笑。更為可氣和可笑的是，
北大歷史系教員李某貼大字報，蓄意造謠說
“梁效”駐地周一良的房間內有保險櫃，里面
藏有整周恩來總理的黑材料。一時間此謠言滿
天飛。
周先生在接受審查的后期，又重拾對魏晉
南北朝的研究，取得了丰碩的成果。此外，晚
年他撰寫了三本具有寶貴史料價值的傳記，即
《畢竟是書生》、《郊叟嚗言》、《鑽石婚雜
憶》。對笫一本書，社會上有些爭議。沙葉新
在《“書生”及“梁效”評議》一文中說“周
一良先生對自已在“梁效”兩年（應為三年）
的歷史只是以“畢竟是書生”來交代，就顯得
過于輕松？”陳來在《史家本色是書生》一文
中則說：“周一良先生曾說：‘事情放在一段
較長時光中考察，就能較為超然，就能較為公
正，就能實事求是，就能通情達理得多。’可
是時過境遷，二十多年過去，周一良先生自傳
《畢竟是書生》 出版后，我看了一些評議文
字，覺得周先生所期望的四個‘就能’并不是
那么容易‘就能’的。”“想想這几十年運動
所帶給這些老先生學術生命的浪費和傷害，我
實在難于理解，何以今天還會有人有心情去責
難、傷害這些受害的老先生呢？”
其實，周先生在1998年8月號《讀書》雜
志《還想說的話》中作了解釋：“‘文革’這
場 災難開始以后， 几乎人 人 受害，我信了
‘神’，上當受騙。““我上當受騙以后覺悟
了感到自己‘畢竟是書生’......陳先生（指
陳寅恪）從來不信‘神’，也從未上當受騙。
他始終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
1980年北京大學党委負責人王學珍代表
北大党委在歷史系全体教師大會上宣布：一，
周一良、田餘慶、范達人、何芳川等同志參加
“梁效” 工作是由組織派去的；二，他們在
“梁效”期間犯有錯誤，寫過錯誤文章，應以
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待，進行解釋，他們個人
是沒有責任的；三，周一良教授是著名的歷史
學家，田餘慶同志在學術上很有造詣，范達人
与何芳川是中青年骨干，希望他們放下包袱，
輕裝前進，為學校的教育、科研作出貢獻。盡
管北大党委宣布了上述三條，但是“梁效”的
審查并未結朿。 據周先生在自傳《畢竟是書
生》中說，“又過了几年，我被告知不給任何
党政處分，也不入檔案。”
2001年10月23日，周一良教授在北京病
逝，享年88歲。當時我身在大洋彼岸，未能親
自參加10月29日的遺体告別儀式，由老伴懋萱
代表出席。我寫了《憶周一良師》一文表達我
對恩師的哀思和敬意。全文如下：
忆周一良师
范达人
2001年10月23日清晨六时许，突然传来一
阵急促的铃声。奇怪，那么早谁来电话？懋
萱从北京告知：”周一良先生病逝!”惊闻噩
耗，仰天长叹，欲哭无泪。往事历历，浮现
心中，滴滴点点，难以忘怀。
他为我写过一张大字报
那是1967年8、9月间，文革的狂飆正席
捲着神州大地。当时，我顶着黑帮爪牙、修
正主义苗子的帽子，还在监督劳改之中，一
日早晨，我去北大历史系住地三院打扫厕所
与过道,赫然看见南墙新贴出三张大字报。标
题为：应该解放范达人。大字报末尾的署名
是周一良。我读着读着，热泪盈眶，哭了。
我一直后悔，当时没有把大字报的全文抄录
下来，但其本内容至今仍铭刻我心。周先生
写道，范达人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他十
五岁就参加革命军队；范达人虽犯了严重错
误（指文革初期反对聂元梓大字报和所谓执
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笔者注）但还不属
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的四类干部；应该允许
他回到群众中去，将功补过。“我希望大家
不要因人废言，慎重地考虑我的建议。”人
们应该知道，当时的周一良先生己被打成资
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跟我一起监督劳改过，
他身处逆境，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这位
苍苍白发的老学者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
要人们不要因人废言，为一位年青的晚辈学
生亲笔挥毫呼吁公正。（我当时是一位毕业
才几年的新助教和一度担任过历史系团总支
书记的芝麻官）这是何等高尚人格和人品!
