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訾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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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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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门的记忆上覆着一层灰蒙蒙的颜色。这灰色之于摄影家，或许就是诗意，是缅怀；然而于他而言，那是从涂门生活的最核心里弥漫出来的阴郁的颜色。午后母亲们大声呵斥孩子的喊叫；女人们当街的厮打——声嘶力竭、互不相让；无穷无尽的流言蜚语；还有永远都抹不掉的趋炎附势。在这底下，还有更深更黑的核心，难以尽述。
但总有一些畅快的印象从这灰色背景里挣脱出来，在一些半梦半醒的时刻，他会想到那时候的雨。夏天一场大雨在院子里攒聚半尺厚的水。水从院子里涌进家门，泡湿所有的鞋子和床底下一切的物件。若是秋天，绵绵细雨总要在瓦楞上攒够了，才一滴一滴沿着屋檐坠落下来。落进一只白瓷碗，叮――叮――叮――叮――叮，一声声传入屋里，是安慰，也是一种规劝——如果在夜里，就更好了，他躺在床上，恍如在船上晃荡，世界是一条温暖的船。如果白天，他就从作业本上抬起头来，看窗外的雨，莫名兴奋起来。
他家院子里养着几只鸡，那被雨水敲响的白瓷碗是一只水碗，让鸡饮水用的。
鸡窝用青砖垒成，里面铺着稻草。公鸡母鸡总是侧着头饮水，每喝一口就仰头一次，翻着白白的眼睑，刻骨铭心地望你一眼。
县委大院的家属区里，这样的鸡窝星罗棋布，整个县城更是不可胜数。半夜里公鸡的叫声一家家传过去，仿佛传递着一种酝酿了许久的阴谋。不知在鸡鸣第几遍的时候，与县委大院一墙之隔的军分区就响起军号：达～～迪达迪～～达～～迪达迪～～达迪达～迪～达达～～～，这是第一遍。
过了些时候，又是达～～迪达迪～～达～～迪达迪～～达迪达～迪～达达～～～。两遍，不多也不少。在天蒙蒙亮的凌晨，这声音带些凄惶的气氛，让他不无道理地联想到那些从课本上读到的事情：平原上的激战、草地上的行军、大反攻、歼灭战……。这号声让一个半梦半醒的少年油然而生一种愧疚感——凭什么，你能在这温暖安详的被窝里熟睡呢？
夕阳投上“解放电影院”宽阔的西墙，染开一片灿烂的橙红色。他家与电影院西墙只隔一条石板路。西墙曾经开有一个小门，但是他家搬过来的时候，门已经被人用红砖封上了。他经常把耳朵贴在红砖上，听砖缝里流出来的含混的音声。这种声音有磁石般的吸引力——里面放映的故事肯定无比神奇。他从来不曾把他在电影院里看过的那些片子，与这隔着墙壁听到的神秘声音联系起来。他也在电影院里看他曾经趴在墙上侧耳倾听过的电影，丝毫感觉不出两者的关联。穿墙流出的含混声音有一种更为深沉的力量。
有一阵子，解放电影院在周末晚上改成了舞厅（他很难想像那么多的椅子是怎么被移出去的）。先是交谊舞，后是迪士克。凡是去跳的都被人看作放浪形骸之辈，音乐当然也是靡靡淫荡之音。“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那梅花招人喜”，这是哪一年？八五或八六年？“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那梅花招人喜…….看到了梅花就想起了你。”靡靡之音！“美~酒 加 咖 啡，我~们 来喝 一 杯…….”靡靡之音！“今天又不是星期五，怎么这么倒霉地遇到了你……别管我，别管我，吃雪梨……。”趴在西墙上侧耳听那些大哥大姐跳舞，想象出来的场面自然要比真实情况肉感得多。而这被夸张了的淫荡，竟不过是扭屁股，脸贴脸而已。他一直不明白，那么谨慎的母亲，居然没有学孟母三迁。在母亲眼里，这些当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不会去跳舞，那不是正经人干的事情。
谁拎着录音机套着喇叭裤架着大墨镜？母亲拿出她最擅长的归纳法：“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收音机里的相声也在委婉地支持母亲的论调：“爹爹钱少我不能买，扯了二尺红头绳，蛤蟆镜子带起来。哎～～～。”
《少林寺》，对了，《少林寺》。这是父亲同他一起看的唯一一部电影，仅此一次。父亲单位发的票，中午12点的那场。电影演完了走出来，夏天炫目的阳光一下子就袭击过来，叫人站都站不稳。
太阳俨然一位被激怒的厨师，把一张张烤糊的滚烫的大饼朝人们脸上投过来。
阳光灼得他心慌。更让他心慌的是那个叫觉远的小和尚领受了皇上的命令，喝酒吃肉可以，却不能娶那个漂亮的牧羊女。他一颗心悬着，满腹凄凉，但他不会和父亲说这些。即使在那个年纪，他也看得出父亲那焦枯的内心。父亲在电影院门口买了火红的李子，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红李子，那么红，不像是食物应有的颜色。咬一口，味道却不好，酸的，尤其那好看的外皮最难吃，苦的。
后来各种武打片的名字纷至沓来，写在电影院的小黑板上。他决心要看完每一部武打片，一个都不拉下——武打片真好看呵。然而不多久这个目标就变得遥不可及，武打片像台风一样席卷而来，令人目不暇接。聊可安慰的是，再没有哪一部堪与《少林寺》比美了。它是开始也是高潮，是新娘子走出闺房的第一个瞬间，后头跟着的是热热闹闹吹吹打打的下坡路。
他还记得一些耳熟能详的词汇，“严打”“拉网”“清除精神污染”“扫黄。”让人闻之心惊肉跳。有一双不由分说的大手在梳理着这个世界。县委大院门前的布告栏时不时贴出打着红叉叉的判决书，抢劫犯、强奸犯、流氓犯，他们在镶有玻璃的宣传栏里成年累月地注视着大家。
他的一个初中同学的哥哥被枪毙了，因为一次抢劫――他抢到了五毛钱。这大约就是“严打”的含意了，让他联想起那些战争年代的电影，军官们抓起电话机：“给我狠狠地打！”
对于这个同学的哥哥，他说不上有什么同情，毕竟不是善良之辈，他弟弟――他那个初中同学——也是欺人太甚的家伙。他们是那条街上的两个王。听说他被枪毙了，他感到的是高兴。直到现在，他也不同情他。他挨过他的打，也挨过他弟弟的打。他恨他们。
放学总要经过熟食店门口，挂在窗口的卤肉发出诱人的香味。真香啊！他深吸一口气，叹息一声。
耿同学最不喜欢他这声叹息。
有一次他和耿一同下学，经过熟食店，他又是一声赞叹：好香啊!
