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士子京城劫
――万润南其人其事
·李劼·
海外流亡者中值得书写的人物并不多，但老万是一个。这不是因为当年四通总裁曾经如何辉煌，而是因为作为历史个案的万润南，有着独具的地标性。 老万寄来的四通回忆《商海云帆》很厚实，精装，封面红红的，让人蓦然想起当年的马恩选集。通读过后，又发现，老万毕竟是清华理工男，虽然少时的文学根底不错，但还是疏于叙事艺术，将精彩的故事讲说得沉闷乏味。流长账式的讲说方式，外加诸多相当冗长的演讲报告、会议文件引文。要不是间杂了大量的历史性旧照片，这本书的可读性只能在六十分以下。
但这就是老万。一个务实能干的企业家，文学写作并非其本行。要不是受到深藏在老万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老万，一个理想主义的并且是极其业余的政治活动家，的骚扰，老万绝对不会混迹于海外的流亡人群，而是一颗闪耀在京城的商业巨星，万众瞩目。90年代以后在京城爆响的诸多商业明星，比之于老万，鲜有不黯然失色的。
曾经说过，在中国百年历史上，懂得给对手留余地、懂得妥协谈判、懂得谋求双赢、懂得不能凡事都你死我活的人物，举得出来的，也就是曾国藩、杜月笙。如今，似可再加上一个万润南。政治游戏的关键在于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的成因，又基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是商业文明的谈判运作，还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这在中国人，至今是个问题。因为那个抢台面的同义词，造反有理，早已深入人心。
老万将四通故事命名为《商海云帆》虽然有点诗意，但却过于飘忽。因为这个故事的历史内涵在于，是一个拒绝认同你死我活规则的江南士子，在京城遭到的人生劫难。在老万的四通年代，经商并非已然蔚为大观。真正的经商人士，就好比是茫茫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从水泊梁山到商业文明，其间的沟壑，哪里是区区几年时间可以填平的？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穿了就是，坚持你死我活的游戏规则、坚持镇压屠杀的独裁原则，永远不改变。
老万一介布衣，因为读书出类拔萃，入了京城首席学府，结识了一批精英人物，同时又生发出与落难公主的一段姻缘。倘若仅止于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老万完全可以藉此广织人脉，小心钻营，团团作揖，蒸蒸日上，在京城里谋得体面的地位，活得红光满面。但老万却误入理想主义歧途，还将骨鲠学长罗征启引为人生楷模。在结束了与头号走资派千金的婚姻之后，再度结缘，岳丈刚好又是个官场里的骨鲠。倘若说人以群分的话，那么老万在京城碰运气时碰来碰去、碰见的有缘之人，尽是书生。先向陈云坦然直言、后向下令屠城的屠夫公开抗议的罗征启是书生，缘自一、二九学生运动投身革命从而拒绝认同向学生开枪的李昌，也是个书生。这样的人缘格局注定了老万一旦卷进流氓政治，会领受什么样的命运。那些在八九年以后飞黄腾达的政商权贵，大都因为或者公开支持、或者悄悄默认屠杀平民，得以自保。那一年，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在人格上的鬼门关。
当然，假如换一种很学术的说法，老万商业生涯的败北，乃是没有体制保障的结果。据此，可以做出一大堆体制改革如何必要或者民主政治必须先行的学术文章。但问题是，假如体制不同，作为历史个案的万润南也就根本不成立。在一个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下，要讨论的不是万润南如何如何，而是比尔盖茨、巴菲特如何如何。与文明的体制相应的，是商人的良心和底线。所以有了让中国人看不懂的慈善捐赠，以及财产不留给子女而是捐献给社会之类的人文景观。良心是道德的，底线是法律的。
