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爱国志士“七君子”之一。他生于1902年，逝世于1971年。他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习成绩优异，1929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离美去英，入伦敦经济学院。1930年5月离开伦敦，游历欧洲各国，访问苏联，然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王造时先生的一生是奋斗和苦难的一生。他是反对黑暗和专制，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爱国志士。
当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正在清华读书的王造时就积极地投入了。他不怕枪杀坐牢，组织上街游行，发表演说，举行罢课，竟被捕入狱。他在《王造时自述》中说：“我代表清华参加，又被拘捕。通过五四运动和两次被捕，爱国主义深入我心，从此以后，反 帝爱国运动我无役不从，几十年如一日。”当时，王造时已在《清华周报》、《民国日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为爱国反帝呐喊助威。
从美国、英国留学回国后，王造时抱着满腔热忱，希望报效祖国，有所作为。但他目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人民困苦，没有民主，他的心一下沉下去了。有人叫他做官，他拒绝了。他决定去教书，同时也可以继续谈政治，发议论。“九·一八”事变后，发表《救亡两大政策》，主张对外实行抗日，对内实行民主，并与章益，谢循初等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和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一·二八”上海战事爆发，他积极参加支持十九路军的工作，并受推举，代表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和留沪国难会，前往北京，督促张学良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以解上海之危”。他推辞去见蒋介石的邀请，主编《主张与批评》，因发表进步言论被查禁，又创办《自由言论》，发表《我们的根本主张》、《安内必先攘外》等文章，“主张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学的文化，反对反动派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和独裁。国此《自由言论》又遭查禁，他被列入暗杀名单，生活和生命受到威胁。1936年，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他任常务理事和宣传部长。11月22日，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和王造时等七位上海爱国志士以“危害国民罪”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在“七君子”中，王造时年纪最轻。直至1937年7月，日帝发动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日热情进一步高涨，蒋介石在庐山宣布对日抗战，并下令释放“七君子”。
出狱后的王造时，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去，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他就马上参加后援活动，反对向日投降妥协。1939年底，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了卖国协定，王造时于1940年1月的《前方日报》上，发表《汪逆精卫卖国协定的分析》，以无畏的气概，打击投降活动。在中国八年艰苦抗日战争中，王造时一直为一致抗日，反对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推进各种民主改革，殆精竭虑，努力奋斗。1941年，救国会因苏联与日本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认为这是苏联牺牲中国利益，打击中国的艰苦抗日以保全自己，于是推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这是出于爱国的行动，但是后来却成为王造时反共反苏的铁证，蒙受不白之冤。
抗日战争胜利了，王造时先生又投身到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支持学生反战、反饥饿等爱国民主运动中去，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致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公开信》，反对美国的扶蒋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造时欢欣鼓舞，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七君子”中的人很多都去北京做了部长，而王造时却被冷落失业，后受陈望道先生聘请，成为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后转为历史系教授，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主任。他知道党对他的《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有误会，加上他夫人的病逝，两个儿子患精神病，大女儿因病休养在家，经济拮据，精神苦闷，本来喜爱发言论、写文章的王造时先生，就变得沉默消极了。
1957年，党进行整风，号召大鸣大放。王造时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其中言论，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却硬说它是自比魏征，向党进攻。同时，他又发表了《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和《进一步建立民主法制秩序》等文章，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他被定为大右派。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王造时先生早已于1960年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仍然在劫难逃。1966年11月21日，王造时在遭到无情的批斗、抄家之后被捕，受尽折磨，于1971年8月逝世，终年68岁。
王造时先生品德高尚，学识渊博，铮铮铁骨，不畏权势，光明磊落。他不死于反动派的屠刀，却死于“四人帮”的魔爪，岂不痛哉。
“四人帮”被粉碎了，王造时先生的冤案也得到了昭雪。1980年8月20日，上海市各界为王造时先生举行了追悼会，他的骨灰安葬在龙华上海烈士陵园，与邹韬奋和李公朴一起。悼词说：“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推倒了‘文化大革命’中强加在王造时同志身上的莫须有罪名，已于1978年12月为他平反。关于1957年的错划右派的问题，复查后已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改正，恢复名誉。”
历史是公正的。王造时先生应含笑九泉了！
（本文曾发表在国内的报章上，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本人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本人受其委托将此文转发在海外网站上）