耿轻蔑地说：喜形于色！
耿成绩好得惊人，尤擅长物理，是他的榜样。
从此经过熟食店就不再发出啧啧赞叹。
他们还会经过一个商店，不记得卖什么了，每每放了节奏明快的迪斯科音乐。这音乐让他发窘，他自己的脚步会不由自主地随上迪斯科音乐的节奏，他很不好意思。嘭嚓嚓嘭嚓嚓，让他想手舞足蹈，然而他总不能像个二流子似的。
现在认为无足轻重的，那时非同小可；现在认为不对的，彼时更是孰不可忍，要用子弹来对付。那不过是八十年代，距今不过二十年，一切都变了。再过二十年，世道又会是一副什么样子？是愈演愈烈还是迂回逆转？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侯侯侯侯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侯侯侯侯芝麻开门芝麻开门。”“成、成、成吉思汗；成、成、成吉思汗；有多少有多少美丽少女，都想嫁给他呀，都想做他新娘！成、成、成吉思汗……。”｝在他那个年纪，这首关于成吉思汗的歌让他困惑不已，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美丽少女要嫁给成吉思汗。他以为，成吉思汗是不结婚的，只是拿着大刀四处冲杀，要是身后跟着一帮少女，那才叫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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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使劲颠簸了几下，把他从梦里震醒过来。车窗外是大屯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仿佛一个在看电影的时候遁入睡眠的人突然被迫回到剧情中来，他努力思索这息壤的行人和街道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那种熙攘似乎都跟自己无关，但又必须和自己有关。
{“这个宇宙是由大量的暗物质构成的，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只是众多宇宙中极微少的一部分。银河系，又是宇宙里极小的一部分。地球，又是银河系里微不足道的一粒沙子。说人是尘埃，那都是夸张的，我们的躯体之于宇宙，还比不上一粒原子之于地球……。”}
手机响了，他伸手到包里把它掏出来。[它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老奕发来的一条短信赫然在目：“避免疯狂的最好办法就是比疯狂更疯狂，也就是最后的疯狂。疯狂、沉默，再疯狂，再沉默。直到在疯狂中永远沉默。”
他把手机又放回包里，想继续打瞌睡。
又是一条短信：“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奈若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我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他把手机再次放回包里，决定不把它拿出来看了。
短信提示音滴答又响。他忍着不去碰它，但终于还是忍不住。
“我的内心充满了忧伤，焦虑，悔恨，歉疚，急躁和痛苦，以及人世间一切有损于身心健康的不良情绪。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看万山红遍，荣耀归于我主！”
他以为老奕会把这种短信继续发下去，可他再也没收到更多的。老奕显然是喝了酒，他平时从不发短信给他，有事就直接打手机。老奕酒后发来的短信都异常悲壮，仿佛整个世界都压在头顶上。可是他并不感到同情。
有时老奕发来的短信又相当豪迈：他的公司将走向世界，马上就要惊天动地了。上周老奕还发短信过来，说他要成立一个国际联盟。他一点都不觉得这是虚张声势，老奕干得出这种事。他就是要再成立一个联合国也不奇怪。但是老奕不会有这个胆量，说到底，他是个胆怯而平庸的人。这胆怯和平庸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算是一个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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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梦里醒来，那些形象还历历在目：几个人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宿营，远处是连绵群山。他们好不容易才把帐篷撑起来。后来他们都睡着了。[在梦里睡着了，这多奇怪。]到半夜里，远处一座大山朝他们推过来。他看到它来势汹汹，就一个翻身爬起来，朝其它几个人大喊：“大山来了！大山来了！”可他嗓子哑了，他们睡得都跟石头一样。他从帐篷里跑出来。他回头看到帐篷里有人跟着他陆续跑出来。他看到有个人出来又返身伸手去拉帐篷里的其他人，可是大山一下子就把帐篷和那个人都吞没了。
这是他以前做过的梦，他闭上眼，希望能接着睡下去。但是睡眠从来都是个不卑不亢的固执家伙，谁也无法左右它。他想起那个关于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故事：就算他能战胜欧洲列强，也征服不了自己的睡眠……。
他放弃了入睡的希望，从桌上抄起一本书，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读了几乎十年，听这个自言自语的老头子唠叨了十年，才算对它有一点点领会。很多次他都是在对它的浑浑噩噩的阅读中睡过去的。他觉得这个老头子只要在写作中稍稍多举一些例子，也就不那么令人烦恼了。为什么时间和空间是纯粹的知识，而颜色、声音就不是？他说如果我们把一个东西的颜色、软硬、重量等等经验性的东西统统去掉，最终就只剩下了它所曾占有的空间，因而这空间是不能去掉的纯粹知识而非经验知识。他丝毫不觉得这个推断能说明什么问题。说时间是纯粹的知识、说颜色是经验性的东西，把两者对立起来，一点儿也没有说服力。
这本书成功地把他送入第二次睡眠。
他不知道打哪儿传来哭声，他循声往前走，穿过一条长长的街道，来到一条河边。一排茂盛的树沿着河岸逶迤开去，定定地站立。当他听到流水声，哭声就从耳边消失了。这时一片叶子落下来，掉在地上。他伸手拣起它，触摸叶面上细细的脉络。一根一根的彼此相连的线。他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问：“哪一面是正面？”他翻了翻叶子，一面墨绿，另一面是灰白色。就是这一面吧？