但是，在北大文革势力的控制下，周先
生的呼吁引来的是：“解放范达人就意味着
老保翻天”的喧嚣声。我依然被打入另册，
但周先生的义举却使我终生难忘。稍后，周
先生又凭着他刚直不阿的本性，在北大群众
大会上，怒斥聂元梓的倒行逆施。为此，他
引来了一场大灾难。本来打算让他进入系领
导班子，作为三结合的干部，刹那间又被诬
为美国特务、反共老手和老保翻天的急先锋，
遭到毒殴，抄家，关入牛棚。当时我虽内心
痛恨他们的诬陷与暴行，却不敢象周先生那
样为伸张正义，挺身而出。而是苟安在校文
革举办的干部学习班里偷生。相比之下、自
己显得渺小和卑微，至今犹感惭愧和内疚。
诲人不倦，真诚待人
周一良先生在学术上也是我诲人不倦的
恩师。我的思绪不禁回忆起，与他相识后四
十多年来的种种情景。第一次与周先生个人
接触是在1958年，当时他任历史系副主任，
主管科研，执编《北大史学论丛》，在一次
会上号召大家踊跃投稿，我1955年考入北大
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了两年捷克语后转入
历史系，从捷克文报刊上编译了一篇报导捷
克斯洛伐克第三次历史学家代表大会的学术
通讯，交给周一良先生。不久，他就告诉我：
“这篇稿子很好，可用。我只把译文中憧憬
两字改成向往，行吗？”还亲切地问我何以
懂捷克文云云，一位学贯中西的老教授对年
青学子是如此的平易近人、和霭可亲。这是
周先生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后来，周先生
亲自给我们讲授亚洲古代史，还听过他论日
本明治维等多次学术讲演，深感他学问渊博。
1962年我们这一届学生即将毕业，时任党支
书的张德真同学和我一起去周宅，请周一良
先生给我们讲治学经验，他欣然允诺，到学
生宿舍与我们漫谈近三小时。他说，你们有
的同学说快出去工作了，感到心虚。我倒建
议把心虚两字倒过来，改为虚心。北大的毕
业生往往自高自大。在这次座谈中，周先生
谈到历史研究中要掌握好六个 W。他说：我
在燕京大学念书时，洪煨莲先生给我们 讲授
研究历史方法，洪先生常说，掌握五个W，
就掌握了历史。所谓五个W者，WHO（何
人）、WHEN（何时）、WHERE（何
地）、WHAT（何事）、HOW（如何）
也。我认为这五个W确实很重要，但我主
张要增加一个更大的W--WHY（何故）。
有了WHY这个W，研究才更深入。接着，
周先生又谦虚地说，我虽勤奋，但聪敏深思
不如邵循正。聆听他的经验之谈和循循教
诲，真是如沐春风，终生受用。1963年，我
在北京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1938
年慕尼黑阴谋的论文。同年，应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之约，我写的《慕尼黑阴谋》将于某
日播出。我把此事告诉周先生，周先生果真
按时打开收音机去听。老先生是如此关心我
的长进。1972年，《红旗》杂志约我们写关
于“读一点世界史”的文章，我和历史系几
位同事共同写作了四篇此类文章，连续发表，
并全国转载、广播，影响很大。每篇文章发
表前，我总是把清样送到周先生手里。他一
丝不苟，十分认真仔细地审阅，从观点、史
实到字句、标点符号，一一写出书面意见，
他为此默默地化费了很大的心血。国外一些
学术机构邀请他或历史系派人出国交流。他
一再提议让范达人这些年青人去。
1973年4至6月，我作为夏鼐先生为首的
中国考古小组的成员，应邀到秘鲁和墨西哥
考察美洲古代文明，临行前，周先生特地向
好友夏鼐交代，要他对我多加指导和关照，
使我此行获益非浅。考察回国后不久，周先
生作为当时的历史系领导，令我筹组美国史
研究班子，以适应中美关系发展的形势和要
求。我当即邀集近十位历史系同事商讨此
议，大家劲头十足，希望在1976年，即美国
独立战争两百周年之际，搞出一批研究成
果。但这不过是“一枕黄粱”。1973年10
月，我被调入“梁效”，勾销了我的“美
国史”梦。在“梁效”干了三年，受审查
了三年。时光流驶到1979年，此时的我，
是一个审查未了、待处理的对象，一不准
讲课，二不准写文章，三不准出头露面，
只许做一些资料打杂工作，命令我为《沙
皇俄国扩张史》一书作人名地名的中英俄日
文对照表。这时，周先生的处境与我一样，
他知道我不懂日文，主动伸出援手，说：
“我可以帮你搞日文部分。”短短的一句
话，它包含何等高贵的真情啊!
