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届的分配可能是受六四影响最大的。六四发生后，上一届的分配基本已经结束，不可能再做大的调整。而我们这一届，到三线和基地的名额明显增多，研究生也不是报考，而是必须经过推荐和保送。
老公在大学时的理想一直是做一名大学教授。他应该说还是蛮聪明的，换句话说他的思维方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说这是“基因突变”的后遗症。尽管这几年他一直沉浮在爱情的漩涡中，但成绩还是不错的，在班里名列前茅。
当时班里保送研究生的名额有三个，老公的成绩正好在班里排第三名。但是另一位学习一般的同学，因为政治加分和其他种种原因，排在了他的前面。这对老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要知道，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有可能意味着一生道路的改变。
老公以他不轻易服输的性格，踏上了捍卫自己前程的征途。
他走访学校各级办公室，主管老师，认识他的教授，详细了解排名规则和保送程序，写陈述报告，还很学究地指出政治加分的算法漏洞和不合理性。事情越闹越大。要知道，理工科院校有很多从农村来的学生，不少年轻教师的家也是农村的。老公的情况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提出了折中方案，不能保送他上研究生，但保证将他分配到北京。老公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坚持要得到他认为是属于他的东西。
这段时间，他时不时来找我倾诉，虽说我对他的境遇表示同情，但真的不知道他这样闹下去会有怎样的结果。
后来，不知是天意，还是有人幕后安排，班里保送研究生的名额扩大到了五名。这样老公如愿以偿地被保送研究生了。
接下来就是要找接收单位。老公的目标自然是北京。记得那年寒假我们是一起坐火车回北京的。我回家，他去联系学校。
应该说老公是很幸运的，这要特别感激那些曾无私帮助过他的教授们。他一个穷学生，素未平生，身无分文，只凭一封推荐信，一个清华的教授让他在家里住了两周，还热心地带他参观相关实验室，介绍他结识相关教授。他还走访了另一所大学。本来办公室的人给他推荐了一名年龄较大的著名教授，他却主动求见一位刚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教授。两人见面后，教授欣赏他的犀利，自信和聪明，加上教授本人也是浙江人，两人相谈甚欢，一拍即合。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大学的最后两个月，校园里浮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氛围，轻松，不舍，激动，惶惑。。。有要到大城市奋斗的喜悦，有要天各一方的情侣的悲伤，还有分到偏远地区的迷茫。几乎一天一个新闻，一天一个变化。
我们的恋情因着老公要到北京读研究生而变得明朗了一些。我们一起去松花江游玩，到教化街边的小餐馆烛光晚餐，我们享受着青春的快乐，无忧无虑。但我那颗年轻的心好像漂浮在空中，始终没有安定下来。
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家。身边环绕着亲人，朋友和同学，在工作单位又结识了一帮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我又有些犹豫了。
这时，老公生病了。
老公的恋爱奋斗史（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