然后他听到邻家的厨房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剁肉馅的声音，咚咚咚咚咚。于是他知道那哭声、河岸、叶子，都不过是一场梦。咚咚咚咚咚，有两把刀在他背上疯狂舞动，把他切割成细小的碎块，再斩成微不足道的粉末。然后他就飘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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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城里生、城里长，一辈子都在跟细菌病毒作斗争。让她惧怕不已的细菌病毒，她其实从来都不曾见过。没有摸过显微镜。“病毒”“细菌”几个字眼，b-ing，d-u，两个声音，就足以把她推进惶恐的深渊。深渊也是她没见过的深渊，黑的、巨大的，在时间的长河里突然陷落出来。
如果他不洗手就拿馒头吃，她就会发慌，那种表情，仿佛他转眼就会倒地身亡。他知道她怕失去他，怕他死，但他很讨厌这个，于是在她不在的时候，他吃饭从不洗手，在她面前也是做做样子。
在母亲的想象里，细菌和病毒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阴影，它们潜伏在手上、桌子上、地上、公交车的扶手上、馒头上，伺机向她扑来。整个世界是大片大片的阴影，危险重重。她宁可待在家里，把手洗干净，然后一本又一本地阅读健康杂志、医学杂志，把自己吓得半死。
母亲用营养学对抗这个可怕的世界，一只鸡蛋就是一只精神原子蛋，能够支持半个早上的理直气壮的生活。
对于外祖母，母亲的母亲，他的印象已经不多了。但他记得，她不是个和蔼可亲的人，眼睛里不揉沙子，一贯正确，稍有得罪便怀恨在心。但是在外人眼里，她慈祥、亲切。只是在人后数落别人的缺点，吹毛求疵。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她来住过一阵子，他讨厌她。她识字，能看报纸，这在与她同龄的老太太中间是罕见的。他因此而不喜欢那些有文化的老太太。
他外婆还活着的时候，母亲就对她颇有怨恨。然而在她死后，突然对她津津乐道起来。一切怨言都没有了，外婆冉冉上升，很快就到达了神的位置。过年总要给她烧纸，求她保佑全家，保佑我们不被生活中的种种不测摧毁。这些想法是凭着一条奇怪的逻辑路线达到的。一个在活着的时候朝不保夕的老人，一旦失去生命，灵魂居然就超凡入圣，足以撼动命运的铁轮。 “给你外婆烧纸”这件事在过年的时候，被母亲用一种神秘的口气说出来，势在必行，不容置疑，全家立刻笼罩在一种自欺欺人的庄重气氛中。
在母亲小时候就去世的外公，就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给你外婆烧纸”，外公的灵魂，这个灵魂的自尊心，都被理所当然地忽略着。外婆活着的时候占据着影响力的核心，死后依然如此，莫此为甚。
母亲总是把碗筷细细地洗过几遍：先用洗涤剂粗洗，然后用清水冲三遍，最后要用开水烫过。后来有了消毒柜，便用高温烘烤，筷子都烤成乌黑，像一根根炭条。只有这样才稍稍放心，才没有细菌没有病毒。
但她的锅盖永远黑乎乎的，积攒着经年的油渍。那没有关系，不成问题，只要细菌不从食物爬进身体。
从他有记忆开始，她就这样了，这种恐惧与年老无关。如果有天使的话，她就是恐惧天使，生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感受这个世界一切的风险，心甘情愿地被这个世界吓过来吓过去的。
母亲还是个积攒天使。一切据说将来会有用的东西都留在身边。这对他而言未必不是件好事——这是他后来才明白的。那么多母亲，总要像抓住稻草似的抓住儿女，恨不得粘在他们身上，但他母亲不会这样。她只是紧紧地抓住那些空瓶子、旧报纸、空盒子，抓住那些早就不穿的衣服鞋子，用整整一间屋子去承载它们。他真要感谢那些空瓶子和空盒子，它们都是他的天使。它们也都是母亲的天使。除了它们，谁能默默地陪着她，让她不寂寞，永远呆在家里？她也许会同这些瓶瓶罐罐倾诉吧，反正她和他之间，搁着几个星球的语言，不可能在对方内心激起亲切温暖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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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去图书城翻了一整天的书。直到黄昏时分，他脑袋里塞满文字，沿着苏州路往回走。世界是陌生的，他需要把脑袋从文字的泥潭调回到现实的泥潭。下班的人群把公交车和车站挤得满满登登。每辆在站台停下的车，都呕吐似的卸下一大堆人，然后又有一大堆人被塞进去――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后面使劲推着。他不禁想到了柴柯跟他说过的那种叫贪食症的心理疾病，吃下去又吐出来，吐出来又吃，体内的某个地方总也填不满。
站在公交车里，像个陀螺似的被推推搡搡，他总算又回到现实之中。这现实比早上他来的时候还要尖锐，他匆忙地在书店里吞下的那些文字，此刻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释放出它们的含义：吃下去又吐出来，吐出来又吃。无论是在何种时刻，他其实都没有离开过现实。吃下去又吐出来，吐出来又吃，这就是一个神经症患者的现实。只是现实这个字，又因此而变得很陌生了。
{“你对知识如饥似渴，其实也就是一种贪食症，男人的贪食症……用一种东西填补另一种，从来不可能成功……。”柴翘起二郎腿，咂了一口茶对他这么说。}
七、八年前，玫还在读研究生那阵子，就经常和她那些同学、教授们纠缠一些莫须有想法。艺术应该是反映现实的吗？应该高于现实吗？现实与写实有啥不同？重要的是真实还是现实？“为艺术而艺术”与现实主义矛盾么？他隐约觉得他们并不是真的想把这些难题搞清楚，而是为当下某个骚动的潮流找找借口。人不都是这样吗。
“凡是有用的，都不是艺术，”玫说。这也是转述别人的观点。那什么样的艺术才会彻底没有用处呢？连唯美主义也因为带来感官或心灵的满足而沦落为功用不是么。奇丑无比、令人生厌不也是有了用处，更不用说观念艺术那种赤裸着的说教了——跟样板戏如出一辙。那么，绝对的艺术就是被完全忽略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被彻底忽略的艺术家。
这当然是荒谬的，艺术那么尖锐地担心着自己成为非艺术，担心着失去贞节，而艺术和艺术家又是那么热切地投入这个世界。
{“读巴尔扎克需要一个成熟和坚强的头脑，而读川端康成和海明威只需要一根敏感的神经就行了。你为什么厚此而薄彼呢？”}
{王尔德手持一只百合，在皮卡迪里广场散步，仪态扭捏，念念有词。}
{跳完七重面纱之舞，捧着施洗约翰的人头：“……啊！你总算要承受我的吻了……我要用我的牙齿，如同咬着水果一般地吻你。……你为何要闭着眼呢？睁开眼睛吧！抬起你的眼皮，约翰！为何你不看着我？难道你怕我吗，约翰，所以你才不敢看着我？……”}
{“那些不能被解释或者甚至不能完全描述的东西，就是作品的精神价值。”}