到了八十年代，三不准禁令解除了。周
先生出任历史系主任，他把开设《史学概论》
新课的任务交给了我，并积极支持我对比较
史学的研究与教学。1988年，我为了到美国
进行比较史学的学术考察，申请索罗斯基
金，周先生和汤一介先生分别为我写了推荐
信。周先生写道，范达人“从事比较史学有
年，著作、译文多种”，希望能支持其赴美
考察。往后程序堪称顺利。1989年3月，我
踏上了赴美航程，随即成为哈佛大学的访
问学者。从此，掀开了我人生之旅的又一
篇章。
策勵我寫出真實歷史
周先生一再强调，写史要求真。他大量
的研究成果中，都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称
他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史学宗师，是当之无愧
的。不过，我这里要讲的是，周先生和我共
同经历的一段历史……“梁效”往事。
我到哈佛大学后，先后遇到不少中外学
者，他们都对显赫一时的“梁效”怀有浓厚
的兴趣，希望我能写本书，揭开它神秘的面
纱。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还请我就此作过一
次讲演。我把这些情况当面告诉周先生，他
立即表示：应该写，要写出真实历史。
我虽着手去写，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度
迟缓，拖拖拉拉。大约在1989年底，我收到
周先生寄来的关于文革中的经历、包括”梁
效”的回忆文字，秉笔直书，鞭策我写出信
史。后来，他的自传《毕竟是书生》公开发
表，其中关于“梁效”段落引起人们广泛的
兴趣、关注和争议。拥有广大读者群的《作
家文摘》也在第304期上予以转载，影响很
大。我觉得他写得真，有胆识。有两处还提
到我，令我感动。原文如下：“审查期间，
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
严厉责成我老实交代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
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
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
不会反总理。”“一位写文章的主要笔杆子
则从严发落，未经法庭审判，关进监狱达一
年之久。”读着这两段文字，我内心激动不
减当年。这位年逾八旬、德高望重的大学问
家又在不畏风险地呼唤公义与良知，揭示历
史的真相；也为我“写出真实历史”作了示
范。
近些年来，我每次回国探亲，都不止一
次地去北大拜访周一良先生，促膝谈心，聆
听教诲。每次见面，他都问写书的进度，希
望我抓紧。在周師和其他友人一再策励下，
《“梁效”往事》一书初稿终于在1999年2
月完成。当即用特快专件从美国寄给在北大
校园居住的周一良先生。當時他己患帕金森
病多年，几成偏瘫。他还是立即看完书稿，
因右手瘫痪，用颤抖的左手，给我写了一封
亲笔信，对书稿提了八点意见。现摘录其中
几段，与读者共饷。
“达人同志：左手写字既困难又不好认，
但此信不宜假手他人，凑乎看吧，意见如下：
一，叙事真实确切可信，文笔流畅，如
环境允许，我认为可出版，应出版，以示人
真实历史，以正视听。 国内如不行，可交香
港出，再内销。”
“三，77年1月大字报全文抄入，极妙 !三
人不知署名否？如署名，不论真名或化名，
都照抄不误。”
“五，调来主持《历史研究》是复旦的胡
绳武，非历史所余绳武。”
“七，142页应是专心致志，非孜孜。”
“此稿我未示任何人，出版前是否保
密？
望告 !
敬礼 !
夫人好 !
一良左手 九九、二、二五”
这是一封多么珍贵的信函，它洋溢着人
类最美好的一种情感----真诚的关心和爱护。
遵照周先生的嘱付，书稿于1999年3月寄
往中国香港特区，香港明报出版社在收到稿
子后，仅化了一个多月功夫，就于1999年5月
正式出版发行。我总算没有辜负周先生的厚
望。
周一良先生，我的好老师 ! 您不会死，
您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
写于美国拉古那山庄
2001年10月30日
後記：
2002年1月10日，我和懋萱在周一良先生之子啟銳、兒媳曉維和孫子周展的陪同下，到北京西郊西靜園公墓周先生和鄧懿先生墓前憑吊，我們獻上一個鮮艷的花籃并行三鞠躬禮，表示誠摯的敬意和無限的懷念。
2008年6月，我從相冊中看到周一良先生于1996年12月30日寄給我的一張他與夫人鄧懿先生合影。相片的背後寫道：
“老范同志：你好！我去秋以來得了帕金森症，行動不便，右手也不靈，幸而腦子未受影響。每日工作三小時左右，搞點翻譯。夫人歸京後，曾通電話，想一切都好！祝節日快樂！
一良九六、十二、卅
鄧懿附筆
新地址朗潤園十二公寓206”
時隔十二年之後，今天重讀，倍感親切與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