但在既没有法制又不讲道德的国度，想要成功的前提，刚好就是昩掉良心，拉掉底线。这对既有底线又有良心的老万来说，当年的苦苦奋斗，无疑更为不易也更为挣扎。但老万没有多说。印象很深的是这么一个细节，一位政府官员盛气凌人地告诉老万，要灭掉四通公司，就像掐死一个蚂蚁那样轻而易举。其时，老万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但也只能强作笑脸地忍了。此时此刻的老万，不得不做一把《林家铺子》里的那位林老板。
不过，老万此刻也该明白，当局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的言外之意，并非是说人人都有了发财的机会，而是要让梁山子弟优先捞钱。老万为什么在人家眼里只不过是只蚂蚁，就因为不是正牌的梁山子弟。即便做了人家的女婿，也不等于就可以名列梁山。倘若老万的父辈是开国功臣元帅大将之类，那么陪笑脸的就不是老万，而是那个把老万看作蚂蚁的官员了。老万说得比较详细的，是四通公司如何创办如何坎坷如何闻名遐迩的故事，只是区区于商场上的林林总总一向茫然，所以看得不是很真切。倒是老万提及与一些旧朋故友交往的情节，让人感受了世道人情的凉薄。后来出任了总头领的清华老同学，后来当了大将军的前妻舅，没有一个向后来落难潦倒、流落他乡的老万伸出援手，拉老万一把。那当然也都可以理解。因为在一个你死我活的国家里，没有人有安全感。对于身踞要津的在位者来说，老万就像一个麻疯病人，谁都害怕沾染。这跟老万当年名动天下之际、人人争相握手的情形，对照鲜明。就世态炎凉而言，这也算是人之常情。
有趣的是，区区却刚好相反，命定结识落难之人，而不懂与炙手可热的权贵勾肩搭背。在老万风光的八十年代，区区孤陋寡闻到了不知万润南为何人的地步。直到老万在旧金山度过了开出租车的岁月，才因为网络上文章流传的缘故，今晨捧袂，喜托龙门；在那帕附近的那个社区住宅里，有幸造访老万夫妇。他们都喜欢区区的文章，尤其是万家太太李玉，见了区区开心得像个小姑娘，一再强调是忠实粉丝。夫妇俩那么阳光的神态，一点不像落难中人，而像是刚刚出席四通庆典之后的余兴未消。
印在书里的旧照中，有他们夫妇最早的合影，看上去很知青的模样。很难想像这两个知青，后来竟然会打拼出那么一个私营公司；商家楷模，震惊朝野。不过，他们虽然也在扮演着先富起来的角色，但这在当局看在眼里，却感觉仿佛是当年的资本家又回来了。当初，刘少奇会跟资本家套近乎，还放下身段，提出剥削有理。但此刻老万夫妇及其四通面对的邓小平，是个粗坯，根本没有那种雅兴。邓小平的先富起来理论，是专为梁山子弟度身定制的。像老万那样的新兴资本家，在其眼里不过是一只可以随便掐死的蚂蚁而已。
然而，老万在回忆中可是口口声声邓大人。殊不知，那位大人乃是因为太小人，所以当上了大头领。流氓政治的一个特色就在于，最后总是最流氓最没有底线的痞子胜出。邓大人不做小人怎么能成为邓大人？老万当时可能没有看清楚，所以一再表示，跟邓大人是站在一起的。老万或许至今都没想过，邓大人当年身为一军统帅时，敢扔下军队当逃兵，你老万敢么？邓大人面对毛湖南时，一再低头认错、发誓永不翻案？你老万说得出来么？老万是直到邓大人向学生开枪，才恍然大悟，自己跟邓大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人家在逻辑上是相当一以贯之的，因为敢做逃兵，因为敢低头认罪，再加上早就有过镇压知识分子的前科，所以一面对闹事学生，马上就会想到开枪。这要换了其他没有做过逃兵、也不肯低头认错的人物，会向学生开枪么？即便是在上海滩青红帮里混迹过的蒋介石，也不曾向请愿的学生开过枪。邓后来坚持改革开放，是理当肯定的。老万当年因此对邓过于信赖，是天真的。当然了，这天真之中，也不排除是一种弱者的策略。狐狸只有跟在老虎后面，才能理直气壮。