{“谁的女儿的下巴被打碎了，女儿的父亲在法庭里跟两个年轻人打官司。那是一个装腔作势的法官，两个年轻人被了很轻的刑，于是那个失望的父亲便决定找个人要教训教训他们，要找的人一定是教父了。是哪一个教父呢？一共有三个吧，当年他看电影的时候是打第二集开始的，但是显然不是那个叫麦克的英俊小生，即便到了老年还是那么英俊，从小伙子一直演到垂垂老朽。他记不得是在哪一集，或许是第一集，时间被反复切换，显得颠三倒四。这种手法用在小说里尚可，在电影里就很吃力。”}
小时候山镇放电影，那个放映员跟他混得很熟，把胶片拉出来给他看。长长的一大段，却都是同一个人、一模一样的姿势。真单调，一模一样，毫厘不爽，就是这东西放出了变幻莫测的影像？电影是怎么从那个圆圆的铁盒子里冒出来的呢？胶片上的那个单调的世界让他对眼中的世界产生怀疑：世界或许就是那样一片片地被眼睛切出来的。
龙爪槐的花朵依然撒得遍地都是，花开以来该有一个月了吧。这种白花莫不是要开上整整一个夏天？家乡的洋槐可不这样，一旦你闻到槐花的清香，注意到它们竟然开放了，那雪白的花瓣就已经到了风吹四落的时候了。
可是洋槐花盛开的那几天满树多么鲜活可爱，一串串花絮玲珑调皮地垂挂下来，沁人心脾的香气到处弥漫。
他和那些涂门的孩子一样，喜爱洋槐花蕊甜滋滋的味道。每年五月，他们一伙儿就会冲进县委大院，速速攀上一座办公楼的第四层，伸手去够老槐树上纷繁的花絮，在看门老头追上来之前尽可能将衣兜塞得满满的。那种伴着恐惧的收获从来都不会被忘怀。
那是一座灰色的办公楼，楼道窄得只容一人上下。若是有两人面对面走来，其中一个就得侧转身去。楼层之间有好几个楼梯，楼身也折成一个Ｚ字形，这给看门老头的追赶带来相当的难度。他们在楼层之间来回奔跑，上上下下，一次也没有被抓住。
办公室里的人们几乎从来都不出头露面，叵测高深地躲在室内。孩子们觉得自己占领了一整座楼，他们甚至上到楼顶，在漆黑漆黑的沥青上蹦来蹦去。沥青夹杂着石头子儿，不小心就会摔跟头。如果是大太阳的天气，沥青就会像胶水似的粘住他们的脚，令他们步履维艰。这时假如看门老头冲上来，他们恐怕会像被粘在捕鼠纸上的老鼠被抓个正着。好在这种绝境从未出现。不知为什么，当他们上到楼顶，看门老头便弃之不顾了。可惜从楼顶上够不着槐花，那些花絮只长在树冠中部，朝楼顶伸过来的树枝都是不孕的梢尖儿了。
县委大院有很多楼，大致围成一个回字形，中间是一个小广场。那座紧靠槐树的楼在西北角，因为是Ｚ字形的，伸胳臂蹬腿，破坏了那个角落的规整。Ｚ字楼应该是较早以前盖的，至少六十年代就有了。因为大家都说，那个年代有人从Ｚ字楼的某间办公室里走出来，纵身一跃，坠在下面水泥地面的院子里死了。这件事大家都记着，是属于这幢楼的历史，即便这座楼那一天被拆毁，它也不会就此消失。
除了槐树，Ｚ字抱住的另一间院子里还有一株楮树，夏天结满殷红的果实，状如杨梅，但滋味寡淡，谁也不会摘来吃，于是红彤彤地落了一地，招来一拨拨的鸟雀和蚂蚁。那是个阴暗的院子，从早到晚，光线始终不能注入，殷红的果子落在阴影里，砸出的浆液涂了一地，尸横遍野。黎对这个院子全无好感。他的母亲有好一阵子都在那个院子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上班，神情忧郁焦灼。他如今依然记得那些殷红的印章、一排排的深蓝的簿本和绘着墨绿色兰草的白瓷茶杯和脸盆。那是一间乏味得出奇的办公室，算得上有意思的事无非是把曲别针一只只串起来，做成子弹袋的形状挂在身上，或者捻一只图钉，让它在光光的桌面上旋转。有的图钉旋转起来毫无声息，仿佛钉在桌面上，而有的图钉转起来东倒西歪。即使那转起来悄无声息的图钉，在倒下去之前，也会突然颤抖几下，然后沿着弧线飞奔而去，每每落地。必须把它们找回来，以免被踩在脚上。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图钉，顶上有一个小小的坑，它们转得最稳，几乎觉察不出在旋转，当它们转到无力时，突然倒在地上，不摇晃，也不奔逃，就那么突然地还归静止。现在他认为这种图钉很有贵族气质。他进而觉得，每一枚图钉都有自己的气质，从他们旋转的风格上就看得出来。那时他乐此不疲地在水泥地面上旋转图钉，如今他已经全然没了兴趣，但是对它的回忆依然很有意思。当一件事情不在再有趣，就只好用回忆去弥补了。
办公室就是那样一种百无聊赖的地方，大人们沉湎其中，苦思冥想。县委大院，那时还叫“革命委员会，”人们都简称“革委会。”这么古怪的词，现在恐怕在字典上都找不到了。他是在一个“革委会”附近长大的，这让他觉得自己仿佛来自很诡异的时代。而那洁白耀眼的槐花和那粘乎乎的楼顶的记忆又使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仿佛是从将来的什么地方回来的。
他记得县委大院，或者叫革委会的地方，回字形的中心是一座巨大的碑，恐怕比人民英雄纪念碑还高还大，写着朱红的大字，自上而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那最后一个感叹号，他记忆犹新。感叹号的那个圆圆的点，有拳头大的一窝，涂着红油漆。他经常用手去摸那浑圆的一窝——虽然粗糙，却很完整，他总是忍不住去摸它。字是红色的，碑身是白色，是用石灰涂出来的吗？记不得了，总之是很鲜艳的白色，没有风吹雨打的痕迹。也许有人定期粉刷。
那不会是花岗岩的石碑，这是肯定的。有一天他坐在桌前写作业——是上小学的时候吧——他听到巨大的“轰隆”一声，自家的窗户咯咯地战抖了几下，一块玻璃几乎要掉下来。第二天他看到那座巨大的碑已倒成一堆乱七八糟的砖头石块。那么高大的一个碑，倒下后也只是很平庸的一小堆，占据了“回”字中间微不足道的一小块地盘。
碑是被炸掉的，定向爆破。它倒成那么规矩的一堆，有如坐化，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回字形院子里视野从此开阔了许多，这倒不坏，但他不明白为何那么高大的一个东西，比周围的办公楼要出色、气派得多的东西，居然一夜之间就被抛弃了，炸掉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那高大的一尊，在他眼里是和大人们的无上权威相类似的东西。可是突然间它倒掉了，完了。真是不可思议。他只是觉得那完美的一窝消失得可惜，至于那碑，倒不曾产生过好感。
从此那个县城便没有高大的建筑，直到十数年后，城中央立起一座宾馆，高入云天的那种，有三十层，远非当年的大碑可比。那个城市——那个县城是何时变成一座城市的呢——也从此开启了赤字财政。宾馆是原来的县委招待所，一座宾馆把那个小城掏的光光的。许多工程队拿不到钱，被拖垮了。又有什么关系？毕竟那个县城重又拥有了标志性建筑，算得上百年大计，总得拖垮几个小人物。得有几个绝望的人从楼顶纵身而下才配得上这前所未有的大工程。
他的思绪中断在那纵身而下的场面上，回到面前的街道上来。还是遍地黄绿色的龙爪槐花，被行人和车辆踩踏得粘乎乎，路面都被染绿了。
“太阳和月亮，天天捉迷藏。”
“太阳和月亮，天天捉迷藏。”
“太阳和月亮，天天捉迷藏。”
这是一家音像商店，在放一首儿歌。这一句被重复了那么多遍，像和尚念经。孩子们的声音听不出快乐也听不出不快乐，干巴巴的像一块华夫饼干。
