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文革开始不久学校就放了暑假。到后来”复课闹革命”我们有八个月的时间一天学没上。在当”失学儿童”的日子里，我们大院有一个”革命造反队”，是居委会，小脚侦缉队授命院里的几个中学生组织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初中生，人家高中生不跟我们玩儿。造反队的条件是不要”黑五类”。我们院儿知识份子成堆，没有几个根红苗正的”红五类”，连造反队的领导们都不是，所以只好降低标准了。开始我是造反队的成员，不久我也变成了”狗崽子”，被造反队踢了出来。
我们院儿的革命造反队没有什麽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行动，那几个初中生写过几张大字报, 我们这些小学生只会跟在后面瞎哄哄, 居委会给我们的任务是唱歌，跳舞, 学毛主席语录,但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吵架。居委会的背后是派出所的片警，造反只是个幌子，其实是怕这麽多teenager没学上，惹事生非。管我们院儿的片警姓白，每次院里来了抄家的他都会出现。
小时候一直以为文革是群众运动，后来才明白其实这场所谓的群众运动一直在掌控之中。那些无法无天的混乱并不是因为政府管不了，而是不想管，甚至政府自己就是背后的推手。
哎呀! 一不小心, 离题万里，赶快打住，咱还是莫谈国是谈养鸡的故事吧。
我们院儿的小玉和我同岁，当时她爷爷的头衔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资格参加造反队。我被造反队踢出来以后就和她结成了死党，天天在一块儿玩儿，一玩儿就玩儿了半个世纪。尽管大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没心过日子也没心管孩子，我们这些小孩儿少年不识愁滋味，充份发挥主观能动性，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去寻找那个失去了的属于自己的世界。养鸡的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那时还没有批判小生产，常有京郊的农民把家里自己孵化的小鸡雏小鸭雏用自行車馱到城里来卖。有一次，大门外来了卖小鸡的，我和小玉一起买了十几只，隆重开始了第一次养鸡的实践。
还是在文革前,我从当时已停刊的>上看过，说是辨别小公鸡还是小母鸡有一个窍门: 倒提起小鸡的两条腿，如果小鸡拼命要抬起自己的身子的是母鸡，相反，小鸡身体下垂，大声抗议的是公鸡。
按照这个原则，我和小玉挑了十几只”小母鸡”，用一个装鞋的纸盒捧了回来，每天喂它们玉米面和剁碎了的小白菜叶，憧憬着这些小绒球长成又肥又胖的大母鸡，生出又圆又大的鸡蛋来。
一个星期天，小玉和姐姐小虹要去北大的伯父家玩儿几天，由我全权负责照管小鸡。傍晚，我一边把小鸡们放出来放风，一边和院子里的小孩们玩儿。妈妈叫我吃晚饭，我回到屋里刚吃了一口饭，就听院子里小孩们叫我，小二，你的鸡死了。我赶紧跑出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和小玉最喜欢的一只小鸡倒在地上。这只小鸡与众不同，它的头上有一撮绒毛微微突起，有人预言，这只小鸡将来会长成一只凤头大母鸡，所以我跟小玉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小凤头。现在小凤头不知被谁踏上了一只脚，扁乎乎的，再也长不成凤头大母鸡了，再说小玉回来我怎么跟她交待呀！今晚睡在未名湖边的小玉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她心爱的小凤头将要睡在冰冷的地下。我气急败坏，捧着小鸡温热尚存的尸体哭了起来。小孩儿们停止了吵闹。忽然，一个叫小勇的男孩儿以一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大声嚷到:”哪个孙子踩死了鸡？”他刚说完，一个叫王恒的更小的男孩儿就委委屈屈地说：”你干嘛骂我呀？＂我忍不住又笑了。王恒意识到自己犯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错误，吭吭吃吃地说，我明天去永定门……不知道他为什么认定小鸡来自永定门。可是他那么小，才一年级，我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永定门呢，只好抽抽哒哒地说，别，你别去永定门。后来有一个小孩儿从家里拿来一个纸盒，我在里面垫上厚厚的棉花，让小凤头舒舒服服地睡在上边。小孩儿们有的拿煤铲，有的拿花铲，七手八脚挖了一个大土坑把小凤头安葬了，我还在小凤头的”坟墓”上插了一个小木牌以供小玉回来凭吊。
