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宾 国军上校 １９４６
王洛宾在新疆喀什
王洛宾５０年代， 解放军团座～
70年代出狱平反后 师座 ～：）
王洛宾去兰州了，起初西宁方面并没有注意。可是过了很长时间，怎么还不见王老师、王教官？连会计都忍不住了，指着花名册问，“看，王洛宾怎么还不来领薪水？签名处一直空着，这让我怎么盘账？”
“王教官可能家里有些事，需要些时间处理。”知道一点他家庭纠纷的人这样想。
过了快半年了，还没有一丁点儿消息。该回来了呀，什么事情几个月还处理不完？人们急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失踪了？杀人了？他回去时还带着刀子！于是这才有人赶紧汇报给军事长官，省主席——马步芳。
马步芳起初也觉得王洛宾回一趟家不容易，两口子应该多呆一段时间，甚至有意不问这事，好让王教官多吃几个月空饷。但快半年了还没有回来，没有一点音信，他也感到奇怪。听到人汇报，才感到问题严重！王洛宾这个人虽说是汉人，但是有文化，有才华，是个才子。小伙子待人也诚恳，工作也踏实，是个可交的人。王教官对我们青海的文化有贡献，他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从重庆唱到全国，又从重庆唱到了美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知道了我们青海！王教官是我们青海的一张名片，一个宝！王教官这个朋友值得交！赶快，去了解一下，王教官怎么还没有回来？打听清楚了立即向我汇报！
部下经过四处打听，马步芳才知道了王洛宾原来是叫国民党军统方面给逮捕了，是“共党嫌疑罪”，关在兰州沙沟监狱。马步芳听说了拍桌子大骂，“王教官怎么会是共党嫌疑？王教官是我的人，是什么分子也该由我来处置！你兰州管的也太宽了！”
他立即给兰州政府方面打电话，兰州政府方面一听说是青海马家军司令、省主席马步芳，连忙说我们调查一下，会解决好的。
马步芳也就放心了，心想事情不久就会解决。哪想过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消息，他又拨通了兰州政府方面的电话。电话那面吭吭哧哧，说什么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很多问题还很不好说，各部门之间也有很多规则。马步芳气不打一处来，厉声呵斥！对方只是唯唯诺诺地说道歉，但对事情本身根本没有丝毫作用。原来兰州政府方面也去联络经营，但由“军统”管着，他们没有办法，又不好意思把真实情况给马司令马主席汇报，就这么一直拖着。
马步芳又给甘肃省党部、甘肃省政府打电话，以为这样没问题了，可他没想到各方面又是推诿、扯皮，又推了两个多月。马步芳直接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打电话，想不到连那谷正伦都说没办法，说他了解了，王洛宾是共产党要犯，由军统方面直接办理，而军地两界，他也插不上手。
马步芳没想到这么个“小事”，竟惹得这么“麻烦”！这时，外面传言，王洛宾已经被装在麻袋里投进黄河了。马步芳也信以为真，因为的确军统方面经常把“敌对分子”甚至“激进青年”装进麻袋抛向黄河。马步芳连连叹息，甚至很有些悲痛和遗憾。
因为王洛宾回兰州了，西宁回民中学的音乐课停了，没人教了。这也罢了，马家军里没有了这个音乐教官，很多文化方面的事情玩不转了，没人干得了。没人教歌了，连队的气氛和往日大不同，士气仿佛都低落了许多。
当后来接到王洛宾并没有死的确切消息，“百忙”之中的马步芳十分高兴，再不容耽搁，立即着手营救，并且还花了不少银两来打点兰州各方面。
这是1943年秋季了，牢里关进来一个姓边的，此人属于军统方面的特务人员，因为贪污，被判两个月监禁。他是受优待的，可以在牢房间走来走去，还可以帮人买东西以赚点钱。王洛宾知道他很快会出去，就想自己可以脱离苦海的办法。王洛宾见他贪财，可自己没有钱怎么办？兰州又没有亲人。他就对那个姓边的说，我在青海有人缘，马主席都认得我，待我好，你若把我在这里的消息传给青海方面，让马主席知道了，将来我出去，可以给你在青海找个好工作。
这老边把王洛宾给青海驻兰州办事处的信转给了那里的谢主任，谢主任连忙向青海的马步芳汇报。就这样，打通了各方面关节，1944年2月，经过马步芳营救，王洛宾终于活着走出了魔窟——沙沟监狱。从1941年4月到1944年2月，王洛宾蹲了三年国民党的大牢。
客观地说，没有马步芳的斡旋营救，王洛宾的命运不知会怎么样，说不定就是会被拉出去枪毙，或者装进麻袋扔到黄河里去。