他自然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那么小小的一团，被妻子抱走了。那是她的财产，她把她抱在怀里，像抱住自己的性命。她那个样子真让他恐惧。她也试图把他抱在怀里，他受不了这个。
“太阳和月亮，天天捉迷藏。”
“太阳和月亮，天天捉迷藏。”
他记得给孩子买过一盘ＣＤ，她一听到音乐的节奏就手舞足蹈。那时她还不会爬，躺在小床上挥手动脚，不亦乐乎。
[为什么，那些儿歌听起来都有些淡淡的忧伤？]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伦敦大桥倒下去，倒下去，倒下去，伦敦大桥倒下去，我—亲—爱的……。”
“划、划、划小船……快乐地快乐地快乐地快乐地，人生莫如梦……。”
“那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一个?——摇尾巴的那个？那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一个？能不能便宜卖给我……。”
“毛茸茸的蜘蛛往上爬，雨点儿落下来把它冲下。太阳出来把雨水晒干，毛茸茸的蜘蛛重又往上爬……。”
然后是Cockles and Mussels，他站在商店门口，把整首歌都听完了。 “In Dublin’s fair city，Where girls are so pretty……”[1]
19
八年前，在N城，那天上午，在学院区一条偏僻的小街上，他迎面看到一个女子。他立刻想到是玫。但这怎么可能。
可他还是跟在她身后，一直到一处小区的门口，看她匆匆走进一个漆黑的楼道。
他问门口小卖部的老头儿：是不是有个叫玫的女孩住这里？
当然。
当他敲开她的房门，她一点儿也未显出吃惊的神情。她说她刚才在街上就怀疑是他，但念头一转就错过了。她问他现在在做什么，他说他从单位里辞了职，去了一家公司。她问他今天在干什么，他说他在找住的地方。
正好，隔壁那幢楼正有个一居室求租。
那真是个得求人才能租出去的一居室，分明是一间牢房。仅有的一扇窗子又窄又小，开在高处，又被几根粗粗的窗棂箍住了。白天也不能不开灯。打开灯，映入眼中的是一堆破旧的家具：一张木桌、两把木制靠背椅、一张木床，用手推一推都摇摇欲坠；厨房里是藏污纳垢的水槽、披覆经年油渍的煤气灶、散发出神秘气味的瓶瓶罐罐——他觉得如果自己打开一个，或许就有一团蓝色烟雾跑出来，“哼哼哼哼哼……”。墙是灰色的，它从前应该是白的，但一年又一年的尘土早已浸透进石灰的骨髓里去了。
黎的目光在窗子、木桌、椅子、木床、煤气灶之间游离，以这些物体为线索，勾勒了一个黯淡、潮湿、阴冷的世界，是安顿鬼魂的地方。他觉得什么东西在发出霉味儿，问房东，她说没有。问玫，玫也说没有。莫非是从他脑子里散发出来的？
房东说前面也是个年轻人，在这里住了一年走了。
黎在那间屋子里也住了一年。起初那股霉味挥之不去，但是经过一个月，他也随遇而安，呼吸也顺畅多了——好像倒也真没什么霉味。他把那些破家具堆到一个角落，买了一些塑料的家具，安了一只四十瓦的日光灯，如此这般一收拾，屋子里就有几分喜气了。
那天真是奇怪的一天，很突然碰到了玫，转眼又租了一间黯淡的一居室，跟玫成了邻居。一切都像安排好的似的，相当的不真实。但是玫说，Ｎ城不就这么大吗？早晚会碰上的。黎可不这么看，他在Ｎ城生活了七八年，却从来没在街上碰到任何一个熟人，一个也没有。上班的时候进单位大门，抬头低头都是熟人，一出单位大门，准保一个也碰不上。熟人们上了大街，就像一把沙子落进草丛里不见了。即使离单位只有百步之遥的几家餐馆里碰不上，电影院里也碰不上，舞厅，酒吧，照相馆，火车票售票点，百货大楼，……任何地方都碰不上，他们出了单位的门，都换上了另一副面孔。
黎只在Ｎ城的街头碰上了玫。
玫租的那间一居室要舒适一些，墙上贴着崭新的墙纸，家具是半新的，最值得称道的是有一方大窗子，使这间屋子有一种心扉洞开的态度——相比之下，黎的屋子就内敛到阴险的地步。也是一楼，跟黎住的那幢楼之间隔着一条路。
玫那时算是自由职业者了，又在一个美术学院读在职的研究生――这是多奇怪的状况。在他碰到玫之前，他已经知道玫也在这个城市了。玫十四岁的样子离开涂门去了上海，此后他们一直也没有再见过面。玫大学毕业两年后来Ｎ城。等黎知道玫在Ｎ城，他们两个在Ｎ城的街上走来走去好几年了。如果这么去想，倒也算不得巧合。
20
母亲的那个女同学在她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死掉了。他家里有她的照片，她和他母亲，还有其它几个同学，亲热地站在天安门前冲你微笑。清一色的军棉袄，扎长辫子。不知道母亲那个时候怕不怕细菌，他没问过她。照片中的母亲就站在那个女同学左边，笑得并不开心，但还没有现在那种已经刻在脸上的恐惧表情。那个女同学高高大大的，比母亲高出一头还不止，是学校篮球队队员。她们一齐去北京串联，不过没有参与什么政治活动，玩了几个著名的地方，就兴高采烈地回来了。
母亲的那个女同学是自杀死的，趁同学都不在的时候，把自己吊在宿舍里。
一场篮球赛上，她打的那么的好，东奔西跑，“简直就是飞起来了”。对方的球员拉扯了她，想把她从天上拉下来，却把她的运动短裤拉了下来，全校师生都看到了她裸露的身体。
她因此就不能继续活在这世上——她留在床铺上简短的遗言就是这么说的。
他母亲没说那个拉了别人裤子的女孩下落如何，应该没去自杀，但恐怕自此不会有顺畅的一生。这可想而知。
他有时能从这样的故事里短暂地理解一下母亲：她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来的，从外星球来的，她眼中的世界，当然也就和他不同。一只猫不能理解一只狗，一块砖不能理解一块石头，这毫无办法。然而母亲的同龄人似乎大多不像她那么恐惧眼前的这个世界。
在N城，在那个小街里碰到玫的时候，她已经25岁了，他也26岁了。那时候她的画里尽是些毛绒绒的白色物体：长毛兔、巴儿狗、蒲公英、绒羽、棉花、云絮、雪人、雪地、被胎、毛线、灯泡、墙壁、线团……。她甚至把桌上的一杯牛奶也画成毛茸茸的样子，再配上几粒白色药片——它们也被一圈月晕般的灰白色环绕着。那是玫的毛茸茸时期，一切无不是毛茸茸、雪白、轻飘飘的，一阵风就能吹走。她把它们称为“白色承诺”系列。这几个字不能说不温馨，可又有点酸溜溜的味道。他劝她改个名字，可等她问他有何高见，他又说不出所以然。她甚至把树木也画成白绒绒的一团，被大雪覆盖或者雾凇凝结，更多的是患了白化病的树――白的枝、白的叶，甚至裸出地面的树根也是莹白的。背景却永远不白。在那些天蓝、朱红、暗灰、祖母绿、土黄、鹅黄等等的神经兮兮的背景下，你只想逃到那些毛绒绒的物体里头去。
就算逃进这些毛绒绒的物体，你又想从飘渺和空虚里逃出来，逃到画外头去。
21
玫，能进来吗？
请。
不打扰你？
不打扰。
可有进展？
进展什么？
什么都行。
没有。
吃了么？
吃了。
吃什么了？
什么都吃了。
这个行么？玫拿了个馒头给他。
嗯。
没别的。
这个就行了。
要水？
谢了。
今天没去上班？
星期六。
哦，星期六！
......
