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存在的，只是人们有时常会得出错误的因果结论，其中一种情况是会如休谟指出的那样把时序的现象解释因果的关系，另一中情况将特点条件下的因果关系推广到其它的不同的条件下所产生的困惑，还有一种情况是前两种情况的混合体。先谈第二种情况。大家耳熟能详的鸡和蛋的悖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人类不具备生物进化的知识之前，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所谓的千古疑题一直是逻辑上没解的悖论。当人们知道了地球上原本既没有鸡也没有蛋之后，不论鸡和蛋是怎么在进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逻辑上来说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悖论了。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因为鸡生蛋（不考虑人造假鸡蛋的情况），鸡成为了蛋的因，再因为蛋孵出鸡来（不考虑克隆的情况）鸡又成为了蛋的果，也就是说在现实的局部情况下，蛋为鸡的因与鸡为蛋的因都对，但是如果硬要把这个在现实生活中的因果逻辑上推到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那么就不对了，那就是要把现实中的一个因果关系运用到它所不成立的条件之中了，所以就产生了那个鸡和蛋的悖论。
再来谈休谟所指出的混淆了时序与因果的现象，也就是把完全没有因果关系的表面上先后时序不同的事件视为因果，这是一种逻辑上过于简单的情况。比如有人每天在太阳出来之前唱歌，结果你说他把太阳唱出来了，这就属于休谟所说的那种情况。
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前两种情况的混合而产生错误的因果结论的情况。也就是把彼此之间有一定影响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这里要举的例子就是本文标题中提到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关系。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价值观对于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很多人在很多时候就把这种影响夸大上升到必然的因果关系。比较典型的就是人们常会在带有政治色彩的道德说教中强调价值观决定了思维方式，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大陆的文革时期的历史资料就可以发现那个时期的政府在政治宣传中把价值观作为了思维方式的决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那种强制性的思想环境下，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之间确实有很大的相关性，因而普通百姓可能不会察觉这里有什么逻辑上的不妥。但是一旦脱离了那样的强制性的思想环境，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之间的相关性就会大大下降。最近我在网上与有位网友的交流中发现他否认自己相信“科学至上”，这表明在价值的层面上他不认可甚至鄙视“科学至上”这个概念。但是在与他的交流中他的言论却充满着一切都要服从科学的标准而且科学能够揭示一切的“科学至上”的思维，这表明他的实际思维方式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之间的矛盾其实在人类世界非常普遍，在海外华人网站的网站上我们也常看到人们在批某种文化特色的时候使用的就是那种文化特色语言和论证模式。当然这里可能存在着中国人常说的“贼喊捉贼”的情况，即有人自己喜欢抬杠却要指责他人抬杠，自己从不认错却要指责他人不认错的情况，但是更一般地却是自己很难摆脱自己在价值观层面上不喜欢的思维方式。即便是那种贼喊捉贼的情况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正是自己所不屑的那种情况。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有必要指出价值观的改变对于思维方式的改变确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是人们的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光有表面上的价值观的改变是不够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在每一个思维细节的价值观上都发生了改变，那么他的思维方式一定改变了。但是，那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现实中人们的价值观的改变是从抽象的整体慢慢地渗入具体的细节之中的。这个过程有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儿。另外，人们的思维惯性恐怕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虽然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固然比年轻人更难改变，但是年轻的时候已经形成的思维方式如果没有特殊的环境的影响也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在上面提到涉及到“科学至上”的思维的讨论的例子中，对方是一个大概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他博客置顶文章中表明了自己对于哲学的热爱，而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写的一篇关于什么是哲学的文章。尽管他写了很多表面上听来满有激情挺有道理的话，文中出现的“哲学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并接受科学的检验”这样一句带有“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特色的话有可能表明他对哲学和科学的意义缺乏基本的了解。既然他标榜自己热爱哲学，那么我就拿他文中的这句话出来和他讨论，果然对这句话的讨论引出了他的一整套“科学至上”的言论---尽管他明确反对“科学至上”。在讨论中，他一开始先是要以理服人，所以从逻辑上为自己辩护，引用了休谟的经验决定认识的观点，当我指出经验决定认识并不等同于科学决定认识之后，他可能觉得从理上说不通了，便用诸如“他本不是学哲学的，对哲学兴趣也没有那么大，人没有完人，他也一样，以及他写的是他自己的思维，别人管不着”这些可以说是属于情这方面的理由来为自己文章在逻辑上的漏洞进行辩护。当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中国自古以来为大家所熟知的论战策略，只是他的辩论本身表明对他来说逻辑上是否说得通不重要，而证明他自己有道理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