老万在书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学生的绝食，将赵紫阳逼到死角。五月十七日，某些知识精英公开提出打倒现代慈禧，将垂帘听政的邓小平逼到死角。不管后人如何评价赵紫阳没有做俄国的叶里钦，不管后人如何痛恨邓屠夫，但老万的痛心疾首，却是非常值得后人深思的。
老万并非是呼吁大家向准备做屠夫的独裁者低头，而是痛心于双方都不愿改变你死我活的游戏规则。改变游戏规则说艰难很艰难，说容易也很容易，就是给对方留余地。比如说，面对戒严令，最机智的方式与其说是坚持到底，不如说是适时撤退。道理很简单：你想开枪么？那我们通通从广场上撤走，你还向谁开枪？抗议可以在广场上进行，也可以在校园里进行。在广场上可以谈判，在校园里也照样谈判。按照民主政治的逻辑，最后应该是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
老万当时虽然没有想到那么多，但至少知道，不能诉诸流血的方式。老万当时认为，屠夫固然是无可理喻的，但学生却是可劝说的。老万的岳丈李昌，可能也是那么认为的，所以会让老万去劝说学生。基于常识，他们都认为，屠夫是非理性的凶残的，而学生只是天真而已。他们全都忽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学生确实天真，但学生领袖是否天真？
学生领袖当中当然也有天真者，比如其中有人认为军队最后不会开枪，最多不过是冲进来打一顿，然后架出广场。学生领袖当中也不乏听得进劝说者，从而曾经举手通过撤出广场的决议。最后不愿撤的，是广场的总指挥们。这不仅在老万的书里有披露，还曾在其他当事者的回忆中被证实。
历史有时确实系于一人一念之间。这不是一人一念如何举足轻重，而是那一人一念聚焦了众多的意愿，从而凝聚了空前的能量。开枪一方如此，不肯撤出广场一方，也如此。
当人们翻过那一页历史时，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双方虽然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对立对峙，但双方领袖人物的思维方式却是完全一样的。黑白分明，不容调解。倘若开枪者承继的是毛式思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来自枪杆子的政权必须用枪杆子来捍卫；那么在不肯撤出广场的总指挥身上发酵的，是江青人格。
区区在论说毛现象时，曾经指出，中国男人一旦大权在握，很容易成为又一个毛泽东。后来发现，中国女人一旦上位比如炙手可热，嫁与权贵豪门，或者成为广场总指挥，江青人格就会迅速滋生发芽、茁壮成长。这种人格的特征是：目空一切，惟我中心，酷爱作秀，颐指气使，凭着快感行事，渴望万众瞩目。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生，突然成为全中国全世界万众瞩目的广场总指挥，那样的心理效应，是中彩票的千百倍，是范进中举的上万倍。而一旦撤出广场，总指挥的辉煌马上成为过眼烟云。这在总指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权力，不只是让当权者恋栈的毒药，也同样可以成为反对专制权力的造反英雄或者学生领袖一心执着于继续领袖继续风光的毒药。
但也不要以为，总指挥的坚持不撤是准备做烈士了。不，人家想得非常清楚，血，是一定要流的，但领袖，是不能牺牲的。这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就算是官方教科书上好像也没有那么写过。即便是当年闹革命的共产党，好像也牺牲了不少领袖，当然是早年。能够肯定只是，官方灌输的你死我活斗争哲学，不仅成为当权者的圭臬，也变成了反对者的潜意识。