二月，王洛宾在兰州的青海驻兰州办事处谢主任那里将息了一个月。三月，马步芳派人派车把王洛宾从兰州接回西宁。“王教官要回来了”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学校军营。
王洛宾是我的朋友，王洛宾是我的人，是我的音乐教官，是我们青海的功臣，是我把他救回来的。我一定要给他好好接风，洗洗晦气，风光风光。想到那个孙步墀因车祸摔死在了华家岭，马步芳恨恨地骂“死得活该，天报应！”
三月的西宁，天气还很冷，但是人们欢迎王教官的热情却很高。马步芳让军人们在东关列队，欢迎王教官。而市民和学生也喜欢王老师，又是这么大的阵势，所以几乎全城出动，万巷一空，整个西宁像当年长安城欢迎苏武回来一样欢迎王洛宾。
马步芳还摆宴席，给王教官接风压惊。席间，马步芳高兴地说：“我们在这搭热烈地欢迎王教官凯旋！王教官是我们青海的光荣！现在，全国各处都在唱一个咱们青海的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连美国都知道咱们这搭了。这是王教官给咱们青海挣来的荣光！我要让全国都知道，我青海有一个王洛宾王教官！”他的儿子马继援也很高兴，在一边小声对王洛宾说：“王老师，真的十分高兴，欢迎你又回到咱们西宁！”一边说着一边泪花闪闪。王洛宾也很激动，说了不少感激的话。王洛宾对马步芳的知遇之情和搭救之恩充满感激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的西宁，军政民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连一些军人都是既训练，又回家种地。王洛宾回来后既做昆仑中学的音乐教师，又在教育厅里做地方干部训练团的教育科长及教导处长，还在马家军队里任军官训练团教官，政工处长，上校军衔。于是，王洛宾成了青海军、政、学界共同的音乐教官，从马步芳到普通百姓，一律称他“王教官”。
后来，王洛宾就是因为这“历史反革命罪”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蹲了15年，受尽了苦难。有人问王洛宾，当时你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为什么还去马步芳那里？王洛宾一五一十地说：“当时我也想回北京，或者到昆明去看望我大姐（注：王慕芳），我们已经有十年没见面了。我本不想回青海的，我想离开西北这是非之地，给我苦难和耻辱的地方，可是我身无分文呀！再说了，马步芳救了我，人家真诚地接我去，我总要知恩感恩知好歹吧？我怎么知道他后来跟共产党干上了呢？他那时可是抗日的呀！”人又问：“那么你对马步芳印象如何呢？”王洛宾说：“社会上有很多传言，说他怎么凶残，又怎么奸淫妇女。这些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是个穆斯林，我看他平时是很严谨的人。他也有文化，爱文化，在我眼里，他的教养很不错呢。至于他和共产党打仗，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马家军很厉害是真的，连彭德怀彭老总都吃过他的苦头。不过最后国民党被打败了，马家军被打散了，打垮了，马步芳和儿子都跑到了台湾。这也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的。共产党还消灭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呢，那都是人呀！你说战争残酷不残酷？！”一个年轻人问：“说起马步芳，我们都说他是刽子手，他怎么会救你，你又怎么让他救呢？”王洛宾说：“你还年轻，不懂，我不责怪你。你想，有个人不幸落水，他需要有人来搭救。这时，岸上有个能救他的人，他不叫吗？他伸过来一双援救的手，求生的本能也会让你拉住这双手呀！你得救了，后来有人告诉你，那个人是强盗，你不应该拉他的手，不该跟他。那好嘛，那当时他就该活活淹死了！——我就是那个落水的人呀，马步芳就是救我的那个人！”王洛宾接着说：“说来也奇怪，我和马步芳还真有缘分，若当年我与他第一次相遇，我不是穿黑夹夹，戴小白帽，而是西装、长发、燕尾服，马步芳一定不会邀请我到青海，那样我的人生道路完全是另一样了，也没有那些‘青海民歌’了，那王洛宾就完全是另一个王洛宾了。”年轻人继续问：“你这是知恩图报的旧思想吧？”王洛宾说：“年轻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得人一饭，理当知恩图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呢！这传统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说了，丢的差不多了。