黎，你就打算这么过下去？
什么过下去？
不讨个老婆什么的？
嗯。
22
｛大雨过后，山镇的天空被洗得干干净净。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是空气凉意未散。吸入肺腑的那种冷，沁人心脾，让你振奋。人们在被雨水浸透的黄土路上过，脚上带起一坨坨的泥块，它们越来越厚越重。等到不堪重负，就使劲甩一甩腿脚。被甩出去的靴子是乌黑的胶靴，弹性很好，质地像木耳，不透气，从脚跟那里隐隐发出一股皮革的臭味。
｛载重汽车总是被涂成神奇的天蓝色，溅在车身上的黄泥格外醒目，是熟透了的杏子的颜色。
｛麻雀像无数谷粒被突然抛起来，漫天飞扬。｝
记忆我行我素。它留下什么，你就只好接受什么。有些或许极其微不足道，却比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创伤还要刻骨铭心。
只要一想起山镇，就有一只精致的松塔浮现在面前。褐色的敦实的干松塔，鳞片簇生。
这种完整精美的形象在你得知它没有松子儿的时候，就让你格外诧异。他曾经漫山遍野地寻找松塔，没有一只有松子儿。这么精致的东西，却又是空空的，徒然的美好。他诧异的或许是它们为何而在。
玫在他的记忆里，是她怔怔的目光，有时，又是她给他的最初印象。那是她尚不知道害羞的年龄。他第一次看到她的在她长大成人后一定要掩盖的部位，就是在那个年龄。只一瞬，那让他惊愕的印象就牢牢地留在什么地方再也不会忘掉。不是美的震撼，也不是丑，那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形状，或许还有一点灾难的感受。
记忆就是这样不可捉摸，是熟视无睹还是过目不忘，全由不得你。
他回忆留学时呆了三年之久的那个大学，确切说出他天天上楼下楼的建筑是什么颜色，办公室是第几层，他就已经无能为力了。每日里上楼下楼，该有上千次吧，都不能让他记得它在第几层。这才是几个月前的事。他费了一番功夫，回忆、推理，估计大约在第四层，至于房间号，他是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了。
他努力回忆几个月前那个地方的细节，仿佛这事关重大。但这企图碰了大钉子，他走不进这些地点和事件。地面上铺的是什么？桌子是什么颜色？灯是什么形状？在什么位置有零售机？他的教授在哪一间房间？都不记得了。
熟悉的事物，我们其实是在千万次的重复中努力地忘掉它们。
23
在N城，他们之间隔着一层透明的厚玻璃。他来N城之前，他也和几个女孩子交往过，结果都是草草曲终人散。爱上一个人再容易不过了，而保持住这种情绪难乎其难。大约对方也是作此感想。只有那么一次，对方找来，一定要说清楚。她越这样，他就越讨厌她。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好人，对持久恒常的东西满怀敌意。他离开那座城市，跑到N城来，也是有逃跑的意思。
那天他在玫的房间里坐着，捧着她冲好的一杯绿茶。山镇茶场出产的。她说尽管离开山镇十几年了，那里的朋友还惦记着她父母亲，到春天总有人送些茶叶来——当然是都送到了母亲那里，或者她这里——经常是硕大的一包，整年都喝不完。黎知道“硕大的一包”是什么意思，他们家也一样。山里人是以体积来表示情意的厚薄，拿到你面前的礼物，空间上总是超出想象。一麻袋栗子，或者整整一箱松花蛋。有时也是求你办事，却吞吞吐吐，不好意思说出口，平日的直爽一扫而空。
茶里飘浮着一朵白雏菊，托着黄绿色的花萼，也是山里的。
{“搁一朵吧，都说雏菊去火，”玫这样说着，未等黎回答，一枚干巴巴的雏菊便落在茶里了。说到“去火”二字，她变得不好意思起来，动作也粗糙了。}
那朵其貌不扬的雏菊，在热气腾腾的茶水中舒展自己，第二次盛开了，在水面上悠悠的样子真像一朵睡莲。
玫说，雏菊煮出来的水，隔夜就变成墨绿色，就像把山村整个春天的颜色都释放了出来。
黎想像着夜深人静时，雪白的雏菊趁着夜色，把体内的绿色一点一滴地释放出来——那肯定是一件既痛苦又快乐的事情。
那天应该是个周六或者周日，因为他记得他整天什么事都没做，只是陪着她聊天。
他们比邻而居，来来往往，许多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那阵子玫就在抱怨自己睡眠不好，终于买了安眠药。
安眠药，在他头脑的词典里，是用来自杀的，这种想法不可理喻。
每天晚上入睡前一粒，真的能昏昏大睡，她对他说。
她早上服一片维生素片，这是她母亲寄给她的，隔三差五打电话来嘱咐她服。她母亲坚信，一天一粒维生素，就能活到九十岁。后来又陆续寄另一些药，但坚决反对她服安眠药。
于是早上一粒维生素，晚上一粒安眠药，平衡的很好。
那天她端了茶，顺手就拿了维生素片搁进嘴里。
吞下肚就发现药片拿错了。她像个服毒自杀的人那样交代后事：我上床去睡了，你一会儿喝完茶就帮我把门带上。
嗯嗯。
他在她睡去的时候，就去翻阅她那些神秘的地方。
这算是一个只属于他的秘密，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这事，连玫也不知道。
他知道自己是坏人，一切被禁止的事情都在他心头唤出不可遏止的好奇心。
他觉得玫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同学们朋友们也是。
秋后的一个周六，这些朋友拉上她，也把他捎上，去乡下吃农家饭。那时候或许还没有“农家乐”这个词呢，玫的这些无法无天的朋友总在开风气之先。
要烤的那只小山羊，在他们抵达老乡家的时候还被栓在树旁咩咩叫着，楚楚可怜的模样让人揪心。他们在出发之前，特地打电话给老乡，让他留着羊一条性命。
当然是等着他们来再屠宰，吃新鲜的。宰羊的是个油画系的副教授，贴着羊脖子一刀下去，浓稠的血就从那个洞里涌出来，涌进一只铁桶。
烤羊腿、烤羊肉串，一切都是新鲜的。
他站着，麻木地看着眼前的几个画家伸出血红的手。
只有玫远远地躲进老乡家里去了。
“咩~~~~~~~~咩~~~~~~~~~~~~~~~~~~~”
一只脚踩在它的脖子上，另一只脚踩在身上，几刀就把头切下来了。
“真可怜。”
“它后退还动呢，想要站起来！”
鲜红的血咕咚咕咚流进铁桶，是拧开的自来水管。
“喂！你把羊头照下来！”
“扒了皮你看这羊的肉，跟别的羊它就是不一样！”
“那肉可香呢。”
“……”
“三分钟之前它还活着呢。”
“它的命不好。”
“让你吃了命还不好。”
“真可怜。”
“给它照张相。”
“别照这个，太血腥了。”
“我要是这羊我就不吃草了，我吃草吃肥了我不就等人宰吗。”
“它哪知道啊。”
“……”
24
他打开雅虎邮箱，收件箱里塞得满满的，几乎都要掉到桌子上来。大部分是垃圾邮件，来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来自火星也未可知）。他每次打开这个邮箱所干的主要操作就是删除各种垃圾邮件。
他差一点把安东尼发来的邮件也删了。安东尼是他博士班的同学，他们有好一阵子都没有联系了。
安东尼同学，生理年龄50，在他肋条下跳动的那颗心脏50，但这心脏却不肯像五十岁的心脏那样跳动。五十岁读博士就是明证，但这还只能算旁证。
安东尼住在车库里，和三条狗一起生活。
房子已经腾空，打扫干净，等着买主。安东尼正就筹备着回北方的宾夕法尼亚州，去和他父母一起过。他在外面闯荡了好几十年，年界五十，重新变成穷人了。
安东尼的房子归在前妻名下，他跟她离了婚，正在打财产的官司，这已是他第三次离婚了。黎怀疑安东尼是被赶进车库里的——即便在等买主，怕也不用这么委屈自己。当然，安东尼自己的说法是：他的腿是瘸的，靠轮椅进进出出，车库里没坡没槛的，最方便不过了。
Good reason.