凭着快感行事的广场总指挥，不愿丧失快感，正如二十多年后，总指挥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富家太太外加基督徒之后，又享受了一把公开宽恕当年屠城杀人犯的快感。当年老万受岳父大人之托，去恳请学生撤出广场时，绝对不会料到，他面对的，其实是那么一些广场总指挥。老万的毁家纾难是悲壮的，但老万的努力，却是徒劳的。
倘若说，开枪的决定好比一堵不可动摇的墙，老万在书中提及，当时准备开枪的当局，狠心到了不愿让学生撤出广场的地步；那么广场总指挥的快感也是一堵难以让步的墙。老万夹在这两堵墙之间，结果可想而知。不要说当时，即便时过境迁，老万依然面临非议：因为有个四通家当，所以软弱妥协。至于那个四通算不算官倒公司，还得花费不少口舌才能解释得清楚。就像曾国藩算不算卖国贼、杜月笙是不是大流氓一类的疑问，老万的四通辉煌，永远有个算不算官倒的道德利剑悬之其上。
不过，将来若干年之后，最让老万讲不清楚的是，四通故事的整个叙述，充满党语毛语。除了老万不认同你死我活，其它话语，哪怕是新兴的商业文明开拓，老万也是用充满所谓时代气息的党语毛语说出来的。难怪有说，所谓意识形态，总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深受其苦的芸芸众生，都无法不遭到污染。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万与广场总指挥们，倒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受害者。
至于老万那种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不认同你死我活，可能与老万身上的江南士子秉性有关。江苏宜兴出生，在上海求学长大，使老万不知不觉浸淫于江南文化。从这种文化里生长出来的人物，前有王国维、徐志摩、邵洵美、杜月笙诸君，后有林昭、高尔泰、钱钟书、乃至胡河清等人。这种文化虽然遭受到一次次的劫难，但其底蕴却始终因生命的承传而绵绵不断。老万以刚正不阿的罗征启作为人生楷模，并非心血来潮，实乃天性所至。
然江南士子品性，最不宜相处之地，便是历史悠久的专制京城。林昭是在京城遭罪的，钱钟书是在京城苟活的。京城的文化是皇权文化，皇城文化。京城没有商业文明的气氛，京城的生意，说穿了就是权力寻租。老万想在京城开创货真价实的商业文明，那无疑鸡蛋碰石头。老万用石头（STONE即四通）命名所创公司，不无反讽。准确的命名应该是鸡蛋。英文应该叫爱格（EGG）吧。
必须指出，老万在操作四通公司时，是务实的，冷静的。老万只是在历史性关头面对政治事件之际，犯了理想主义的毛病，想用给对方留余地的做法，改变政治游戏规则。老万以为准备开枪的那一方不肯留余地，那么准备被开枪的那一方理当知道什么叫余地了吧？老万绝对没有料到，人家早已胸有成竹，把流血牺牲的光荣让给学生市民，把总指挥的继续辉煌留给自己。老万还没有料到的是，反抗者异议者并非是从书本或者从常识当中走出来的，而是从反抗对象和异议对象那里生发出来的。其思维方式与对方一模一样。相信老万到了海外以后，慢慢地领悟了。至于如何领悟的过程，那要等老万后续的《流亡生涯》问世之后，才能知晓。区区很期待老万到海外后的故事，这应该比四通故事更令人深思。
相比广场上的总指挥们到了海外或者成了华尔街富贾，或者成了美国富家太太，老万以开出租车写完了其人生的最后一章。两相对照，意味深长。但不要以为，老万的悲剧就此结束了。不，哪怕老万百年之后，悲剧依然会继续。将来，不仅老万是否英雄是个问题，老万究竟算红色的还是白色的，也会大有争议。就像对曾国藩、对杜月笙的历史评价，至今尚无定论。可能要等到中国人懂得了、并且习惯了另一种游戏规则、非你死我活的游戏规则，或者说，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土壤不再出产毛泽东、江青那样的脾性和人格，老万那样的人物，才会得到真正的理解。当然，也许这比老万不能回国更加遥遥无期。因此，老万也只能听命了。
二〇一四年元月二十七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