人是复杂的，有时很难用好人或坏人来简单判断，每个政治集团里都有好人和坏人，他们只是政治观点不同罢了，不能用他的政治观点简单判断好人和坏人。就是一个人，不同的时期可能会不一样，同一个时期也可能有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做事要按照自己的判断做，不能人云亦云。汉代的蔡邕蔡伯喈，就是那个蔡文姬的父亲，很有文化的，是著名的汉赋作家。他得到了董卓的赏识，而董卓在历史上是个坏人。董卓死了，执政者不让悼念，悼念者死！蔡邕去哭董卓，结果被杀。蔡邕并不是赞成董卓的政治观点呀！他是为那知遇之情、为一个‘朋友之丧’而哭呀！历史上对此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蔡邕这样做自有他一定的道理，谁能像蔡邕这样呢？很了不起呢！这里面的道理可能你还难以理解。”
说这段话大概是1992年，那个问话的年轻人叫郭德茂，就是本文的作者。
马步芳视王洛宾为才子和朋友，王洛宾视马步芳为知己和恩人。王洛宾以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交友态度对待马步芳，演绎了一场“士与知己”的悲情故事。他为那一段历史和交情付出了15年牢狱的沉重代价。王洛宾一生都感戴马步芳的知遇和营救的恩情。王洛宾和马步芳、马继援的故事还没有完，后面还有延续。
回到西宁的王洛宾把心情安定下来，就立即投入了他钟爱的音乐工作。他出狱后完成的第一件作品，就是人们熟知和喜爱的那首《阿拉木汗》。
“汗”，在维吾尔族的人名中是女性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是“花儿”的意思，“阿拉木汗”是“苹果花儿”的意思。这首歌曲的原初形态是流行在新疆的东疆哈密、吐鲁番一代的维吾尔说唱民歌，它的原生态演唱形式至今还在流传。原生态的《阿拉木汗》是问答式，节奏非常快，充满俏皮和生动。它的大概样态是这样的：
（女）没有见过阿拉木汗（奈），她到底住在哪？ （打听那个叫“阿拉木汗”的漂亮姑娘）
（男）阿拉木汗（奈），她住在吐鲁番以西远远儿的地方。 （故意不告诉自己的爱人）
（女）没有见过阿拉木汗（奈），她究竟长得怎么样？（用暗含嫉妒的语气，侧面烘托阿娜尔汗的美丽）
（男）哎呀呀，啧啧啧，她黑眼睛长眉毛樱桃小口，可爱得很（奈），哎呀呀，啧啧啧，就像一朵美丽的鲜花。
(女)阿拉木汗她到底长得怎么样？有多好看嘛？！（有羡慕、焦急，又含点嗔怒）
（男）哎呀呀，啧啧啧，她那苗条的身材穿上纱裙真漂亮，她的眼睛像天上的月亮一样明亮。漂亮得很（奈），哎呀呀，啧啧啧，就像一朵美丽的鲜花。
这首民歌是1939年冬，在“青海抗战剧团”演出时，王洛宾从维吾尔族商人沙迪尔那里听到的。当时他只是简单地记谱，记了它的大概意思，现在有时间有心情了，就翻出来重新整理创作。
王洛宾几乎是来了个“大挪移”，改对唱为独唱，把前面的“阿拉木汗住在哪里”放在了最后面，又着意写对阿拉木汗的追求来突出其魅力，也突出了爱情的力量和美好。最后，一首几乎是全新的歌曲出来了——
阿拉木汗什么样？
身段不肥也不瘦。
她的眉毛像弯月，
她的腰身像绵柳。
她的小嘴很多情，
眼睛能使你发抖。
阿拉木汗什么样？
身段不肥也不瘦。
阿拉木汗住在哪里？
吐鲁番西三百六。
为她黑夜没瞌睡，
为她白天常咳嗽。
为她冒着风和雪，
为她鞋底常跑透。
阿拉木汗住在哪里？
吐鲁番西三百六。
歌曲写成后，由“儿童剧团”表演，一唱起来，就备受大家欢迎。马步芳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让王洛宾唱了一遍，唱完后，马步芳紧紧握住王洛宾的双手说：“太好了！我没有看错，你是有大才能的人，是我们大西北的大音乐家！你以后的前程好着呢！”他的方言口音把“呢”发成“泥”。这是1944年。
转眼间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西宁虽是个小城，但庆祝抗战胜利的气氛却十分热烈。人们放鞭炮、打太平鼓、舞狮子、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整个西宁和全国一样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庆中。
要准备过1946年的春节了，马步芳把王洛宾叫到自己身边说，“王教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咱们要好好热闹一把！你很有才，施展一下，让咱们西宁好好红火红火！”王洛宾提议搞汇演，由军队、地方、学校编排文艺节目，比赛、表演。取名叫“军民同庆抗战胜利文艺汇演”。马步芳听了很赞成，指示一切照王教官说的办。