他去安东尼的车库打工，帮他收拾屋子，顺带做午饭。冰箱里有上好的牛排，他煎了两个，一人一个，配上洋葱青椒，要说味道不好那是真没良心。安东尼养的三条狗在院子里逡巡，把什么都叼在嘴里。只要院外有个风吹草动，就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地吼。
车库的墙上贴了一整溜的奖状：某某年，某公司最佳推销员；某某年，某公司优秀推销员；某某年，某公司十佳推销员……。
他的住处被他搞得乱七八糟，只有那几张奖状规规矩矩地守住一面墙。
安东尼目前自己开公司，公司就开在自己的车库里。他倒卖古董一类的东西。那些古董恐怕也不值什么钱，就算追溯上去，也决不会超过二百年。大多是从跳蚤市场淘来的旧货。
在旧货堆积如山的车库里，安东尼坐在轮椅上跟他谈东山再起的计划。
“I have a big project！”安东尼用的是马丁路德金的腔调。
然后他让黎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箱子来。整整一箱透明的玻璃瓶子，装得是淡黄色的液体。安东尼公司推出的新产品，正向好几家超市推销。
“柠檬油！”安东尼拧开一瓶，倒一些在自己手上，用另一只手使劲地搓——“冬天你在院子里干活，涂上这个，任它风吹日晒！”他又拿起一块破布，搅了油，在他的旧电视的荧光屏上擦：“用这个油，不生锈！”
安东尼呵呵笑两声，压低声音：“我跟我女朋友干那个的时候——嘿嘿！”
安东尼的“柠檬油”是一种矿物油，添加了柠檬香精，被他从矿业公司买来，装进他的玻璃瓶，一夸特一瓶，贴上安东尼公司的标签，把他的床底下塞得满满的。
“lemon oil！”“无色无味不燃烧，无酸无碱无腐蚀，万能柠檬油！”
“你可以用它擦一切东西，家具、电器、金属制品，一切的一切。”安东尼撩开袖子，指着胳膊肘：“look！look！Once I was burnt by a damned barbecue grill, just here. I apply a drop of it immediately. Tell you what! No scar at all! How magic!”
安东尼郑重地把两瓶柠檬油交到他手里。
他立刻想到了万金油。
无色无味不燃烧，散发柠檬添加剂气味的矿物油，后来居然通过了海关检查，稳稳当当地落地北京城。
他走到厨房，从一个柜子找到这两瓶油，拿着它们回到电脑前，郑重地给安东尼回信。
他说柠檬油已经安然抵达北京，他会帮他找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商家，非典已经结束了。
25
2003年8月8号早上，他从火车车厢里钻出来，就看到了天津。二表哥开车来车站接他，把他拉到舅舅的住处，就开车上班去了。
“今天刚好立秋！”这是舅舅见面的第一句话。
“你是我们家的骄傲。”这是第二句。
他对舅舅说，你们这边好像才下了雨，街上还能看到水。舅舅就说，那是当然的，一立秋，天气马上就不一样了，秋天就是秋天，咱们中国人的节气是很准的。
他随声附和，说真是这样，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每年清明这天学校都组织郊游，但从未得逞，那天永远在下雨。舅舅说：“你看，中国人的节气就是这么神!你们那个校长也够教条主义的。”
“对了，那个校长我还见过呢，”舅舅说，“那年我去你们家探亲，还给你们中学做过一个报告”。
他说您恐怕记错了，小学和中学那时还是两个学校，各有一个校长。
“你们那个中学校长还联系过我，他孩子想上天津来上大学，后来他孩子没考到天津来——他考哪去了？”
“据说去南京了。”他说。这时舅妈端上两玻璃杯滚烫的绿茶，他站起来端杯子。
你妈妈身体怎样，你爸爸身体怎样，你在北京还习惯吧，你舅舅经常说能，你是我们家的骄傲……。
还好，还好，还习惯，嗯——。
碧绿茶叶在杯里落下去又浮上来，落下去又浮上来，最后都踏踏实实地沉了底。
这个舅舅，一辈子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但他的两个儿子都只上到专科就毕业了。“我总是跟人家说，我外甥考上XX大学了，后来我又说，我外甥出国留学了，呵呵。”舅舅描述的这个蒸蒸日上的故事仿佛是另一个人的。舅舅对他的下一个期望，是他当上大学教授。
他想对他说，他已经永远离开大学了，但他拴住了自己的嘴，他觉得说这些全然没有必要。
舅舅当然要问他在做什么。他说自己还在找工作。
来天津也好啊，NK就是很好的学校——你知道西南联大吗？那时候不就是北大、清华、NK？
从舅舅口中蹦出这许多梦幻的词语，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小时候，舅舅去看他，就用这种口气：不能考上北大、清华，也要上NK。那是二十年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他刚上中学，舅舅却已退休了。NK两个字的魔力，到现在还残留在舌尖上。
舅妈端上一大盘点心放在他面前，拿出一根巧克力威化，剥去一部分塑料包装，把它递到他眼前。他顺从地接到手里。
“你有好多年没来天津了。”她说。
“好多年了。”
“有五年了吧。”
“嗯，得有五年了。”他像个鹦鹉似的重复她的话。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天津吗？”
“当然记得。”
“你才三岁，还穿着开裆裤呢。”
“呵呵。”
他真不记得那时候穿的是开裆裤还是别的什么。他对舅妈说，他记得自己被大表哥二表哥带着去一个挺荒凉的地方，翻开石头捉蟋蟀。
“他们从小就贪玩，没一个成器的！”
他说他们捉蟋蟀的认真劲儿比得上一群昆虫学家，带着他千辛万苦的到处跑；谁说孩子们的玩儿就是玩儿呢，如果大人能拿出孩子玩耍的认真劲儿做事情，有什么做不成的呢。
舅妈露出一点困惑的表情，说这孩子说话她都有点听不懂了。
“是啊是啊，社会学家嘛。”
他说那次他只记得捉蟋蟀的事情，他把后面这句话咽了下去：“对舅舅和舅妈都没有印象。”
是的，舅舅、舅妈、外婆、甚至带他来天津的他的妈妈，他都没有印象了。那次在天津他记得几个人在石头堆里捉蟋蟀。
但是在外婆的记忆里，他的那次天津之行该写进《惯儿行状录》里去的。他抢二表哥的糖果，不让大表哥睡在同一张床上，不肯吃饭，半夜里还强求妈妈带他出去看星星，被拒绝了就嚎啕大哭。
外婆的记忆被母亲复制，在他这几十年的人生中被滚动式播出。是啊，现在他能明白这件事让母亲有多丢脸了。她当年千里迢迢地去外地上大学，嫁到外地，已经把外婆气得不行了，这又带回来这么个四六不通的孩子，哎。