由于我们的养鸡技术实在不高，继小凤头非正常死亡后我们的鸡群继续减员。有的小鸡病死了，有的被野猫拖去当了点心。最后只剩下一只黑色的小绒球经磨历劫顽强地活了下来。小黑越长越大，长长的脖子，长长的腿，头上的鸡冠又红又大__
它是一只公鸡。虽然收获又圆又大的鸡蛋的理想破灭了，可是我和小玉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硕果仅存的小东西。
小黑开始学本领了。每天早晨东方发白，大约只有四点多钟，我们的劳模就伸长了它那羽毛未长全的脖子叫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到了中午还在不辞辛苦地练习。这初学报晓的小公鸡的啼鸣非常响亮却一点儿也不好听，更何况即使它能够唱得委婉动听，早晨四点钟就唱也休想得到群众半句恭维。不到一个星期，我们俩的妈妈都说这只鸡不能留着了，别人会提意见，说我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和小玉虽然年纪小但是都明白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意味着什么，所以谁也不敢说不。可是我们又舍不得从小绒球养大的小公鸡，还想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我们家住的灰砖小楼的一楼有一个楼梯间改成的厕所，有门没窗，黑呼呼的,白天进去也必需开灯。邻居刘大娘是一位很好的老人，总是把这个公用的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连白瓷的便池都经常用肥皂粉，去污粉擦洗得象新的一样。
忍不住说点题外话。这位刘大娘在邮局工作，个子不高，软软的山西口音，会做各种各样的山西面食。谁也看不出来这位温和善良，一点儿也不起眼的老人也曾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刘大娘和刘大爷都是学生时代就参加共产党的热血青年。抗战时期刘大娘是一个游击队的政委，游击队被日本人打散了，刘大娘和刘大爷都被日本人抓起来关在监狱里，九死一生才逃出来，逃到了日本人没有打到的兰州，从此失去了组织关系。揪军内一小撮时，我们院儿来了两个搞外调的军人，找刘大娘调查当年的游击队长，我才知道刘大娘原来不是等闲之辈。当时游击队长是一位将军，政委刘大娘在街上卖报，卖的是蒯司令的清华井冈山报。刘大娘游击队的人可能有人早就被日本人消灭了，成了烈士, 连报也卖不成了。刘家的两个大哥哥都是高中生，跟我们不是一溜子的，对这场运动冷眼向洋看世界，一点儿也不激进。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时刘大娘没事，可能是因为人太好了。刘大爷他们单位把刘大爷关起来，审查刘大爷那段历史。刘家的人都很着急，没有人忙着划清界限。不能说了，刘家的故事可以写一个单独的长篇，咱还是接着说拯救小公鸡的事吧。
楼梯间里，楼梯下面那个越来越矮的三角形空间人站不进去，放进几只鸡去却绰绰有余。我把小黑住的箩筐搬进小黑屋，每天傍晚把小公鸡关进去，到第二天早上太阳高高升起，人们正常起床时间才放出来。小黑一见到光亮立刻迫不及待地叫起来，象以前一样响亮，象以前一样难听，但是却不再扰民了。这样试了几天效果很好，我和小玉都以为这下小公鸡保住了，乐得合不拢嘴。没想到，我的小聪明却酿就了我们养鸡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事故。
一天晚上不知谁用完了厕所忘记了随手关灯。小黑睡了一觉后被灯光刺醒了。它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天亮得这么早？它还很困,可是它是一只一向忠于职守的报晓鸡，天亮上班对于它来说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它叽叽咕咕地抱怨了几句就挣扎着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怪声怪气地叫起来,一声，两声……这时午夜刚过，万簌俱寂，小黑的叫声飞出了小灰楼，飞进了大院里家家户户人们的梦乡，其效果绝不亚于二，三十年前高玉宝打工的地主周扒皮所导演的半夜鸡叫。(现在又听说，其实周扒皮不过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没干过这么mean的事。)
星期天中午，小黑终於摆上了我家的餐桌。我叫小玉去吃鸡肉，小玉哭丧着脸一个劲地摇头。我也不想吃那鸡肉，就留在小玉家吃了午饭。
来到美国以后发现养宠物的很多，养猫养狗自不必说了，听说还有人养猪，养鳄鱼，我们在马里兰时的邻居养了一只漂亮的大鹦鹉，可是我却一直梦想养几只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