马步芳兴致很高，他要组织自己的卫戍部队参加演出，而且决心要出彩，要拔头筹。但是上什么节目呢？马步芳没有了主意，又找王洛宾商量。
王洛宾认为在西宁这个地方，老百姓最喜欢“花儿”，你要是搞“洋东西”一是没那个条件，二是老百姓也未必接受。如果能把青海的“花儿”推陈出新，弄出花样，一定能大受欢迎。他的意见得到马步芳的赞成。
但是“花儿”老土，西宁的人天天都有人唱，听惯了，怎么出新呢？马步芳又犯了愁。马步芳别看是个军人，是个武夫，可他很喜欢文艺，很有点艺术情趣，他还专门请王教官教儿子马继援弹钢琴唱歌呢。
王洛宾知道马步芳喜爱“花儿”，就让他唱家乡的“河州花儿”，希望从中有所发现。马步芳开始时不好意思，但是唱着唱着就放开了。王洛宾觉得有用的，就赶紧记下来。
马步芳唱的“河州花儿”有荤有素，有的文雅些，有的很粗俗。王洛宾说不要紧，尽管唱。马步芳唱了什么“二妹子好来实在好，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还有什么“这么大的窗户这么大的门，这么大的姑娘不嫁人。”王洛宾笑着说“这是土匪的歌嘛！”马步芳也不生气。马步芳还唱了什么“情哥哥，小肉肉”等等。唱着唱着，王洛宾叫马步芳停下来。
问他，“这叫什么歌？”
马步芳感到很奇怪，“这就叫花儿呀！”
“唱的是什么内容？”
“儿娃子少年和花骨朵姑娘呀，你连这都听不出来？”马步芳疑惑不解。
“它没有名字吗？”王洛宾问。
马步芳想了想说，“那就叫我们回族的四季歌吧。”
王洛宾问：“这是谁写的？”
马步芳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瞎编下的，我自己喜欢，很少给人唱。”
王洛宾问：“你能编歌？”
马步芳说，“我是根据我们家乡的调调子瞎唱，让王教官笑话了。”
王洛宾说，“这首歌不错呢！来，咱们一起琢磨琢磨。”
就这样，经过几小时的切磋，应该署名马步芳词、王洛宾曲的这首《花儿与少年》歌曲写成了。为什么说是马步芳作词呢？因为词的基础是马步芳编写的，王洛宾只是提出了修改和润色的意见。为什么是王洛宾作曲呢？因为他把原来粗糙散漫、不成曲调的芜杂成分去除，按照规范音乐的标准重新进行整饬、再创造，使它完美和定格。
王洛宾说，“就用这个歌做节目，一定精彩！”王洛宾的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但是这表演唱叫什么名字呢？《四季歌》？不够响亮。马步芳说，“那就叫《花儿与少年》吧。花儿，既是我们的青海民歌叫花儿，又是姑娘如花儿，少年，我们这搭把尕娃子、小伙子叫少年，就叫《花儿与少年》吧。”王洛宾一听有道理，就把他歌谱上面的《四季歌》三个字划掉，写上《花儿与少年》。
春季里么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年轻轻个女儿家呀踩呀么踩青来呀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托一把手过来
夏季里么就到了（这）女儿心上焦
石榴花个籽儿结的赛过红玛瑙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亲手么摘一颗
秋季里么就到了（这）丹桂花儿香
女儿家个心儿上啊起了个波浪呀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扯不断情丝长
冬季里么就到了（这）雪花满天飞
女儿家个心上是呀赛过那雪花白呀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认清了你再来
1946年的春节，西宁南广场上的《军民同庆抗战胜利文艺汇演》开始了。军人、市民、从远处赶来的各民族群众使广场显得人山人海。欢乐的竞赛的气氛非常热烈。前面的节目一个接一个，掌声笑声不断。
这是最后一个节目了，是歌舞表演《花儿与少年》。帷幕拉开了，八个面目姣好的妙龄姑娘和八个英俊潇洒的回族小伙操着浓重的河州口音唱着跳着登上了舞台。偌大的广场一下静了下来，人们惊呆了。那桃红的扇子，水绿的裤子，俊俏的脸蛋，轻快的身姿着实令人惊艳。只见他们一边唱一边跳，姑娘妩媚多情，小伙诙谐幽默，广场上的气氛又变得轻松热闹了。人们指指点点，说着笑着。当表演完毕，立即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演员们在掌声中登台谢幕时，八个扮演姑娘的小伙子摘去头上的彩巾，人们发现原来是八个小伙子扮演的，掌声和笑声又一次响起来，久久不能停息。
这个节目成了西宁人经久议论的一个话题，说那歌唱的太好了，舞跳得太好了，他们知道八个姑娘是由八个青年军人扮演的，就把这个节目简称《八大光棍》。