他突然福至性灵地明白了很多事情，外婆跟母亲的冲突（做什么饭啊，买什么衣服啊，送什么礼啊），外婆跟父亲表面上的和平和潜在的嫌弃，父亲母亲的争执，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这些让他觉得不正常的东西，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正是他的软弱，他才会觉得一切不该如此。他应该把这一切当成最正常的东西，而把那些和平主义的训诫扔到抽水马桶里。父亲、母亲、外婆、舅舅、舅妈，和世上一切的父亲母亲外婆舅舅舅妈一样，就是因为他们是父亲母亲外婆舅舅舅妈，他们就得那么争争吵吵明争暗斗地活着。他这么个被宠坏的孩子，带着从被外婆宠坏了的妈妈身上继承的骄纵坐着火车来到外婆面前，正是像一根酒精药棉似的在她伤口上一下一下肆无忌惮地磨擦。
不管怎样，他们都活得生龙活虎的，根本不像他这样忧愁；这些矛盾冲突都算不得什么，他们都不屑去解决，更不用说死了的都已经死了，活着的就更不该去在过去的事情上纠缠。他觉得自己的忧愁只是带着他兜了一个圈子。
“你三岁的时候来，天天晚上要拉妈妈出门去看星星，你妈妈很生气，”舅妈把茶杯推到他面前，“喝茶！”
“我们这边天黑！这孩子从来没看到过那么多星星，”舅舅冲着舅妈说，“这孩子从小就跟别的不一样。”
他内心几乎升起一阵感动。假如舅舅读过康德，肯定还会加上一句，“康德......。”他觉得舅舅对自己的厚爱超出了自己可承载的程度，就像一家开在街角的小银行突然收到亿万存款，连那个成天无所事事的保安都突然紧张起来。
舅妈说，你就帮着孩子在天津找个工作吧，也好有个照应。舅舅就说谁谁谁是大学教授，是他朋友，谁谁是研究员，当年在一个单位里工作，关系不错——在国内嘛，找工作还不是要有点关系？！
他婉言谢绝，说自己的工作差不多也有点眉目了。
“在哪个大学呢？”
他说还没定。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搞得他很不安。何不直接说个清楚呢，但是舅舅肯定不会明白，他能够预料到他会有什么反应。
舅舅拿出工程部队军人的气度，把一条条克敌制胜的法宝交到他手里。然后他就说到了1964年。没办法，他和舅舅见面还不到半小时，又谈1964年。总这样,原子弹、中国人、中国人、革命军人......。
关于1964年，舅舅就这么谈啊谈，居然一直谈到了中午。
二表哥下班回来了，推开门听到老人又在谈1964，就很残忍地抛来一句：“要不是你们捣鼓出原子弹，某某人怎能肆无忌惮搞文革？”
舅舅大喝一声：“没有他，你们能过上今天的生活？
“今天的生活？我还真不知道要谢谁。”
舅舅把脸转向黎：“他们这一代——。”舅舅摇头，再摇头。
他们这一代，黎觉得，应该是包括自己的，舅舅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看他们，要房子有房子，要工作有工作，还老觉得谁都对不起他们。”舅舅边说边从怀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两根，递给他一根。他诚惶诚恐地捏在手上，又从舅舅手里头抢过打火机给他点烟。
他记得二表哥对他说过，他的外婆，表哥的奶奶,家里曾在N城有一家织布的工厂。“你舅舅吃饱了撑的，非要去闹革命，把爷爷气得要死。”
外公倒是寿终正寝，舅舅，因为那家他都没见过面的织布工厂，在六十年代倒了大霉。
他忽然想起，舅舅比自己大了四十岁，论年纪，是爷爷辈的人了。
他曾经成绩出色，考上了一个好大学，又读的是物理。上大学那阵子，舅舅几乎每学期都会给他这个“未来的原子能专家”寄一封信来，鼓励他勤奋学习。他也还算勤奋，直到那年夏天，他突然就放弃了物理学。
他辜负了舅舅的期望，没能成为原子能专家，甚至也没有像出国时专程去上海送行时舅舅退而求其次的期望那样成为“未来的社会学家”。
舅舅始终就这么认认真真地活着。这种认真天真又粗暴，有一种炮弹的味道、装甲车的味道，轰隆隆的，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
在舅舅的眼里，现在的他是个什么呢？他简直想骗骗他，说自己是个作家，但转念又知道这根本无法蒙混过关。好在他的社会学博士是真的，他为自己不在社科院或B大之类的地方工作的解释是：正在集中精力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准备出版。实际上他并没有在干这件事。好在舅舅并没有细问。
无论如何，他佩服舅舅，所有肉体的苦难在他那里都不算什么。当年他向他讲述蘑菇云冲天而起的情景时，那么神采飞扬，这无疑触动了他想成为一个物理学家——更确切地说一个科学英雄——的梦想。儿时的这梦想现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现实了。偶尔他会有几分失落，但这失落转眼就消散了。
他仍然需要一个让自己觉得生活值得一过的理由，这在他舅舅根本不成其问题。在舅舅而言，生活原本就是值得一过的，他为这个国家献出过一切，没有什么可值得愧疚的了。
但是在他这里，什么值得爱，什么值得奉献，什么是什么，都还很不好说。
[1] 儿歌 Cockles and Mussels 歌词: In Dublin's fair city/ Where girls are so pretty/ 'Twas there I first met/ With sweet Molly Malone/ She drove a wheelbarrow/ Through the streets broad and narrow/ Crying, "Cockles and mussels, alive, alive-o"/ She was a fishmonger/ But sure 'twas no wonder/ For so were her mother and father before/ They drove their wheelbarrows/ Through the streets broad and narrow/ Crying, "Cockles and mussels, alive, alive-o"/ She died of a fever/ And nothing could save her/ And that was the end of Sweet Molly Malone/ But her ghost wheels a barrow/ through the streets broad and narrow/ Crying, "Cockles and mussels, alive, alive-o"
中文大意：都柏林集市上，姑娘们真漂亮，就在那里我遇到，甜甜的莫莉·马隆。她推着小车，穿过小巷和大街，叫着，“贻贝！扇贝！活的――活的。”她卖鱼为生，这可以肯定，因为她爸爸和妈妈以前也干这个。他们推着小车，穿过小巷和大街，叫着 “贻贝！扇贝！活的――活的。” 她死于寒热，没人能把她救活。从此就没有甜甜的莫莉·马隆，但她的灵魂还推着小车，穿过小巷和大街，叫着 “贻贝！扇贝！活的――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