这个节目夺得了汇演的第一名，西宁人心服口服。不是因为马步芳的卫戍部队，也不是因为马步芳的威势，而的确是因为它在所有的节目中最精彩。当然他们也动了不少心思，排练不让外人看，由音乐教官王洛宾从战士中挑选能歌善舞的人用心指导，所以在演出时一炮打响。
马步芳当然很高兴，他专门设宴，请了所有演职人员和筹备组织人员，来庆祝春节汇演的成功。
很多年后，王洛宾受难了，但《花儿与少年》却走红。不知就里的人只知道是“青海回民民歌”，但不知道它成型的真实背景。还有人以为是由青海“花儿王”朱仲禄创作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朱仲禄，生于1922年，卒于2007年，他比王洛宾小9岁，卒年晚于王洛宾，是王洛宾的朋友，他们1940年代就相识。朱仲禄出生在青海南黄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堡永安村，是当地著名的“花儿王”。1956年冬，全国音乐舞蹈在北京汇演，朱仲禄和作曲家吕冰、舞蹈家章新民改编创作了歌舞《花儿与少年》，这是由三部分音乐组成的，一部分是民间小调《蓝桥会》，一部分是《五更调》，主体部分就是这《四季歌》，而舞蹈动作也是来自“八大光棍”，连节目名字也是取自当年马步芳拟定的“花儿与少年”，因为原生态的民歌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新”名字。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就说它是“青海民歌”，根本不说原创是怎么回事。朱仲禄从来没有说他是《花儿与少年》的原创，在王洛宾生前和死后他都没有说过。青海那么多人，老人都是知道这两个版本的歌舞的来龙去脉的。朱仲禄和王洛宾是同时代人，一生也是既坎坷又丰富，诚如人们对他的评论，是“鲜花与掌声相伴，牢狱与批斗相连。”他也属于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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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何罪之有啊”正当王洛宾满怀信心进行创作时，一场始料不及的暴风雨正向他袭来。
１９６０年初，王洛宾被关押了。
坐牢１５年，１９７５年５月王洛宾出狱后，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上访、申诉后，
政府按照实事求是的方针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军职。
王洛宾在平反座谈会上说：“我领教了‘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的锻造过程。我犯了什么错误？就是我培养的十四、五岁的小学员，在‘高人’的利诱、威逼、恫吓中，女孩子们吓得哇哇直哭，每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姑娘编造了一段和我的对话，‘高人’把这些胡乱编造、逻辑混乱、幼稚不可信的言论摘录、拼接成篇，就成了王洛宾反革命的罪证，一判就是十五年。这些小姑娘转身就向我赔礼道歉，承认了错误，为什么领导置若罔闻呢？因为我向彭德怀司令员报告了他们嫖风的事，罪有应得啊。”王洛宾无论是不满，还是嘲讽，把所谓“王洛宾反革命罪行”的真相和症结突然亮相于世人面前，让善良的人们看清了真善美，辨清了假恶丑。历史啊，为什么恶人易横行，好人易受辱呢？
经过１５年漫长的的劳动改造，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王洛宾刑满释放，外加剥夺政治权力５年，暂时安排在监狱就业队工作。
不久回到了子女们的身边，住在了二儿子海星家里。……
新疆军区军事法院经过对王洛宾事件的甄别，推翻了加在王洛宾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为王洛宾平反昭雪，发出了刑事裁定书。裁定书指出：“王洛宾，男，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本人成分旧军官，１９４９年９月在青海解放时入伍，原系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声乐教员。
１９６０年４月因反革命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剥夺政治权力５年。”
经复查，“原定王洛宾‘于人民为敌，仇恨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是从王的日记和揭发材料中摘录的，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性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分析的；‘向学员灌输反动文艺思想，荼毒青年’问题不能成立；抄错和教错歌词的问题属于笔误和口误；‘借职务之便亵渎、玩弄女青年’亦不能成立。”
１９８１年７月６日，有关部门讨论决定，为王洛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军籍，任命王洛宾为部队文工团艺术顾问。８月１日，时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李宣化，当面向王洛宾宣读了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关于王洛宾平反的决定》，并说：我军战争年代培养了成百上千的将军、成千上万的英雄，但是还没有培养出几十个、几百个著名艺术家。而几十个、几百个文学家、艺术家、画家、诗人，对于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无疑是并不多。所以我们要爱惜将军，也要爱惜文才。我们容易爱惜、尊重、照顾一个退伍将军，却不容易去爱惜一个作家、艺术家。现在是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为此，新华社发了《王洛宾平反后各界都高兴》的文稿。王洛宾听到这个消息，连夜又写了一首歌《我拨起琴弦》。
王震司令员很器重王洛宾
新疆军区副政委张明儒少将参与了王洛宾的平反问题。他回顾说：１９４９年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解放了青海省准备进军新疆时，王洛宾就成了知名人士。听说他是水平很高的艺术家，王震司令员很器重他。在青海入伍不久，就被王震司令员任命为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文化科的副科长，团级干部待遇，骑大马，吃中灶。我当时在第一兵团所属的第二军作基层政治工作，把这件事看成是执行政策的典范。不久一兵团政治部通知部队学唱王震司令员作词，王洛宾谱曲的《凯歌进新疆》这支歌，更是美名笑传。我们是在１９４９年冬季，徒步行军到达喀什的，冒着风雪走一路唱一路，真是凯歌进新疆。张明儒少将说：１９８５年，王洛宾在新疆军区政治部下属的文工团工作，他给军区政治部写了一份很长的申诉信，就他在前一次平反时遗留下的问题提出解决的要求。对于这样一位难得的有志气、勤劳作、肯奉献、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经党委讨论予以彻底平反，全面解决了过去的遗留问题。
张明儒少将还说：１９８６年，王洛宾向组织上提出了一个很实际而又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住在文工团的旧房子，每晚几次小便都要穿上衣服下楼来，这对于一位７０岁的老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尤其是冬天。文工团本身住房很紧，实在难以调整。进干休所条件还差一些，党委研究认为，王洛宾１９５７年就是文艺八级，１９８３年调整为文艺七级，显然是低了，所以党委确定由文艺七级调整为文艺六级，这样他就可以作为师级干部待遇进干休所了，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张明儒少将最后说：当时对王洛宾的宣传逐步升温，报刊、广播、电视有不少报道，王洛宾不只在国内大有名气，国际友人、华人知道王洛宾的也越来越多。１９９０年１２月新加坡邀请王洛宾演出访问，是否同意出去？出去后表现如何？出去后能否回来？这都是需要领导慎重考虑的问题。基于对王洛宾同志的了解和信任，军区还是同意了王洛宾的出访。报上级批准后，他就顺利地出国了，而且是连续几次走访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１９９４年６月在美国的演出访问，演出更是轰动。美国报纸发表特号专刊，称王洛宾是“中国民歌之父”。在联合国总部为１５０个国家的大使进行了专场演出，李肇星大使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201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